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轩磊:日本右翼思想源流——尊王攘夷、天皇主权、排西蔑中、爱乡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3 次 更新时间:2013-09-17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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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轩磊  

2012年对日本社会而言,极不平静。从钓鱼台岛屿主权之纷争开始,到冬天日本众议院解散,进入大选。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下台,自民党大胜,新政党“日本维新会”成为第三大党。可以说,2012年的钓鱼台事件,强化了日本政治“向右转”的趋势。正因如此,晚近我们经常听到“日本右翼是否会重新兴起?”这类提问。2012年钓鱼台事件的要角之一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是日本维新会本次参选的重要领袖,长久以来便深具右翼色彩;现任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也多有偏右言行,如声称“要重新检讨村山谈话”[1]。近来,关于日本“国家定位”的议论又不断被提出,诸如:日本是否为正常国家?是否应该修宪?是否可以拥有军队甚至核武?日本对美国、对中国应采取何种立场?等等。值此日本国家路线选择之际,也正是我们对日本右翼建立更深理解的机会。

本文所称“右翼”一词,在中文里有时称为右派,指的是较为保守、传统的立场;在日本,则常指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本文讨论的对象,专指政治上和对外关系上的日本右翼思想,而尽量避免涉及经济意识型态上的左右分别,亦不拟深究日本右翼内部的细致差异。

不少中文著作把右翼视为日本社会的极端思想之一,称其主要重心为“日本国粹主义”[2],在昭和时期与军国主义结合,成为日本侵略行动的思想根源。按这套说法,日本右翼思想的三个基础要素为:崇拜天皇与天皇制、美化侵略战争、蔑视仇视中国。依此脉络,若是把2012年的钓鱼台事件定调为“类似昭和时期右翼的军国主义侵略举动”,就很容易激发出中华民族主义的“针锋相对”情绪,于是就有“维护二战成果”等相关论述。这也是2012年夏天以来的发展走向,其中夹杂美日安保争议、两岸是否连手、甚至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更使诸方势力难以妥协。在日本右翼的思想问题上,多数中文文献锁定在历史认识层面,特别是针对1996年以降的“自由主义史观”[3],及关于南京大屠杀、天皇战争责任的激烈论辩。

上述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日本右翼的基础。在这些研究之上,吾人能否更进一步理解何为日本右翼,从而开启在文明层次上双方真正对话的可能性?在日本战败后,日本社会开始对右翼进行检讨:为什么日本文明自明治以降,自期文明开化,但最后却卷入总体战争,造就千万生灵涂炭?1954年,井上清教授写作《日本的军国主义》,深刻反省了日本法西斯主义。1957年,丸山真男教授之《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则从思想面揭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由来,并设法理清其渗透过程。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吾人在追问“何为日本右翼”之外,也当能对“日本学界如何理解日本右翼”有所认识。

以丸山氏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古层论”为代表,此一概念意指每一种日本思想,其后面都有某种核心存在;此一核心能够支撑日本文明接纳各种其他的先进文明,并改造为适合日本的形式。以此逻辑,日本文明看似学习近世近代的某种文明形式,但其实都是以日本文化自身之特殊形式加以吸纳。丸山氏发现德川时代接纳从中国大陆而来的儒学如是。尔后,明治时期接纳西方式主权国家国际秩序,脱亚入欧;或者大正时期建立英式民主,议会选举;昭和时期接受德式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也都是类似的吸纳过程。丸山氏称日本文化始终不变的部分为“执拗低音(根音)”。在其每一次吸纳的过程中,都将外来思想转化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出发,丸山氏把日本的近代化称为“日本国家理性”的诞生过程。此种国家理性从“攘夷”开始逐渐建立,在“成为国族的日本人”(JapaneseasaNation)的构建过程中逐渐吸收各股思潮,最后在太平洋战争时达到最极端的状态。

从丸山氏的知识论来看,日本右翼的“国家理性”吸纳了日本国族构建过程中,种种看似异质的观念要素。准此,吾人在分析日本右翼时,应有必要将讨论范围拓展到明治、大正、昭和以来的种种政治论述与思潮,包括:尊王攘夷、天皇主权、排西蔑中、爱乡主义。以下,本文拟探讨对外国关系、对中国关系,以及国内层次上天皇论、国权民权论的论辩。下文所引用的思想家与论述,并非全都是右翼思想,而主要是为日本右翼所撷取、吸收,并引为其动员与行为原则的思想资源。

右翼思想源流之一:尊王攘夷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有诸多说法,但日本社群开始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出现“日本民族”的认同,乃是在与外国人或“他者”的接触经验中逐渐形成的。长期以来,包括7世纪与汉文明(唐朝),16世纪起与基督教文明(葡萄牙人等)的接触,都若干程度形塑了日本民族。然而,彼时主要的思维还是封建统治;原生的民族观念在政治思想与统治实践上,所占意义并不高。现代民族观念之成形和发展,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幕府末期,简称“幕末时期”。

幕末时期以1853年7月美国培理黑船从久里滨(现横须贺)登陆,要求日本开国为起点。当时培理所要求的“开国”,是要求当地政府给予美国船只以补给、难民救助、居留权、乃至最惠国待遇等等。此前,也有荷兰与清朝的外国人前来贸易,日本人并非没有看过外国人。那么,黑船事件的主要冲击是什么呢?是“被侵略的恐惧”!以当时之时代背景,西方强权已转变对东亚的政策模式,已开始以“炮舰外交”为基础,强制后进国与之贸易,进而打压当地“民族资本”,使之逐渐殖民地化。以中国为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8月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此后还有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1843年10月《中英虎门条约》等。幕府见此结果,随即在1842年提出“薪水给与令”,对欧美船舶提供必要燃料及补给。在恐惧之下,1853年培理黑船一来,日本幕府也就同意开国。上述“开国”二字,乍听之下平淡,但对后进国政府与民族之经济影响甚巨。

随后更深的影响,来自1858年的《安政五国条约》[4],此一条约常与同年清政府所签订之《天津条约》做对照,同样都有协议关税、领事裁判权等外国特权。东亚开始与列强大规模贸易时,这种贸易的背后,是经济先进国以强大生产力量,介入后进国的商品市场,而以“炮舰外交”作为限制后进国政府自主性的手段。因此,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皆受制于对本国不利的对外条约,这也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两国初期的外交要务之因。

在与外国签约的过程中,也牵扯到日本国内政争,爆发了“天皇与幕府,谁才是日本最高主权者?”的争议。天皇派主张此条约并无天皇敕许,应当无效,因而与已经签约的幕府产生冲突。当时天皇派诉诸水户学思想(日本武士儒学的支流之一)所强调之“尊王攘夷”,使之成为当时反幕府的主要诉求,简称“尊攘论”[5]。在此,吾人可以发现日本右翼思想的第一个源头组成:“强调天皇神圣,同时排斥异民族。”其以尊皇为主要诉求,常用“菊”作为图腾。以右翼团体玄洋社的宪则为例:“一,敬戴皇室;二,爱重本国;三,固守民权。”

当时的“攘夷”观念有两个特色:第一,“从上到下的政治动员”。日本当时与西方诸国的贸易,加上对金银外币兑换率的不熟悉,对日本政府的金融管理与货币造成很大的伤害:物价不稳,政府财政困难,一般民生也受冲击。对民众而言,“心生不满”成为一股心理上的原动力。当“不熟悉的异族人来到我的地盘”的自然排斥感不断强化以后,遂与自上而下的“攘夷”的政治动员论述相结合。通过“攘夷”,现代“日本民族”观念也逐渐成形。第二,当时的“攘夷”并非是现代平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是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传统儒教观念。无论是哪种攘夷论(从极端暴力到和平,或是从锁国到开国),都将西洋诸国视为“夷”。

当时日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设法与西方秩序调和,但最初仍试图以儒学方式批注西方理念。这反映出:日本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夷)文化的同时,仍尽可能保留日本国粹;即使短期间内无力真正攘夷,但仍坚守华夷之辨。所谓“和魂洋才”只是一种权宜。日本右翼之所以常主张对外强硬,乃因其心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要言之,攘夷论可解释何以当日本民族受到外压时,一方面会对外国表现出屈服,但另一方面又同时表现出更多的排外。这种排斥感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1895)、解决山东悬案条约(1922)、华盛顿海军公约(1922)到日本退出国联(1932)等事件中,始终挥之不去。日本社会每每在对西方外交挫折后的孤立感中,唤起“攘夷”的记忆。无论是从尊攘论所延伸出的“锁国政策”,或是对外强硬论,都是出于前述之心理基础。其以水户学思想为核心,强调日本独一无二,并以守护日本“国粹”为其志向。此乃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思想源头:尊王攘夷。

右翼思想源流之二:天皇主权

1867年大政奉还,1868年1月王政复古,政权由幕府转移至明治新政府。此时也正是日本建立现代国家机器的起点,故不断探索应如何重建国际国内的种种关系。进入明治时期后,右翼思想就从尊皇攘夷转为“尊皇开国”,暴力攘夷的色彩减弱。但为了强调日本国粹的独特性,也就特别加强了“尊皇”,并援用吉田松阴的一君万民论为其理论基础。“一君万民论”主张彻底取消所有原来江户时期的阶层(尤其针对身分制度规范十分繁琐的武士与贵族),直接让天皇的权威渗透到每一个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之废藩置县、废刀令、秩禄处分等等,皆与此有关。在这样的思想蓝图中,将社会原有的身分制度和中间阶层打破,天皇遂成为新政府的核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更将天皇的权威与主权以法律明订之。

与天皇相对的观念即为“臣民”(或所谓“皇民”),这从现代西方宪政思想是很难解释的。不同于契约论的“人民”,“臣民”是具有血缘连带的共同体。血缘连带在生物学上不可能,或相当牵强。但日本右翼通过“一君万民论”,把某种精神形式藉由神话、古籍等等,想象成为血缘连带。其最现代的版本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章的“臣民之权利义务”。与人民要求权力制衡不同,臣民视主权者(天皇)为君为父。好比明治天皇病危时的记载:

在二重桥前聚集的男女老幼,或有仰天向神明祈祷的,或有匍匐在地痛哭失声的样子,但是放眼望去,从上到下,全国都是为了大君(天皇)而思念谨慎,每个人不知不觉就端正起来了。幼童噤声细语,一心一意双手合十的祭拜;不惜作贱自己的身体,跪在地上,努力叩首。……各种各样祈祷的姿态,没有不是想让大君早一刻痊愈,希望其命祚能到几千年之久的。(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7月28日)

这也是天皇制矛盾的地方:当天皇过世,“有限肉体”消失,天皇形象应当如何延续?从明治天皇到大正天皇,可说是天皇制国家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验。为了讨论天皇之意义,触发了宪法层次的论争。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与主张天皇主权论的上杉慎吉(1878-1929)展开辩论。天皇主权论者强调:以宪法第一条“万世一系”为核心,天皇主权系由祖宗继受而来的,从而保证其统治正当性;因此日本是美丽之国,有独特的“国体与国粹”。天皇权威是以神话(古事纪、日本书记)的正确性来保证,并以神道教等祭祀行为来实践,也就是“国家神道”[6]。试图挑战这种规范之意识型态,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自由主义,都是必须矫正拔除的对象。天皇主权论从水户学向上追溯,以本居宣长的“古道论”到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为经典,将古事记等日本古籍当作日本国粹的根源,最终上升到日本神国论。因此,在右翼团体的思想与作为中,经常见其使用日本古籍术语与观念。

从这个源流,吾人不难看出日本右翼的第二个思想源头:天皇主权。其相关论述的要点在于:天皇之神圣性,日本之独特国体,强调日本古籍神话。

右翼思想源流之三:排西蔑中

前已论及,日本右翼的对外思维核心是“攘夷”,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常常表现出排外形式。但其所排之“外”却是仿造原有中华秩序的范围而定。日本右翼主张之“以亚洲之真正解放为目的”的大东亚战争,就是使用“白人为外,黄人为内”的观念。这当然与周边国家的史观不同,也造成诸多观念冲突。但下文试图以攘夷观为核心,来诠释日本右翼思想之对外关系论述,特别是对中国文明的看法。

关于攘夷,在福泽谕吉(1835-1901)的诸多著作中,吾人可以发现他讨论“独立”问题时的转变。其一,在其早期代表作《文明论之概略》(1875)中,是以西洋文明求日本民族之独立。彼时,福泽氏断定“暗杀攘夷不足道,进一步说武装兵备也不合现实,国体论、耶稣论、汉儒论也不足安慰人心……要我说唯有文明而已。”其二,然1881年的《时事小言》一书,出现了下列段落:“东洋诸国(波斯、暹罗、支那、朝鲜、日本)虽互相风俗不同,但相对于西洋诸国,东西之间更有巨大差异。”因此,日本应当为东洋诸国之文明中心,成为西洋列强之一员后再回来保护亚洲。其三,在甲申事变(1885)之后,福泽氏写就《脱亚论》,提及“不可期待邻国之开明,不如脱离此群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此后,就强调日中之间的殊性。

综上,虽常有论者关注脱亚论及其国权立场,欲藉此追究福泽氏的右翼性格。但说到底,福泽氏并非彻底主张右翼思想,而是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过程中,欲取得个人独立与国家独立。但在右翼思想的转化过程中,“独立自尊”若与“攘夷”相结合,即可能成为日本民族生存线、利益线等言说的思想基础。日本以“自存自卫”为名,最终走向了对英美的战争,与此是有关系的。

日本右翼对“独立自尊”的解释方式,有点类似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或“攻势现实主义”(offensiverealism)。追求“绝对安全”往往必须削弱周边国家,在周边国家看来,就是侵略[7]。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于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列强,都已经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对待。对中国则务求削弱瓜分,不需要追求虚伪的日中友好[8]。

其次,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也与“脱亚论”有关。通常论者将“脱亚论”解释为彻底向西方文明学习,也就是西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在以攘夷论为核心的右翼思想脉络下,脱亚论也提供了“中国蔑视论”的思想源头。既然日本在建立自身与西洋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华夷之辨的思想路径,也就不得不回应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到底是哪一种?中国民族(汉文化)在华夷秩序中,无疑比日本民族更接近“华”的位置。毋宁说,这样的内在紧张关系是日本右翼思想在逻辑上无法妥善回答的,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必须表现出蔑视中国的各种论述,从而能够顺利以华夷观念理解日本民族。另一种思想处理方式,就是将“华”的所有权,上升到对天道的诠释权,也就是直接使天道人格化,化身为“天皇”。从而,日本民族在继受了天皇神性血统的同时,也取代中国成为了华夷秩序的中心。但这也等于是自绝了与诸国平等相处的可能。这是日本右翼对外关系思想的最核心矛盾:一方面亟欲融入列强平等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以华夷秩序为核心思维。

内田良平(1874-1937)是中国蔑视论的理论代表之一[9]。对内田氏而言,汉民族自古以来分为三种社会:士人社会、农工商社会、游民社会。士人社会代表统治阶层,农工商社会代表被统治阶层,游民社会则介于士人社会与农工商社会之间。当游民与士人结合,统治稳定;游民与农工商社会结合,统治就混乱。在提倡“一君万民论”的内田看来,此即中国治乱循环之因。

表现在现今的右翼思想中,其典型的议论,就是以石原慎太郎、黄文雄、小林善纪等为代表的亲台厌华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右翼思想中,最好日本社会在精神上远离中国,最好切断日本文化中的“中国性”。甚至,他们对于“中国制商品、食品”也有高度焦虑。再者,就是希望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对立”,制造纷争以显示日中的差异性,即使双方的民间接触既频繁又深刻。因此,“中日冲突”之事件本身,常常是为了满足右翼的心理需求,而非现实需要。在此类右翼言论中,“台湾”尤其常被用来当作日本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证据,不管是表现在对日本文明的喜爱,或对中国文明的厌恶。

日本右翼思想多主张排拒外国。乍看之下,排西与排中相同,但其内涵却大异其趣。在对西洋列强的关系上,日本多以“独立自尊”为名,努力以平等国际体系的方式对话;但当外交遭受挫折时,又经常出现种族主义式的孤立感。相对于此,对中国的心情则多表现为“蔑视”。当日本衰弱无自信时,会试图远离、排斥中国;当日本强盛时,又想“帮助、介入”中国。此间对西与对中的态度反差,应与日中关系的某种特殊性有关:中华文明对日本文明而言既是半个他者,但又是共享华夷秩序的半个自己人。

无论如何,当日本受到外压时,右翼思想中的攘夷观念就很容易兴起,助长排外式的对外政策。但排西与排中的内涵,仍有显著差异。“排西蔑中”即为日本右翼的第三个思想源头,亦与攘夷论的具体实践密切有关。

右翼思想源流之四:爱乡主义

明治时期以降日本国家理性的发展过程,就是将政治权力以某种特殊政治制度重新呈现的过程。如前所述,日本现代的施政形式,就是以一君万民论为基础,打破中间阶层势力;一方面消减原有的大名阶层,另一方面将新统治机器渗透至偏远农村。简言之,这就是建立一元化天皇制国家的过程。而在经济上,它是以货币商品经济为媒介,把控制力传递至基层,把农村从“封闭共同体”转化为国家成员的过程。本节即讨论这种经济状态,如何成为右翼思想渗透至底层民众的根基。

在此过程中,政府剥削农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某种必经之途,农民穷困成为常态。如最早1876年的伊势暴动,即是因为地租剥削问题。关于物价问题的1918年米骚动,也可说是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累积不满的爆发。对农民而言,在废刀令颁布后,武力不再由武士阶级独占;加入日本帝国军队,遂成为农民最快脱离原有阶级属性的方式。日本是工业后进国,扩大生产规模并非一蹴可及。因此“拓殖满蒙”,直接从中国本土掠夺资源,也就成了一种选择,即把内部过剩的劳动力投射到外地。为达此一目的,日本帝国也需要武装力量以“确保国益”。两者互相结合,农民遂成为支撑日本帝国扩张政策的最大支柱。可以看出,战前越是穷困的地方,二战时加入军队者的比例越高,也越多支持右翼思想。

最大的转折点,是1932-36年所谓的高桥财政。昭和初年,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恐慌下,财相高桥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政策。此政策虽取得相当成效,但反而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土壤。此间日本与世界之关系,有两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背景。其一,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本密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使财政负担加剧。其二,日本军方试图以暴力方式夺取内政控制权,如1932年爆发五一五事件。事件后,农本主义者与农民协议会立刻召开了“农村请愿运动”。五一五事件的首谋之一橘孝三郎(1893-1974)无疑是右翼思想者,他也是农本主义要员。在1932年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中,除了缓债、肥料等补助之外,农本主义者也希望政府编列“满蒙移住费、开垦费”等预算。这意味农民对于日本军方的中国大陆政策,大体是支持的,甚至有所鼓励。当时日本农民因为欠债欠收等状况,卖女或自杀的惨状在所多有。

但是高桥考虑到国防赤字的严重性,对农民采取的是“自力更生”政策,反把资源挹注至以军需工业为主的重化产业。政府在让农民失望的同时,也给了军方资源。军方于是利用农民与青年将校(特别是农家出身者)的不满,塑造政府无能的形象,从政变行动开始,逐渐把右翼法西斯思想散播到农村基层。特别是青年校尉阶层,受到北一辉(1883-1937)的影响甚深。北一辉常被认为是右翼思想的指导者,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节制资本、保障农业工业、保护妇女儿童等等,这对当时的贫困阶层有莫大的号召力。北一辉的理论基础也是“一君万民论”,他主张消灭所有中间的社会阶层,打破当时无能的政府与议会,以实现真正的“国民自由”。北一辉把这种国家主义革命视为“普世价值”,以建设有机的统一国家为其目标,转而认为日本应当自我革命。他最主要的思想著作包括《国体论以及纯正社会主义》,如果依照日本学者坂野润治的说法:“北一辉应是民粹主义者。”

另一方面,“自立更生”政策也意味给地方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限。这些团体在太平洋战争开启之后,马上成为农村军事化的执行工具。好比说1940年12月大政翼赞房总青年协议会所做之决议:“期待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其要点如下:一,打破旧有政党政治与特权政治,期待万民翼赞之新政治体制。二,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机构,以增强经济国力与统合国民经济活动。期待依照公益与计划、责任与自主的原则来确认经济机构。三,克服自由主义的阶级式劳动观,确立新勤劳精神与新产业劳动体制,凡有能国民,都应该以精神或肉体方式向国家劳动。四,为完成国家最高目的实现,全国民必须忍耐刻苦,保有希望期待新生活体制。五,期待创造统一思想与新文化,用以发扬日本精神,日本应做指导大东亚之民族。

在1930年代的政治论述当中,农村右翼思想十分简朴,表现为对当时民生凋敝之不满,也就是反资本主义的“爱乡主义”。但在有心人士综合尊王论、国粹主义的引导下,爱乡的需要(如保护弱势、增加福利、公平分配等)衍生出一种“有能政府”主义,即以大政府为核心的思考。这种思考取向,是日本右翼思想的最后一块拼图。它与前述之攘夷论、天皇论、外国论结合后,日本右翼的思想图像遂告完整。

在日本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破败实乃右翼思想成长壮大的重要背景和土壤。此类右翼思想具有相当显著的保守性格:一方面体现为向天皇、皇国效忠,把皇国命运与自身爱国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前现代“农村共同体”的性质,如长老制、敬老伦理、自给自足、俭朴反奢侈、农本主义等。

此为日本右翼思想的第四个论述群:爱乡主义。

结论:日本右翼与“正常国家”

晚近日本右翼常引用“正常国家”概念,主张重建“军队”甚至修改宪法,因而引发周边国家的戒心。“正常国家”(日文中原为“普通国家”)的概念在日本政治界,原出自小泽一郎1993年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小泽氏暗示,如果日本仅有经济力量,而没有国际责任与政治地位,最终必会腐败沈沦。根据小泽氏的“正常国家”方案,日本必须做到如下两点:第一,心甘情愿地担负起国际社会所认定的正常责任;第二,要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简言之,日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体制,并在和平宪法的架构下增加自卫队的实力,但与联合国一起行动以避免“军国主义复辟”。小泽氏是否为右翼思想家,尚有讨论空间。实际上,增加“国际参与”本属日本国民都能接受之举。因此,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持续制定各种国内法以达此目的,如《PKO协力法》、《周边事态法》、《反恐特别措施法》、《有时法制关连三法》等。但与此同时,“正常国家”的观念也被右翼思想所吸纳。

前文提及,1996年以降日本右翼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意指日本应摆脱原来的二战史观。这群右翼论者认为,日本因为东京审判、美国驻军、和平宪法等,早已失去了“日本国粹之心”。他们高度赞赏日本传统的武士精神和爱国主义,并对日本战后的西化以及日本主权受制于外国不满。再者,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左派势力不断弱化,加上中国崛起、北韩动荡、美国重心转至中东,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这些因素都使日本底层群众更希望政府照顾,更期待强而有力的国家。结果,“正常国家论”成为右翼国家主义思想的核心政策概念。日本庶民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投射到“因为日本还没有成为正常国家”。在“正常国家论”这个层次上,右翼国家主义思想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挥空间。正常国家论结合了上述“国权、日本传统、排西蔑中、爱乡主义”等底色,型塑出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的基本轮廓。

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言论为代表,他也常以“独立自尊的日本”为号召,表示厌恶日本现在不正常的政治地位。他说:“要效法萨长土肥,当时为了打倒幕府创造新国家而建立同盟。”可以看出,石原氏所设想的“新日本”,很可能就是以明治日本为形象。而现今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文艺春秋》所发表的〈迈向新国家〉一文中,更明言要从“战后历史中取回日本”。安倍的“国防军、改宪”等构想,都坐落在日本右翼思想的延长线上。

本文分析了日本右翼的四个思想源流:尊王攘夷、天皇主权、排西蔑中、爱乡主义。这四个要素互相嵌合而生,因此在概念上能分殊,但在分论时却必须互相左证。在起源上,日本的“国家理性”在幕末的政治转换期间形成,尤以“尊王攘夷”思想为其内核;在实践上,则有内政上的天皇主权宪法,外交上的排西蔑中;最后结合后发资本主义下农村衰败所激发出的“爱乡主义”,形成日本右翼的四个论述主轴。这个架构,当能较为全面地解释现今所见日本右翼之种种(看似不一贯的)特色,如倡导忠贞、敬爱天皇、注重传统、长老伦理、美丽国家、独立自尊、蔑视中国、自存自卫、国权至上;希望自给自足、倡俭朴反奢侈、注重农本农村、对美国既爱又怕、热爱日本纯洁国粹、对亚洲的连带感、声称二战为日本解放东亚的义举,等等。

本文解析日本右翼思想,设法理解其形成脉络与论述逻辑。读者心清自明,不管立场为何,先致力了解对方在想什么,才能与其对话,迈向和解。笔者尝试正面面对日本右翼的各种思想源流,从而寻找东亚和平的真正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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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山谈话”(戦后50周年の终戦记念日にあたって)为时任内阁总理大臣,党籍为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在1995年关于日本战争责任之谈话。“村山谈话”向周边国家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错误,并为之道歉。全文请参看: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

[2]国粹主义,可以视为对明治时期全面欧化主义的一种反弹,强调“日本传统价值、平民价值”。其以政教社与民友社为团体代表,三宅雪岭、志贺重昂、徳富苏峰等人是此一思潮的贡献者。国粹主义与昭和前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有些不同,但在社会实践上多有重合。

[3]此为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人所组成之“新历史教科书会”(新しい歴史教科书をつくる会)的说法,对他们而言,战后日本的历史观受到“东京裁判史观”与“社会主义史观”所束缚,要真正解放,走向“自由”,因此得名。批评者多认为这是右翼史观,称其为“历史修正主义”。

[4]1858年(安政五年)日本分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条约的总称。

[5]水户学,起源自1657年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彰考馆开始编修《大日本史》,强调日本因为天皇统治,贯彻着大义名分论的尊皇思想。日本儒学流派众多,详细论证请参考:张昆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

[6]子安宣邦着,董炳月译,《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北京:三联书店,2007)。

[7]攻势派不相信强国间的“能力”竞争是可以管理的,他们相信“冲突不可避免”。攻势派不相信权力平衡是好事,而鼓励国家追求霸权。参见:JohnMearsheimer,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York:W.W.Norton,2003).

[8]1908年“对外政策方针阁议决定”:清国将来的命运,现在应该完全无法预测……帝国应该考虑到,在任何的场合中,都必须对清国处于优势地位。加上帝国在满洲之地位,亦非容易舍弃之物。所以为了持续现在的状态到将来,今日应该谈谈相关对策……。今后,一方面帝国应采取努力对清国感情融合,并取得对方信赖的方针;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准备好,若是万一有事变发生,不得不施加压力的预备。平时应尽量避免挑拨清国官民,采取舍弃虚名,专得实际利益的方法。依此,在其国内扶植我国势力,万一该国有不测事变时,能常保我国优势地位。另外,也达到能将来永远保持满洲现状的持续目的。

[9]内田氏是黑龙会、天佑侠干部,在亚洲各地从事各种活动,扩张日本国家利益,一般定位其为国权主义者。

来源: 《思想》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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