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全民: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中垮台探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9 次 更新时间:2013-09-06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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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全民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苏共垮台、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其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错误”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其至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似乎当年苏共只要不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似乎只要戈尔巴乔夫当年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只进行一些“作风”方面的“适当”的改革,苏共就不会垮台,苏联就不会解体。

那么,苏共究竟是“龙种”,还是其本身就是“跳蚤”?为什么苏共这个拥有1900多万党员、执政达74年的大党,就扛不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几个人的折腾?经不起戈尔巴乔夫那些“错误”改革的考验和冲击?苏共自身存在哪些问题呢?本文将对尔巴乔夫改革涉及苏共的六个方面逐一分析,以探寻苏共垮台的秘迷。

一、为什么“舆论失控”就会颠覆苏共的意识形态?

苏共成立以后,就把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已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执政以后,更是把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和全苏联的“国教”。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鉴于苏共的马列教条确实失去对党员和民众的号召力,且导致党内思想僵化和扼杀社会创新活力,因此在改革中首先决定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进行改革。

在党的指导思想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的口号。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决定要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即以人为核心,以实现人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它包涵社会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族际关系民主化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意识形态管理改革方面,由于要推行“公开性”,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因此就必须放松对媒体和舆论的管制。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据此,苏共于1988年撤销了自“十月革命”后就一直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

实行公开性、虽然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其结果对苏共来说却“非常可怕”。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迅速出版,一些攻击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文章也广泛传播。这样以来,官方的意识形态被彻底颠覆。不要说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不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就连靠研究宣传马列为生的思想理论界和苏共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也发生了“ 严重的思想混乱”。时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居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为什么苏共的意识形态在公开性改革中会“见光死”?并冲击苏共的合法性和苏共此后参加的选举?

一是苏联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苏共的意识形态已被实践证伪。苏共掌权后,在苏联进行了74年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试验。结果,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为官员争政绩、为国家争面子的官僚主义经济;不劳动者不得食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按劳分配变成了按权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被专政。苏联社会和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99年发表的《21世纪的头十年》、《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两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过去百年来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尝试“已经失败”,“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

二是苏共的意识形态不是靠广大党员和民众主动接受和自觉信奉,而是靠强权维持,其本身就非常虚弱。苏共执政以后,为了维护其意识形态“唯一真理”的神圣地位,充分发挥其“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一方面利用自已全面掌控的教育、社科机构、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进行灌输宣传。另一方面采取“铁幕”政策、书报检查制度、克格勃第五局跟踪监控等手段,对任何试图质疑和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行进行防控和打击。

苏共对自已意识形态的特别呵护,完全违背思想理论的发展规律,使其经不起质疑、辩驳和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结果一实行公开性,苏共苦心营造70多年的意识形态大厦就轰然倒塌。其实,苏共的意识形态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已是皇帝的新衣。只不过那时除了勃列日涅夫敢讲“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外,公众不敢谈论而已 。

三是苏共坚持以意识形态治党治国是作茧自缚、徒受其累。马克思当年构画的未来社会主义美好蓝图,当然是苏共打江山时号召动员民众的旗帜。但当苏共坐江山后,那套理论能否用作治国理政的依据?历代苏共领导人应该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只好不断在“丰富、发展、完善、创新”马克思主义上作文章。就连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也只能顺杆爬出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仍然不被广大党员和民众接受,也经不起“腐朽”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

如果苏共高层当初不是继续背负在苏联早已声名不佳的意识形态“负资产”,而是象世界上大多数政党那样着重解决就业、物价、税收、社会福利等具体问题,把解决苏联当时面临的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和经济民生问题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则根本无需与党内外纠缠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不人道、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也可以避免公开化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冲击。

二、为什么平反冤错假案会对苏共的形象和威望造成巨大冲击?

苏共历史上犯有不少严重错误,有些可以说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对人民的残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届沙皇,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梅德韦杰夫2010年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就明确表示: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曾试图解决历史包袱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但做得很不彻底。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党的知名领袖的冤案都未能平反,受他们牵连的大批党政干部也得不到解脱;勃烈日涅夫时期,苏共对党内外异见人士的迫害虽不再采用肉体消灭的残酷政策,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仍在关押、流放和剥夺国籍。

因此,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成为苏共政治体制改革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公开性改革一开始,社会上就在重新审视和思考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并再次提出给斯大林时代被镇压者恢复名誉的问题。为此,群众团体“改革俱乐部”曾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并在莫斯科“十月广场”组织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

同时,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清楚,如果公开性不触动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无法挣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政治改革就无从谈起;不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无法化解众多被迫害人士心中的不满,广大党员干部就会对改革心存疑惧,不可能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因此,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由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在一年半内为约100万在斯大林时代受迫害者平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几十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恢复了国籍,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他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于1989年首次公开发表。

事实证明,苏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较好地化解了苏联社会长期积压的戾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赢得了支持,也使苏共基本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但是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社会上出现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客观上对苏共的形象和威望造成了巨大冲击。

为什么苏共平反冤假错案会变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口实”?引发公众对苏共的愤怒声讨?

一是苏共历史上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根源在苏共的体制,苏共本身就难辞其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家长制得益于苏共的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对党内“反党集团”的清洗利用的是党的组织;斯大林对社会异见人士的迫害,依靠的是国家专政机器。因此,斯大林的问题决不是斯大林个人的罪行,而是整个苏共的问题。人们将斯大林时代大规模的清洗镇压与社会制度相联系完全是正常的。造成人民对苏共不满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残暴,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残暴的暴露和纠正。

二是戈尔巴乔夫平反冤假错案只是“迟来的正义”。苏共自从斯大林时代起,就一直把维护苏共和党的领袖的“形象”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为此,他们可以置上百万受迫害者的痛苦于不顾,将冤假错案隐瞒和维持下去。即使是平反纠正,也要“逐步”、“适度”地进行。不能够“操之过急”,以免造成“负面影响”。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有平反列宁、斯大林时代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但苏共对此始终讳莫如深、一直瞒着、压着、拖着,使上百万受害者的愤懑积聚成了巨大的“堰塞湖”。

戈尔巴乔夫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使受害者得到了“迟来的正义”,但“迟来的正义”毕竟不如及时的正义。如果苏共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彻底公开历史真象、平反冤案、释放公众的不满,而不是拖到几十年后。那样,苏共将赢得几十年的缓冲期,不至于在公开性改革中与其他矛盾集中暴发,形成冲击效应。

三是戈尔巴乔夫的平反冤假错案仍没有做到有错必纠、完全彻底。苏共对列宁时期肃反、土改中的问题仍不敢触碰,不允许进行公开的讨论。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有关问题才被公开暴露。这不能说不是苏共后期人民群众对其不满的一个因素。苏共领导人始终不敢与其前任的错误彻底切割,宁愿自已背负沉重十字架艰难行进的精神真是令人叹息、唏嘘。

三、为什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就会丧失对国家领导权?

苏共名义上是政党,实际上是凌驾于所有国家政权组织之上的另一套政权组织。苏共作为权力中心,掌握着国家一切权力,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的决策权都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甚至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只是履行认证职能的“橡皮图章”;政府-部长会议则是听命于苏共的办事机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就谈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

苏共这套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不单与自已标榜的政权的人民性格格不入,造成国家权力机构重叠,导致国家机关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国计民生。而且这些权力机构中的特殊利益阶层,还成为苏共推行改革的重大阻力。

因此,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至7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对政治系统进行改革,“在党和国家之间正确地分配权力”,“恢复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充分权力”,从而避免一切由党中央发号施令的做法。会议决定对苏维埃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建立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1988年12月修改后的苏联宪法,新的苏维埃体制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边疆区、州、市、区和镇、村人民代表苏维埃组成。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2250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由人数(272人)和权力相等、具有议会性质的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

1989年春季,苏联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并与同年5月25日至6月9日召开了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随后,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举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苏共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将国家的权力中心从政治局向国家权力机关转移,是改革执政方式,明确区分党政职能的正确举措,也使人民当家作主有了体制和制度上的保证。但是,这一改革似乎开启了苏共的厄运,苏共逐步被挤出了权力中心,丧失了对国家领导权。

这首先是因为苏共在竞争性选举中落败,失去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中的席位优势。

长期以来,苏联在各级苏维埃的选举中实行的是由苏共同级党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的指定性等额选举。通过这种没有竞争的虚假选举,使苏共各级党政官员在苏维埃占绝对优势,从而将苏维埃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其成为举手、拍手机器,成为苏共表演民主的道具。

1988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首次规定各地区的人民代表应当通过竞选由居民选出,居民选出的代表占人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另三分之一席位留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社会组织。

结果一实行竞争性选举,苏共就慌了手脚,现出了原形,再也无法重演昔日苏共官员纷纷“高票当选”的辉煌。1989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次选举,反对派人士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索布恰克就成功当选,并进入由107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1990年3月苏联召开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派贏得了选举;1990年3月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三国苏维埃选举中获胜;1990年5月,“民主俄罗斯”在俄罗斯苏维埃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期,波波夫当选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当选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5月,苏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当时竞选者有三个,分别是苏共推荐的俄共产党第一书记帕洛兹科夫和俄总理弗拉索夫,及“民主俄罗斯”推荐的叶利钦。选举前,戈尔巴乔夫亲自到会为苏共人选站台,并在大会发言中指责叶利钦“蔑视列宁确立的原则”、“使苏俄背离社会主义”。 但 5月29日投票后,叶利钦仍然以绝对优势当选。

其次,苏共长期以来习惯于对苏维埃发号施令,选举战技术呆板落后,龙其不善于开展议会斗争。在诸如通过苏共议会党团提出立法建议、组织议会辩论、推动法案表决等方面明显处于下风。相反,苏最高苏维埃中的反对派人士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索布恰克等,却能够组织100多人的垮地区议员团,率领日益强大的反对派代表在议会中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推动取消宪法第六条等不利苏共的法案表决通过。从此,苏共就如一支不控制裁判、不按自已的规则踢球就无法赢得比赛的球队一样,被排除到了权力的竞技场之外,直至“8.19”政变中沦为看客和帮闲者角色。

五、为什么实行政治多元化苏共就无法组织动员群众?

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公认准则,政党也属于群众团体,是联系国家权力机关和群众的桥梁。

但是长期以来,苏共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居,不但要领导国家权力机关,而且还要领导群众团体。通过控制共青团、工会这些官办的所谓群众团体来组织、动员群众。苏联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的主要领导干部均由苏共负责培养、选拔、安排;根据苏共的布署开展群众工作,有关活动经费由政府财政支持。实际上仍然是依靠苏共的权力在运作,根本不可能起到联系群众、反映群众利益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与此同时,苏共严格控制民众的自由结社权利,严禁一切非政府组织。1922年至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团的活动。此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没有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无社会”的滑稽现实。自主性政党和群众组织的缺失,使民众的诉求失去了现实的表达渠道,社会生活异常沉闷压抑。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公开性改革,苏联也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政治气氛逐步宽松,长期被压抑的群众组织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1987年7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并于当年12月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此后,“历史-政治俱乐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改革俱乐部”等非政府组织开始大量涌现。1988年5月,具有反对党性质的“民主联盟”宣告成立;1988年7月,25个非正式团体联合成立了主张推行激进政治改革的“莫斯科人民阵线”。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放弃一党专政、不再独揽国家大权的决议。1990年3月,苏联召开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将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指导和领导力量”,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像工会、青年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参加苏联国家政策的制定”。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社会团体法》。至此,多党制、自由组织政党和群众组织有了宪法依据。

随着“民主俄罗斯”等反对党和大量脱离苏共控制的群众组织的出现,随着原共青团、工会组织的 “反水”独立,苏共独霸社会的局面宣告结束。苏共不但丧失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专利”,而且在与反对派争夺群众中败绩屡屡。

从1986年底开始,反对派团体和民族主义者先后在苏各地动员群众举行了上百次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罢工,并推动一系列全民公决的民意表达活动。如1989年8月23日,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的抗议1939年苏德密约瓜分三国主权的“波罗的海之路”行动,“人民阵线”组织三国200多万人排成了一条长达600公里的跨国人链。其中,立陶宛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参加。成为世界史上动员民众的经典范例。相反,这期间,苏共从没成功组织过一次相样的反制游行示威活动。1990年5月1日,苏共组织的 “五一节”莫斯科红场游行还演变成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示威活动。

为什么苏共回归社会团体的本位,与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同台平等竞争,就吸引动员不了群众?

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苏共执政以后由脱离群众发展到了背叛群众,丧尽了民心。其次是因为,苏共长期以来一党独专,在国内从没有政治对手,导致自身政治斗争技能严重退化。对此,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谈到“党在垄断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对派。结果,作为惟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

六、为什么实行党内民主苏共就会分裂?

政党是承担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在只能实行代议制民主的现代社会,民众组织政党、参加不同的政党,是为了通过政党反映自已的利益诉求,通过参与选举使自已的政党分享或执掌政治权力,从而实现自已的利益。

但是,苏共从孕育成立之初,就不是准备作为一个仅仅参与政治的社会团体,而是要成为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进而永远垄断国家政治权力,实行一党专政的政党。由于夺权与通过选举执政不同,需要的是党的“硬实力”;由于专政要将党的组织安插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通吃”。所以列宁在建党之初就提出,要把布尔什维克建成一支由党的领袖主持和控制的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强调党要以领袖为中心,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保持高度集中统一。

这个原本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派另立山头成立的党,不仅不允许党员个人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说三道四,更不允许党内有任何派别组织和不服从中央的地区性组织。1919年3月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必须完全服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无条件地执行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对党高度集中统一的维持,主要靠的是对党内上层的特权拉拢、民主集中制保证的自下而上服从和对下层的严酷党纪约束。特别是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将普通党员和下级组织的民主权利经过横向与纵向的集中化为乌有,将党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逐级集中到中央政治局,集中到总书记手里。而对党内任何敢于挑战上级和领袖权威的言行,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消灭肉体。

苏共这种靠高压手段维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做法,使党变成了官僚机器,变成了党的领袖个人手中的工具。它不单窒息党的生机和活力,而且使党内顽固保守的特权集团滋生、坐大,成为改革的阻力。

因此,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针对苏共存在的问题,将公开性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大力倡导党内民主,鼓励和支持不同意见的表达和争论。并打破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大胆选拔具有改革意识的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一大批中层中领导进入党内高层,对凝聚改革共识,破除改革阻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样一来,原来党的那种表面上的团结、统一就开始破局。在1987年10月的中央全会上,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与党内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因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暴发公开冲突。叶利钦在会上抨击利加乔夫阻挠改革,并批评戈尔巴乔夫改革迟缓。结果遭到大会批判,被革除了党内所有领导职务。

1989年后,苏共党内开如出现派别化趋势。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前,党内形成了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纲领派”( 正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派”( 温和改革派)和叶利钦领军的“苏共民主纲领派”(激进民主派)三大派,它们分别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了各自的纲领。

在党内三派的角力斗争中,激进民主派占了上风,左右了党内局势。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其中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明确宣布:“坚决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实行党的民主化。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党内没有领导职务但却在两个月前已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早已看出了苏共的颓势。为了明正言顺地扛起苏共反对派的大旗,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叶利钦干脆在大会结束时宣布退出苏共,并带走了大批支持者。

在苏共内部因改革分歧而出现派别分裂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也因民族独立问题朝联邦化方向发展。而最先发生问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共产党组织。

从1988年开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气候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复活。三国的民族主义团体通过组织“波罗的海之路”人链行动等方式,强烈要求脱离苏联重新独立。在三国执政的共产党充分领略了民族和国家独立势不可挡的威力,为了独立后能继续执掌权力,他们将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与争取共产党的独立结合起来,不但对民族独立推波助澜,而且直接参与独立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发动工作,并在本国独立前率先宣布脱离苏共。如立陶宛共产党早在1989年12月20日就宣布脱离苏共中央。其后,戈尔巴乔夫曾亲自到访立陶宛劝说,并采取急剧削减对立陶宛的石油天然气出口进行制裁等措施,仍未能制止立陶宛共产党独立。

受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影响,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也开始运作独立。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 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后,原直接归属苏共中央领导的苏共俄罗斯局再不独立就无立足之地。1990年6月19日至23日,参加苏共第二十八大的2769名俄罗斯代表怱忙召开了俄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俄共中央委员会,并选举帕洛兹科夫为第一书记。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和俄共中央的成立,使苏共失去了最大依托,标志着苏共的基本解体。

从苏共分裂的过程可以看出,叶利钦从苏共的的出走,对苏共的打击是致命的。叶利钦及其民主纲领派在苏共党内的兴起,是苏共党内民主兴起的产物;而叶利钦的出走则是党内民主机制还不健全的结果。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温和派和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正统派,不是将叶利钦派别视为政治盟友而是视为敌人,对其一味排挤压制。在叶利钦已经在社会上获得巨大声望的情况下,宁可使平庸之辈充斥新的政治局,也不恢复其党内高层职务。结果逼反了叶利钦,使这个有巨大能量的人走到了苏共的对立面,成为苏共的强劲对手。

至于苏共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脱离苏共中央独立,根源在苏共执政后造成的民族矛盾死结。对民族问题,不要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即使意识到并把它列入改革进程,恐怕也来不及。在各加盟国民人民普遍“人心思独”后,苏共再去谈什么下放经济自主权的改革,谁还会再去搭理?民族问题解决不了,各加盟国的共产党为寻求生路就必然要靠向民族独立势力。否则,就没有立陶宛等国独立后原共产党的转型和重新执政。

回顾上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到,苏共的垮台确实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生的,但并不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共的垮台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庸医夺命,而是其自身早已病入膏肓。如果一个政党错误地总结和吸取苏共垮台的教训,得出“宁可等死,也不找死”的结论,患上改革恐惧症,终将误国害已。历史的发展不会以任何政党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纵使当初苏共领导集团想带着它那个满身脓疮、臭气熏天的党赖在执政的位置上等死,那苏联人民会不会答应呢?

2013-9-4

参考文献:

1.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2.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4. 雷日科夫著、《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5.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 潘德礼《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7. 李永忠、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共识网2012-02-23

8. 王瑾《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共识网201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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