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宏:让金融家去重整中国红十字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8 次 更新时间:2013-05-06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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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宏  

我的第一篇专栏,正逢雅安地震的不幸,似乎应该说点什么。但我现在是个做投资管理的人,用俗话说就是一个贪婪的资本家们的帮凶,若大谈同情心或慈善,怕会让部分读者难以接受。大众似乎有一种意见,认为金融资本家是灾难的制造者,他们黑手伸来伸去,隔三差五制造个股灾啊、房地产崩盘啊之类的。比如不久之前的黄金大跌,有些朋友就认为是金融大鳄们的阴谋。

听说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还讲过,二次世界大战就是金融资本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挑起的。金融家们是没有同情心的一族,明知道一个卖盘砸下去就可能逼得某些小散们倾家荡产跳楼自杀,还是照砸不误。每次地震之后,水泥建材股等等都会大涨,一个人听到地震消息后第一时间不是默哀悲愤而是打开电脑赶快买入水泥建材股,要没良心到什么程度啊?这大概就是某些公众心目中的金融家形象。

上述看法,我当然认为都是不对的。我个人在投资领域没有多大建树,但也有幸和一些成功的投资家合作过。在我看来,其实真正成功的大资本家,往往都是很不贪婪的人,他们不过是非常善于利用他人的贪婪人性罢了。20世纪两大最杰出的金融投资家,一个是以价值投资见长的沃伦?巴菲特,另一个是以制造金融危机而从中渔利见长的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而两人也恰恰都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慈善家行列。我总觉得这并非偶然。

会不会因为金融家是世界上唯一以金钱为经营对象而不是追求目标的商人群体呢?我也说不清楚。直觉是:整天谈钱玩钱的人,不一定爱钱。而有些人为自己精心炮制的营销广告,从头到尾充斥着爱心啊、希望啊等大词,其真实目的倒可能是为了赚钱。像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真正有大智慧的金融家,数以亿计的资金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些筹码而已,早就不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了。

但这里说的是大金融家,至于金融行业的普通从业者,他们的人生观恐怕就没有那么高层次了,金钱观也未必有那么淡泊。金融业的核心,就是拿着大量不是自己的钱去做事。怎样让一个人整天使用着别人的钱,却能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以事”呢?一个年薪10万的人却每天使用着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你怎样让他做到视若无睹目不斜视呢?要有强力的法治等外部控制,更需要有非常严格的内部控制。现代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面向公众募资的机构,在建立精细的内控体系上,恐怕是大大超过其他行业的。当然,内控的基本内容是风险管理,不过良好的风险管理中也就包含了对道德风险的管控。

世上还有另一种事业,它和金融业一样,也是拿着大把大把别人的钱在运用,这就是公益慈善事业。而且和金融机构相比,公益慈善机构更毫无业绩压力,完全是只管把钱花出去就好。所以,很明显,公益慈善业应当比金融业有更加严格的内控体系。

我不是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专家,不知道国际上的公益机构,在内控方面如何实施,是否参照过金融业的经验。就我的印象,在中国,几年前,慈善机构都必须挂靠政府。那时政府公信力在大众中普遍还在,能相信政府的人自然也就能够相信中国红十字会,内控不内控似乎也就无人关心。最近几年,人们知道不能盲信政府,转而更相信民间慈善机构了。

这种转变固然是好事,但问题在于,公众对民间独立机构的信任,也还是一种粗朴的感情判断,常常是基于其领军人物的声誉。比如说李连杰先生是个善人,那么我就信任壹基金;李承鹏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就给他的事业捐助。将信任寄予一人,无形中也给了这些领头人过分的压力,让他们恨不得事必躬亲。四川一地震,这些公众人物就得连夜亲自飞赴“前线”,一身汗一腿泥地赈灾。这真的有必要吗?这和政府的“领导亲自关心”路数又有多大区别?我个人更欣赏这样一种内部机制:即使其本人远在太平洋某个小岛度假,旗下基金仍能有效进行赈灾。公众对机构的信用,最好是基于其运作机制而非领导人的个人声誉。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金融行业的经验,参照金融机构信用水平的评价方法,那么,目前中国公众对慈善机构的评判标准,就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

比如,有一种似乎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慈善机构提取的管理费越低越好,最好是“零成本公益”。但管理费低,善款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参照金融行业的经验,那些号称“不收管理费”的投资基金,号称“赚了钱才收费”的投资顾问,往往不能轻信,其最终往往会给投资人造成更大的成本。又比如说,公众喜欢刨根问底,质问机构“我捐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最近四川赈灾,有些舆论就一味盯着 “帐篷去哪里了?食品到群众手中了吗?”等等。所以像陈光标那样,直接把钱发到灾民手中的做法,便得到很多人赞同,以为这样做效率最高。然而,你和金融机构打交道,比如把钱存入银行,只要你相信银行的内控体系决定了它不可能监守自盗,那么它具体把钱贷款了哪些项目,你又何必关心?何曾关心?善款的具体使用方式,全权委托给职业的慈善家们来决定又何妨呢?

中国的慈善体系目前无疑面临着莫大的信任危机,但因为不信任而放弃体系化的慈善,人人都亲赴前线,去搞“个人直投”,这应该算是一种退步吧。重建信用,还是要从重建慈善组织的内控机制开始。也许,我们应该任命一位金融界人士去重整中国红十字会?

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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