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明:死刑限制之司法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3-09-09 1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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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明  

  

  【摘要】死刑限制应包括死刑观念、死刑政策、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在内的全方位限制,而死刑司法限制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独到的作用,死刑司法限制是限制死刑适用最直接、最便宜,也是最具活力的方法。死刑司法限制应遵循严格司法解释、疑罪从无和严格核准等原则。死刑司法限制之具体措施包括确立死缓制度作为死刑替代的过渡性措施,严格解释死刑的适用标准,在程序上保障死刑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以及死刑执行过程中的限制,如彻底禁止游街示众等公开处决的死刑执行方式、公开死刑判决数量和执行数量以及死刑宣判与执行应有一个较长的间隔时间等。

  【关键词】死刑;限制;司法对策

  

  一、引言

  

  死刑的司法限制,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司法过程中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主要是指审判机关在死刑的裁量过程中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基于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对死刑裁量的指导意义,死刑的司法限制基本上是通过死刑裁量的途径来实现的。利用司法渠道限制死刑,首先要求我们的法官要有审慎适用死刑的观念,反对滥用死刑,迷信死刑的倾向。刑事诉讼设置了审判监督程序,除了保证法院裁判的正确和公正以外,同时也为被判刑人设立了一个权利救济渠道。

  在我国当前无法废止死刑的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司法者就应当用死刑复核制度限制死刑的实际运用,从而达到事实上废止死刑的目的”。也有论者认为,“不论死刑的废止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亦应通过立法,由实体法来规定,我们绝不能通过程序来破坏或变更实体法规定。司法机关只有正确适用法律的义务,否则就是滥用司法权,就是对法制的最大破坏”[1]。

  “如果说死刑政策、死刑观念是灵魂、是统帅,死刑立法是肉体、是本,那么死刑司法则为此一灵魂统率下的肉体之用。”[2]在死刑立法问题上,死刑的罪名仍然很多,死刑的适用条件还很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死刑的司法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死刑立法限制目标实现的手段。令人欣慰的是,死刑司法限制问题近年来在国内的死刑研究中受到重视,并且很多研究成果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应用并收到实效。死刑司法限制有其独到的作用,死刑司法限制作为限制死刑的最直接、最便宜、最具有活力的方法,其优势在于可以在不适用死刑的同时,保留死刑的威慑作用;还可以绕开立法及民众在死刑问题上喋喋不休的争论,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和效率达成死刑实际废止之效果;可以使民众培养起死刑不人道的观念,逐步适应没有死刑的司法,进而完全接纳死刑的废止,从而为立法上彻底废止死刑创造条件,铺平道路。[3]

  

  二、死刑司法限制应遵循的原则

  

  死刑司法限制应遵循的原则是指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它对于保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司法适用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注意把握以下三项原则:第一,严格司法解释原则。一般来讲,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解释。司法解释作为司法权的组成部分,不能违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同样应该严格解释。第二,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以下简称《保障措施》)规定了严格的死刑适用证据证明条件。《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因此,《保障措施》规定的死刑适用中证据证明条件要比其他案件的证明条件更加严格。[4]对于存疑的案件事实,从有利于被告出发,如果存疑的证据对判处死刑起决定作用,可根据存疑从无原则,不判处该被告人死刑。如果存疑证据对被告罪与非罪具有决定性作用,可直接宣判被告无罪。第三,严格核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已将死刑核准权收回,自2007年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不予核准的死刑案件都在减少。[5]我国专门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明确规定了死刑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应该说我国立法上对死刑的核准权和核准程序的规定是慎重的,体现了从严核准的精神。[6]但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还不公开透明,对死刑复核没有规定一定的期限。公诉方和律师在复核程序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对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起到积极作用。

  

  三、死刑司法限制之具体措施

  

  (一)确立死缓制度作为死刑替代的过渡性措施

  1.死缓作为死刑替代过渡性措施的意义。中国废止死刑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因此,探讨死刑替代措施对限制乃至将来废止死刑的改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死刑替代措施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死刑的限制乃至最终的废止。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制度是我国保留死刑情况下保持死刑威慑力,但又减少死刑适用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成为刑法上消灭生命与保留生命之间的缓冲区。尽管目前还不能立刻废止死刑,但可考虑采取适当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限制执行死刑的方法,作为死刑废止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我国《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两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两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死缓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不是独立的刑种,仅仅是“严格限制死刑”的一种制度。死缓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应当被判处死刑,但不需要对他/她立即执行,而是给予两年的缓期执行考验期,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将被改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7]死缓制度的适用既体现了旧派的报应刑思想,又体现了新派的教育刑理念,具有实现刑法双重目的的作用。死缓作为我国刑法的独创,无疑对死刑的实际执行起到了重要限制作用。据某高院统计,每年办理死缓减刑的犯人大概在800~1000人之间。可以想象,如果我国没有死缓制度,这些人中如果有一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每年就要多杀掉四五百人。[8]死缓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是“少杀、慎杀”的产物,对限制死刑的实际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2.将死缓作为非暴力犯罪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对于贯彻少杀政策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我国死缓制度规定得还不够明确,弹性较大。如死缓适用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但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何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因此,各地司法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司法适用上的混乱,不利于法制的统一。所以,需要立法机关给予立法解释或由司法机关发布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来予以明确。学理上有两种观点解析“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一是根据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来决定是否适用死缓,即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人适用死缓,主观恶性较大的犯罪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9]二是对死刑普遍适用死缓,即在不能废止死刑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所有的死刑犯一律判处死缓,取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条件限制,将死缓作为死刑最基本的普遍执行方式,然后才考虑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如卢建平教授认为,“在目前完全废除死刑还不具有可行性的情况下,在立法上力求减少死刑罪名的同时,对保留死刑的罪名一律适用死缓,即将死缓作为对‘最严重罪行’适用的通例,使死缓制度真正成为阻却或者限制死刑的关口”[10]。陈忠林教授也认为,如果将死缓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必经程序,“我们完全可以将目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的1/2都判处死缓,死刑实际执行的案件将比目前水平减少30%至50%”[11]。上述第一种解析考虑到行为人实施犯罪的两个基本要件,即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犯罪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但如何去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仍然是个难题。第二种建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我国大多数刑法学者都倾向于对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一律先判处死缓。但第二种观点过于强调慎刑思想,将所有的死刑判决一律判为死缓,这对减少死刑当然是最好的方法,但未结合中国实际,未免走得过远,所以在中国很难行得通。

  因此,尽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们还不能立即废止死刑,但我们可以考虑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作为向废止死刑过渡的替代性措施。实践证明,我国的死缓制度也的确能够起到减少死刑适用的作用,但是要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现行规定还有如下差距:“第一,对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规定得不那么明确;第二,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规定得不合理。”[12]

  笔者认为,可考虑两步走,先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即执行一律先适用死缓,而对暴力犯罪的死刑立即执行不予改动;并明确规定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凡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在死缓期间具有抗拒改造的法定情节的,实属死不悔改的,才予以执行死刑。这样既能大大减少死刑的适用,又能保留一定量的死刑适用,从而达到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的死刑报应观日趋减弱之后,我们再考虑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犯罪的必经程序。

  (二)严格解释死刑的适用标准

  在限制死刑适用方面,我国的死刑适用条件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权利国际公约》)、《保障措施》等国际法律文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保障措施》第1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应当理解为其适用范围不应超过致命的或导致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保障。措施》将“最严重的犯罪”界定为“致人死亡或者导致其他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13]。与国际标准相同,我国刑法中也存在死刑适用的指导性原则,即死刑适用的条件。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总则关于死刑适用犯罪标准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刑法分则中各种死刑罪名适用具体标准的指导性根据,是我国死刑适用的总标准,也是对司法机关适用死刑的基本要求。因此,如何理解“罪行极其严重”,自然成为适用死刑的关键性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在如何理解“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概念上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客观危害说、主客观相统一说和法定刑标准说。[14]客观危害说强调行为的客观方面,其落脚点强调的是犯罪行为,因此,“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极其严重。[15]但该观点忽略了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如果认定犯罪行为仅考察其危害行为及其后果,而忽略其主观罪过以及人身危险性,是不全面的;法定刑标准说,将“罪行极其严重”放入法定刑的不同档次中去理解,将法定刑由轻到重分为六类,认为“罪行极其严重”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16]持该观点的论者忽略了应当判处死刑与“罪行极其严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应当判处死刑的罪行当然是极其严重的,但罪行极其严重不一定应当判处死刑。而主客观相统一说从犯罪性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害性等几个方面加以详细规定,进行逐步完善,将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修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且具有极其严重之人身危险性和极其恶劣之主观恶性的犯罪分子”。[17]主客观标准统一说揭示了死刑适用的内涵,成为我国学界的通说。

  严格死刑适用标准,是限制死刑适用的基本前提。死刑适用标准是指司法机关在适用死刑案件中应遵守的标准或要求。这对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统一死刑适用司法标准具有重大意义。在死刑适用标准的限制方式上存在不同观点,有论者认为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将死刑适用标准作严格而具体的规定。这对于统一司法适用,限制死刑当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刑法典是以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文字表述的,期望通过死刑立法的方法将死刑适用条件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一一列出,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不少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对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予以严格解释的方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18]笔者认为这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最佳途径。因此,死刑适用标准的贯彻落实依赖于死刑适用标准的准确、合理阐释;同时其又为归纳和总结死刑裁量情节提供基本的考察标准。

  因此,在中国,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是指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导下,根据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基本刑事法治精神,对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予以严格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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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第20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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