杨雪冬:形式主义新变种之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4 次 更新时间:2013-09-21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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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  

每隔一个时期,党内都会兴起反对形式主义的运动。尽管人人都深知其害,身受其害,但是形式主义依然一有机会就会兴盛起来,并且式样不断翻新。一些官员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依然无法摆脱形式主义,甚至还陶醉其中。

中国很多形式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变种

形式主义成为痼疾,让人上瘾,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任何政治体系的运行,都需要一定的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些形式,作为认知的符号,用以实现政治沟通和显示权威的存在。在现代政治中,形式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科层制作为现代政治执行的核心制度之一,强调的是程序、规定、文书等,这些因素都需要以标准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形式化是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前提。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意味着人们的行为要遵守更多的程序性规定,履行更多形式性要求。这就使得现代政治是高度重视形式的政治。

形式是必要的,但如果唯形式至上,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然而,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集中体现为对于程序规定的刻板遵循,脱离实际的一味实施。在中国,形式主义远不止这一种,更多的形式主义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变种,并且传统人治的色彩更浓。对形式的追求,不是为了遵守制度性权威,而是为了投某些更高权威个人所好或者向下级炫耀权威,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好处或者优待。虽然这些形式主义也是在彰显权威,但是彰显的是个人权威,牺牲的是制度权威,提升的是个人利益,破坏的是公共福利,是一种后果严重的消极腐败。

形式主义常反常有、常反常新,已升级为精心设计、有意而为的东西

正是因为形式主义可以给某些人带来利益,因此不断激励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使得形式主义常反常有,常反常新。这充分说明形式主义已经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而是升级为精心设计、有意而为的东西。

习近平在《关键在于落实》一文中列举了形式主义的多种最新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上级的。或者是为了吸引上级的重视,获得个人升迁上的更多优势,比如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是为了弱化上级的要求,规避问题和风险,比如将规章制度高高挂起、形同虚设,在落实上级要求的时候,习惯于靠会议落实会议、靠文件落实工作。第二类是针对下级的。或者是为了向下级显示自己的权威,比如热衷于看风向、赶时髦,喊不着边际的空口号,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求大轰大嗡的所谓“规模效应”,搞各种形式的检查考核;或者是为了应付下级的各种诉求,比如下基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不去深入了解群众真实的情况和要求。无论形式主义有多少种变身,但共同特征是一致的,即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

多重现实原因导致形式主义滋生

导致形式主义滋生有多重原因,其中以下四个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长期执政意识不强,责任意识错位。这些人精神懈怠、思想松懈、理想缺乏,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执政团队一员的角色意识,但有强烈的经营自我、享受当下、规避风险的思想,因此在责任履行过程中经常会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用眼前短期利益代替全局长远利益,用上级领导喜好代替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这些思想认识是长期形成的,不时会受到社会环境、制度机制的强化,从而使一些人更加明目张胆地大搞形式主义,并相互竞赛。

其次,职责履行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必须承认,中国的各级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过大,既没有形成明确的边界,也缺乏有效的制约。这就为他们行为的随意性提供了制度性条件。当前的形式主义很多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每一个领导都会有不同的偏好风格,导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干部对上负责,对下卸责。干部的流动性较大、调动提拔标准掌握不一、因人而异,诱发了干部行为的短期化或放任性,为了早点提拔大搞政绩工程,看到升迁无望,就放任自流。监督检查虽然覆盖面越来越大,程序越来越多,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检查结果与干部任用联系性不大,结果导致各项监督检查流于形式。因此,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条件下,形式主义就蜕化为滥用权力,产生了深远破坏力。

第三,政策制订缺乏科学民主。中国是集中体制,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会产生上级政策在执行中悬置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社会利益价值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政策制订面临越来越多的约束,需要考虑多重因素,以加快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步伐。如果继续靠口号的号召,少数人的灵机一动、甚至“拍脑门”、“一言堂”,那么虽然方向正确、效率很高,但是粗放随意的政策制订必然带来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或者政策制订不考虑实际情况,设定的目标脱离了具体条件,无法实施,诱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政策虽然意图很好,但是执行的督促和评估乏力,很容易被下级应付过去,甚至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

第四,媒体时代的聚焦效应。媒体的发达,有利于人们识别形式主义,但也为新的形式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把善用媒体扭曲为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造势”,宣传超前于行动,宣传大于行动,形成许多政绩泡沫。往往是事情未做,就大肆宣传,一点小作为,就夸大为创新、开拓、重大突破。各种宣传活动虽然热闹,但是实际行动的效果有限,甚至在宣传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资源,竟大于所解决问题所需的,最终是本末倒置,问题依旧。

不能以过去裁剪当下,许多形式主义本是早就应该革除的陋习

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显得更加迫切。如习近平说,“搞形式主义,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因此,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自己作为执政团队一员的身份,不能面对问题,应付敷衍,面对诱惑,放弃理想,面对风险,随时“跳船”。要通过改革激励制度,比如健全授权机制、坚持任期制等,让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家国责任,这样才能从全局、长远看问题、解决问题。

同样,要破除长期执政形成的陋习。中国社会成长的速度正在超越执政者变革的速度,他们对于外部世界更加了解,对于未来有着更明确的憧憬,自身的创新不断升级。相比之下,一些旧的体制机制并没有破除,长期形成的习惯已经成为陋习。在很大程度上,许多形式主义本是早就应该革除的陋习。比如内部信息自上而下层层传达的方式,虽然显示了权威,突出了隆重,但是在信息社会中,反而导致内部人不如外部人了解情况快,也造成了信息传达的层层截流或扭曲。因此,要针对社会的发展要求,对长期形成的习惯做法进行彻底清理,好的总结为制度,落伍的要坚决废止,不能用惯例说事,更不能以过去裁剪当下。

最终,还是要有效制约权力。一方面要切实推进改革,划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执政党的关系,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约;另一方面要提高监督的效力,让权力在阳光在运行,在笼子里工作。受到有效约束的权力,多半无法把形式主义放大为任意行为,或奢侈浪费。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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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9月下(总第41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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