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加以高度的认知和关注。尽管目前尚难断言我国正在陷入所谓“转型陷阱”，但是需要承认，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跨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也存在更多的困难，这使得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更为艰巨。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源
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中率先指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难以在尖端高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被国内部分学者误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最初来源。其实，它只是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最初的解释和表达方式。
根据有文献可查的纪录，“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篇报告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它由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印德米尔特·吉尔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霍未·卡拉斯共同主持并于2007年出版，但是国内学者和媒体误认为该报告是2006年出版，报告对于东亚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阐述。报告指出，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在该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它们基本都不适用了。因此提出，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它们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策略促使其成功跨越，因而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世界银行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后，这一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许多财经媒体开始大量引用这一概念，并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它是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国外财经媒体和相关研究报告的影响下，我国舆论很快接受了这个概念。笔者用关键词为索引查询常用的文献数据库，在Elsevier 和Wiley-Blackwell这两大文献数据库中，查到中国学者第一篇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研究员所撰写的题为《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与中国涵义》，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认可“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之后，我国一些著名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论证。例如，林毅夫、王一鸣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角度，郑秉文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角度，马岩、周其学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等问题进行了阐释。胡鞍钢、王宏淼、曾峥认为从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所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它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江时学教授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为例，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研究。他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与世界银行(2006)发布的概念最为一致。他提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认为，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解释
迄今为止，在关于经济发展理论中涉及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理论和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研究却很少。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主要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不同角度阐释“中等收入陷阱”成因，从各自认知的角度寻找“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从而试图提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一般性的解释。纽约大学约万诺维奇教授通过比较全球化前后各国经济增长表现时发现，在全球化时期，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增长率呈现U字形状。这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即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技术先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化中获益;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成本低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种比较优势都不是很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蔡昉教授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概括为“比较优势真空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以及皮埃尔·理查德·阿革诺尔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经济发展没有本质的突破，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引用了国外先进的技术，使得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从而使人均收入得到很大提升，但是这种提升仅仅是一次性的。一旦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对工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则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弱。当从产业调整和技术追赶中所获得的生产率提升消失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衰退，随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姚洋认为，导致一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的收入水平不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可以依赖低廉的劳动力和较高的资本积累。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是有限的，而单纯的资本积累终归要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因此，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飞跃，必须提升技术水平和劳动力质量。
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高伟、胡鞍钢、迈克尔·波特等人从经济发展阶段角度分析，提出国家发展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即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机制基本发挥作用，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很快就能摆脱“低收入贫困陷阱”。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是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其经济发展模式是由效率驱动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的高附加值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对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史进行研究后，从微观角度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并且针对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即马尔萨斯均衡、工业革命理论、卡尔多经典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分叉这四个发展阶段。同时还提出，在工业革命后期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中人力资本是后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昌彦把东亚式的经济发展划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M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G阶段)、库茨涅兹式的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K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H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PD阶段)。他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就是跨越一个一个的阶段，当一个国家从K阶段向H阶段的跨越出现问题，即长期停滞时，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升级的视角。基林格、张其仔等人认为，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最重要因素。各国的产品空间存在异质性，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什么产品决定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该国参与的经济活动的类型有关，也与其选择和发展的产业有关。
伍业君、王磊等人认为，产品空间密集度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乃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他们在比较优势演化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模型，并且给出了产业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产品空间中存在升级的目标产品，而且企业具备生产新产品的能力;必要条件是生产新产品的成本增速快于其价格增速。在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容易得到满足，但必要条件的满足使得企业实现升级跳跃的临界距离变小;同时，如果向新产品跳跃的能力不足，则会使跳跃的充分条件得不到满足，这两者增加了产业升级断档的可能性，即增加了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而这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的判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般规律还是国别个案?2007年以来，世界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纷呈。大致归纳起来，我国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论断。
第一种论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般规律，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胡鞍钢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并不仅仅是现在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曾经也出现过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冲突等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过程。郑秉文、马晓河、全毅等也提出，其他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使得其在各个阶段持续保持经济的增长动力。钱运春等从“量”和“质”两个方面研究认为，西欧(选取英国、法国、德国三个国家)在1913～1950年期间是西欧“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并且认为工业化生产方式变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论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案，不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
清华大学《“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课题组认为，对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之后，中国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即为“转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会阻止进一步的变革，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尹保云教授提出，中国陷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正处于陷阱中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化道路上还有三个没有被充分认识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第二是依赖政府投资搞工业化和保增长的陷阱。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这三个陷阱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即不按照现代化规律搞发展的陷阱。这种提醒对于我们认识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对于中国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后发优势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消失之后，中国该如何发展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如何处理好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才是更为迫切的问题。
第三种论断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一个伪命题。刘福垣提出，中等收入阶段是大多数国家的必经之路，不能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是指新生产方式运行机制的磨合期和技术革命的酝酿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大多数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只有少数拥有特殊资源禀赋或者获得了特殊历史机遇的国家，才能很快结束中等收入阶段。
徐康宁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能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还有日本学者解释说，“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很多时候不能以一个“僵硬的界限”或标准来认定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该“陷阱”。
我们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大国来说，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阶段中的很多问题与矛盾。因此，中国需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加以高度的认知和关注。尽管目前尚难断言我国正在陷入所谓“转型陷阱”，但是需要承认，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跨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也存在更多的困难，这使得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更为艰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盼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