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7 次 更新时间:2013-07-17 09: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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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银波  

  

  【摘要】侵权损害赔偿以完全赔偿(填补损害、全部赔偿)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一般情形下确实合理,但适用于较特殊的个案,可能导致不公。既有研究虽从不同角度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僵化适用有所认知和反思,但无法一般性地指导实践、满足实践需求。有鉴于此,为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引导民众的行为,应酌减侵权人责任,缓和完全赔偿原则,从而突破全有或全无、非此即彼极端思维之禁锢,为实践提供一般性指导,以公平、有效地解决纠纷。缓和完全赔偿原则之指导标准应以生计酌减和公平酌减为限,且应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予以具体适用。

  【关键词】侵权损害赔偿;完全赔偿原则;生计酌减;公平酌减

  

  一般认为,侵权损害赔偿以完全赔偿(填补损害、全部赔偿)为基本原则,要求侵权人填补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失,使其回复至如同侵权行为未发生时的应有状态,同时以过失相抵、损益相抵为例外规则。[1]后两者虽减轻了侵权人责任,但并未脱离完全赔偿原则。过失相抵仍以被侵权人损失额为分配损失之基数;损益相抵要求受害人可获得的赔偿额以其损失额为限,系依完全赔偿原则得出的结论。完全赔偿原则在一般情形下确实合理,但适用于特殊的个案,则可能导致不公。因此,侵权责任法需为解决非常态纠纷而缓和完全赔偿原则,例外减轻侵权人之赔偿责任。

  

  一、完全赔偿原则遭遇的现实拷问及其回应

  

  (一)个案引出的质疑

  案件类型1:过失碰撞豪车之天价赔偿案。2012年,我国发生了数起此类案件。1月31日,朱某驾驶本田雅阁牌轿车,右转弯撞上劳斯莱斯牌轿车,导致后者车轮破损、车门被刮花,维修费用高达35万元;无独有偶,2月14日,刘某驾驶东南菱悦牌轿车,越黄线撞上劳斯莱斯牌轿车,导致后者车标、轮胎受损,维修费用更是高达80万元。[2]根据完全赔偿原则,在商业责任保险外,朱、刘二人各自尚须赔付的金额分别为15万元和50万元。面对天价赔偿责任,民众普遍认为朱、刘二人仅为一般过失且只造成轻微事故,在一般情形下,商业责任保险足以对付,却因“遇上”豪车而几乎倾家荡产,甚为不公,因此不应要求他们赔偿全部损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亦为此建言献策,认为不能让富豪的奢侈品成为普通百姓的梦魇,应通过制度设计让豪车车主承担更多义务。法律界却囿于完全赔偿之思维定式而悄然无声。

  案件类型2:好意同乘案。此类案件不胜枚举,并已引起学界关注。例如,何某应曾某请求驾车前往其家中为其年迈的母亲治病,同车的曾某因何某驾车撞上电线杆而受伤,要求何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3]在这种条件下,要求车主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显然不公。

  案件类型3:未成年人失火侵权案。两位7岁农村女童在某旧木材市场玩火,引燃13户村民堆放的1万余立方米木材。事后,被侵权人诉至法院,要求两位女童的监护人赔偿损失185万元。[4]如果严格适用完全赔偿原则,监护人确应赔偿全部损失。如此的判决,可能因监护人家境贫穷而沦为一纸空文,无法执行。更重要的是,仅仅未成年人的一次过失,就要以其及整个家庭的一辈子安定生活为代价,果真为最佳的法律选择?

  (二)实践的回应及作为一般命题之抽象

  事实上,当事人甚至司法机关都已自发缓和适用完全赔偿原则。就案件类型1,刘某被被侵权人免除了商业责任险之外的赔偿责任。就案件类型2,司法机关业已基本达成不完全赔偿之共识:一方面,重庆、陕西及浙江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均规定:“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因该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到损害的,应当酌情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0条拟统一规定:“免费搭乘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被搭乘方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适当减轻责任。”就案件类型3,法院并未按完全赔偿原则作出判决,而是进行调解后由被告赔偿损失27万元。

  司法机关虽就案件类型2作出指导性规定,但这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做法,不足以解决问题。倘若发生与之类似的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致被帮工人受损的案件,又该如何应对?是否又发布司法解释?针对前述案件类型1和案件类型3,又该如何解决?换言之,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是否绝对合理,能否公正、有效地应对所有侵权纠纷?前述数例,不独为个案,而代表一类案件。在案件类型1中,因标的

  物异常昂贵而出现远超出行为通常结果的异常高额损失时,仍要求侵权人赔偿全部损失显然有失公平。

  案件类型2的特殊性在于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无偿性,要求助人为乐者承担完全赔偿责任,不合常情。在案件类型3中,行为人的过失程度与损害后果严重失衡,且完全赔偿责任会威胁责任人的生计,要求其承担完全赔偿责任,似过于苛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案件会随时发生。不仅是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就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之误工损失赔偿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在普通民众误伤商业大亨时,诸如被侵权人主张9个月共64万元、68天共70万元误工损失赔偿的案件[5]屡见不鲜。“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是在表述法律……”[6]面对实践的诉求与自发超越,立法者与理论界不应食古不化,而应跳出思维定式,反思完全赔偿原则,以探寻合理解决纠纷之路径。

  

  二、完全赔偿原则之僵化性及其解决方案之局限性

  

  (一)僵化坚守完全赔偿原则易导致个案的不公

  一刀切地无视侵权人过错程度及可否预见损失数额而采完全赔偿原则,易致责任轻重失衡。[7]这具体表现为:(1)完全赔偿原则强调侵权损害赔偿不受侵权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影响,无论其故意或过失,都要赔偿全部损害。不区分过错程度而统一采完全赔偿原则,是区分赔偿与惩罚的进步,但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逻辑分析角度而言,行为人若无过失,不承担任何责任,稍有过失,即承担全部责任,无过失与轻微过失一线之隔,却轻重失衡。就朴素正义观来看,仅因一个小小的过失就要求行为人赔偿巨额损失,甚至剥夺其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很难说是公正和符合社会利益的。[8](2)侵权责任制度仅在责任认定时要求侵权人可预见损害类型,在确定赔偿额时并不考量侵权人能否预见损害程度、损失数额。如就前述案件类型1,行为人只要预见其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无论其能否预见碰撞的是豪车并随之产生异常高额损失。法律的确不应将侵权人的个体不可预见性作为减轻责任的事由,但当一般理性人均无法预见异常情事时,仍要求侵权人承担责任就显得过于严苛。就伦理分析而言,按客观理性人标准要求行为人,已符合矫正正义之宗旨,反之,让其负担一般人不曾遭遇之偶然不幸的结果,对其不公。如《欧洲侵权行为法基本原则》(PETL)注释文本即示例道,侵权人驾驶车辆与出租车相撞,后者载有每年挣2500万欧元的三位商业大亨,事故使他们多年不能从事合适的工作,这一误工损失与碰撞的通常后果不成比例,无法完全归因于侵权人。[9]从经济分析角度看,责任规则的设置除旨在填补损失外还在于督促行为人预防损害的发生,而当预防的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后,预防行为所实现的事故发生概率的下降趋势非常缓慢,要求行为人对不可预见的损失承担责任,只会使其盲目投入更多的预防成本而并不会降低事故发生几率。

  为此,面对无视损失不可预见的苛刻的责任规则,现代欧洲侵权责任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反发展趋势,[10]原采完全赔偿原则的国家或地区亦逐渐意识到这一原则的僵化性。在法国,法院意识到《法国民法典》第1150条关于侵权损害赔偿采完全赔偿原则规定的僵化,而依程序法赋予确定赔偿额的自由裁量权,考量责任人过错程度、支付能力及当事人是否受保险保护等因素后确定适当而非完全的赔偿额。[11]《德国民法典》第249、252条明文规定了完全赔偿原则,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认识到僵化的完全赔偿原则可能导致特别严苛的赔偿,使普通收入者因轻微过失而承担过重责任,[12]因此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歇。1967年《德国损害赔偿法修正草案》第255条之一即拟定责任酌减条款,规定可公平地减轻侵权人异常沉重之责任。[13]有学者甚至感叹,僵化固守完全赔偿原则是可悲的。[14]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亦认为,“原则上,损害赔偿与赔偿义务人过失程度无关,然为公平起见,例外的为定赔偿范围,依赔偿义务人过失之程度,而应为其生计关系上之酌减”。[15]草拟的《奥地利损害赔偿法建议稿》亦新增责任酌减条款,以避免侵权人因轻度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

  (二)既有理论反思与应对路径的局限性

  面对完全赔偿原则适用于个案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1)从责任免除或责任限制的角度探寻解决路径。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针对案件类型2,主张从责任构成角度区分无偿搭载人的主观状态分而处之,无偿搭载人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为一般过失时,其责任被免除。[17]二是认为完全赔偿原则仅适用于对固有利益损失的赔偿,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应以可预见性规则等加以限制。[18](2)个别化指出在采完全赔偿原则的同时可例外减轻侵权人责任。有学者指出,在侵权人无力赔偿时可适当减免责任;[19]亦有学者主张,在侵权人过错与损害结果严重失衡时可基于公平考量减轻侵权人责任。

  上述解决方案仍未摆脱既有之思维定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免除责任的应对方式仍局限于完全赔偿原则“全有或全无”的僵化思维,只是例外免除行为人的责任。对于诸如好意同乘等案件,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陷于两难境地:搭载者虽为重大过失,但其免费搭载,要求其赔偿全部损失,仍有失公允,在其自身伤亡时,更凸显不公;反之,搭载者虽为一般过失,但其行为终究具有可责性,免除其责任,与自己责任原则有悖,且使无辜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对受害人不公。倘若不再纠结于责任之成立与否,而是从赔偿额的角度入手,采用“应赔但可少赔”的应对思路,可能更为妥当。限制责任的应对方式的缺陷则主要表现为:(1)既有主张对赔偿责任予以限制的观点,均仅认为应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加以限制,就固有利益损失仍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但即便就固有利益损失要求侵权人承担完全赔偿责任,亦可能过于严苛。(2)将完全赔偿原则限定适用于对固有利益损失的赔偿,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予以限制的观点,陷入完全赔偿主义与限制赔偿主义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之中。事实上,早在古罗马、中世纪,并无统一的损害概念,只有对受害人损害的具体区分,一般将其区分为固有利益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并以赔偿固有利益损失为原则。如此会使受害人无辜受损。为此,在19世纪德国普通法后期,以莫姆森、温特沙伊德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统一的损害概念,认为损害是受害人现实财产状况与倘若无侵权行为时假设财产状况的差额,并依此确立完全赔偿原则,要求侵权人填平受害人所受的损失,使之回复至如同侵权行为未发生时的应有状态。与之相对,以莫利诺斯、耶林为代表的学者继受了中世纪法学的观点。就此,形成了完全赔偿主义与限制赔偿主义的争论,前者主张不考虑过错程度,侵权人均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者主张区分过错程度、对损失的可预见性确定责任范围,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般或轻过失侵权人只需赔偿可预见的一般损失。[21]我国学者主张的仅就固有利益损失赔偿采完全赔偿原则而对可得利益赔偿加以限制的观点,即是限制赔偿主义的体现。这种观点虽认识到完全赔偿原则的僵化、可能导致侵权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但走向另一极端思维,一般性地区分过错程度而确立不同的赔偿额、一般化采纳可预见性规则,又会使无辜受害人受损,更将使民事责任变成一种惩罚,倒退至与刑事责任不分的蒙昧时代,实不足取。

  既有理论、实务虽就案件类型2进行了探讨,确立了指导性的责任酌减规则,但不知其与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致被帮工人受损如出一辙。虽有学者指出可为保留侵权人生计而减免责任、可为避免责任轻重失衡而酌减责任,[22]但并未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更不曾意识到基于好意同乘而酌减责任与避免责任轻重失衡而酌减责任之关联性。这种情形只不过是《丹麦损害赔偿法》第24条、《荷兰民法典》第6:109条缓和完全赔偿原则之责任酌减规则的“当事人间法律关系”、“过错程度”之具体考量情形。简言之,现有方案尚难一般性地指导实践、满足实践需求。

  

  三、完全赔偿原则缓和之提出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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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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