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作为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一个经济发展项目行动的一部分，一个由美国高科技企业高管和天使投资人组成的小组来到北非。当地的创业者蜂拥至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研习会，因为这些美国人会在那里评价他们的商业计划，并鼓励他们成立创业公司。这次行动体现了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把“经济治国”置于美国外交政策设想的核心。

但是由于这个项目资金十分匮乏，以至于胜出者都没有获得任何奖励。尴尬的代表团成员胡乱想出一个奖项：去底特律的一家创业孵化基地实习的机会。

今天，中东是一个经济炸药桶。阿拉伯世界有60%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这里需要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否则已经高涨的失业率将会爆炸。

奥巴马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努力应该更加注重经济而不是军事。前任国务卿助理托马斯•R•奈兹(Thomas R. Nides)称，“美国政府在关注中东经济问题上十分失败。这里有大量的年青失业人口，而且没有希望。”

这种说法并不新鲜。克林顿在一年多前就说过，“想要成功，阿拉伯要在政治上觉醒，也必须在经济上觉醒。”她的继任者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本周说，“经济政策就是外交政策。”

上个月，他请求国会批准创建一个5.8亿美元（约合35.6亿元人民币）的“激励基金”来奖励中东和北非那些实施改革、支持市场经济、民主模式、法庭独立以及公民社会的国家。但是克林顿去年提出类似基金会的议案在国会得到的支持很少，可以理解国会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现在，随着自动减赤计划的实施，克里的提议可能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大规模开发的行动资助必须考虑能否在该地区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发展，否则在政治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找到创新性途径，在一个财政紧缩的时代实施经济治国方略。激励基金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其金额跟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的1.2万亿美元比起来是九牛一毛。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自行实施了基金会要鼓励的那一类改革。过去十年里，作为为加入欧盟(European Union)所尽的部分努力，土耳其贯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严苛的改革计划，开放本国经济、吸引国外投资。今天，没有几家土耳其企业在乎土耳其是否是欧盟成员国。让土耳其引以为豪的是，它在2011年的经济增速快于其他欧洲国家。

在约旦河西岸，最近辞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总理职务的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实施的经济和保障改革更是值得称道。

克里还应把那些具有可发展的市场和伙伴的领域作为援助重点。在约旦河西岸经营一家科技公司的巴勒斯坦工程师塔里克•马艾哈(Tareq Maayah)说，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10万美元帮助他的公司赢得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试用机会。今天，他的公司在没有政府相助的情况下，为思科公司(Cisco)、惠普和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开发软件。

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埃及裔美国人艾哈迈德•阿勒菲(Ahmed El Alfi)说，美国官员能以微乎其微的成本“做得更多”。在开罗创立了高科技孵化器的阿勒菲说，埃及的创业公司大声疾呼着要和美国投资人接洽。他建议，“每周给该地区的公司打一个电话，让他们给美国公司做十分钟的陈述。”

最后，克里应该对美国公司强调，这个地区是存在投资机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航空领域的机会尤其多。2011年，中国公司对中东和北非的出口额达到约1500亿美元，是美国公司在该地区出口额的两倍。

当然，对美国私人投资来说，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太不稳定。但在另一些国家，促进贸易、投资和就业岗位创造的公私合作项目可以得到扩展，这些项目几乎无需纳税人的资金。应该增加并资助克林顿发起的科技创业代表团。应要求富裕的波斯湾国家为中小型企业出资成立一个区域银行。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打住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社会的想法。即便美国完美地实施了它的政策和计划，单靠它们是无法稳定这些国家的。我们需要具有生命力的本地合伙人。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实现转变。

我们应该把心气放低一些，把精力集中在长期的经济上。在更长的时间内设法做更少的事，我们会收获的更多。（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