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中国的“二代”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1 次 更新时间:2013-07-25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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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  

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的案件,其社会影响之大让人乍舌。不仅李天一被冠以“银枪小霸王”的诨名遭到口诛笔伐,连他的父母、为他辩护的律师和所有为他辩解过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遭到网民的“人肉搜索”和辱骂。显然,因为李天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双重身份和令人侧目的言行,此事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仇官”“仇富”心态的最大宣泄点,也凸显了社会阶层分化对立加剧的严酷现实。

李天一案的发生和其个人经历也许有其偶然性,但其所代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种种劣迹,中国人却早已耳熟能详:要么有家族产业可以闲吃一辈子;要么依仗父辈庞大的关系网,还没毕业就开始吃空饷并能获得“火箭提拔”;再加上醉酒超速,撞飞行人,威胁记者,殴打行人,炫富斗富,口出狂言,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官一代”和“富一代”为官为富不仁,满脑子特权思想和“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意识,造就的必然是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目中无人、冷酷无情的“二代”,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如他们的父母所愿,在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的。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二代”每日耳濡目染的就是托关系才能办事、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现实,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敬畏法律、敬畏生命?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骄横,对应的是“穷二代”的悲催。在1980、90年代,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只要上了大学,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是现在,即使他的父母砸锅卖铁供他上了大学,大概只能在城里做蚁族,挣每月一、两千的工资,住在地下室,而且似乎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很多时候文凭已经不管用,人家关心的是你爸是谁?所以毫不奇怪,每年有上百万的高中生放弃高考,大学里农家子弟的比例不断减少。社会上升渠道被堵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中产二代”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们与父母两代人很可能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要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不时有媒体报道,月入万元以上的中产不敢要孩子,看似难以置信,但在一个拼爹、拼娘、拼资源、拼关系的年代里面,因病因失业沦为屌丝(中国流行网络用语,泛指穷人)的中产,并不在少数。

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

中产趋向于屌丝,屌丝则不知何去何从,对这两个阶层来说,社会阶层已经不是固化的问题,而是普遍在下沉。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于是仇富心理蔓延,报复和泄愤事件越来越频繁。但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贫富差距同样很大,比尔•盖茨和一个纽约流浪汉之间的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且据《人民日报》的说法,美国德国也有拼爹的现象,还有人指出盖茨与巴菲特也是“富二代”,并非白手起家。但即便如此,并没有见美国或全世界有人声讨这两个“富二代”,也很少人拿布什家父子总统的“官二代”现象说事,这是为什么?

首先,中国的竞争环境极度不公平,竞争还没开始,就有人已经输了,有人不战而胜。这样的环境下,富者恒为富,官者恒为官,“富二代”和“官二代”主要借助父辈的荫蔽占尽好处,获得权力提供的各种利益和机会的“特供”,并试图复制“三代”和“四代”,其上位和个人的素质关系不大,只要有背景,说你行你就不行也行;而穷者恒为穷,上升的通道堵塞,学习改变不了命运,勤奋改变不了命运,有技术也改变不了命运,花了18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和人家坐在一起喝咖啡。这样一来,仇富仇官就成了必然。而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家世显赫可能让你少走一些弯路,但归根究底,你的成功是因为你个人的能力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得到了检验。盖茨的母亲是IBM的董事,但没有办法命令全世界人民必须使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巴菲特的父亲是国会议员,但不可能给他提供股市内部消息;小布什看起来智商不高,但毕竟是美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但前者不会骄纵,后者不会绝望,社会氛围也不会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

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感严重不足。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认为,中国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计划生育保险)缴纳社保一般占到工资的40%,高的达到50%。“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比中国更高,社保缴费负担非常重。”但就是这么高的缴费比例,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中国人享有的社会保障负担之重,水平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从职业的安全感上看,早年的终身雇佣制被妖魔化为“大锅饭”和国企效率不高的罪魁祸首,在1990年代初的“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中基本被废除。中国企业的民主化程度普遍很低,几乎每个机构,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都是一个个专制的堡垒,老板说一不二,员工低头哈腰。这样的社会和工作环境,让大多数人都处于莫名的焦虑和不安之中,人们对不公不义的容忍程度自然降低了很多,某些时候的情绪化难以避免。

最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还遗留大量封建化和人身依附成分,个体的独立和尊严,在大多数人的价值位阶中,是远远低于升官发财的,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富二代”“官二代”身上,表现为他们依赖父母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表现为他们的“衙内”做派;也体现在“穷二代”和“中产二代”身上。这些人往往憎恨腐败和寻租,但一旦获得机会上升为“官一代”和“富一代”,却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去制造他们之前痛恨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中产二代”“穷二代”哪里都有,但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隔离和对立的程度之深,恐怕以中国为甚。这背后,是社会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的残酷现实,也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要改变现状,既不是渲染富人的不仁,也不是指责穷人偏执,而是让富人得到约束,让穷人得到关怀。而驯服权力,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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