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实现人口红利软着陆需调整有关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6 次 更新时间:2013-03-21 09:56

张庭宾 (进入专栏)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人口红利”会将提前结束吗?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这是一个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的重点课题,因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世界工厂”机遇,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其中劳动力是唯一真正剩余价值的源头,即“人口红利”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其趋势对判断中国经济周期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招工越来越难。2012年4月份,一个西部省份的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假招工更成标志性事件——因招工难,该省当年引资时曾保证满足富士康劳工需求,结果出现了公务员短期假冒充数的荒诞现象。该省是人口大省,又是西部省份,出此现象,比前几年便普遍出现的沿海民工荒,给乐观者的冲击更大。

然而,个案固然给人带来危机直觉,但真正的理想结论必须来自于准确的数据分析。

近年来,学者们将人口红利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为一个经济体中由人口结构变化所造成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差异表现,将人口红利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其中,“第一人口红利”用“支撑比”来表示,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它不考虑单位劳动者产出变化。该支撑比上升,表明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由“支撑比”上升所带来的单位消费者产出(或人均GDP)增加就可以定义为“第一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正好处在第一人口红利期,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

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人口抚养比两个指标看,我国人口红利已经在 2012~2013年出现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占比首次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位于15~59岁劳动年龄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降低 345万人,同时占总人口比例首次出现下降,为69.22%,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这比此前联合国等机构曾预期的2015年前后的拐点,提前了3年。

从人口抚养比看, 2011年我国总人口的抚养比为34.4%,较2010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老年抚养比从1982年的8%上升到2011年的12.3%,但是儿童抚养比现在还处于下行周期,2011年儿童抚养比为22.1%,较2010年下降0.2个百分点。随着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提前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未来十年总人口的抚养比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推动下将逐渐攀升。

此外,人口老龄化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据最新数据,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1年的9.1%。根据联合国人口署预计未来十年中国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不断加速增长。预计2020 年底,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比2010 年底增加5700 万、增长52%。

尽管中国“第一人口红利”窗口提前关闭,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夸大其拐点效应。原因如下:

第一,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较为和缓。当今中国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较 2015年的峰值仅下降0.7%左右,即这个拐点是一个圆弧顶;此外,虽然中国年轻劳动力(15~29岁)数量已经在2011~2012年二次见顶,总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2013年见顶,但是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和年长劳动力数量将在2025~2030年见顶。

第二,从劳动力结构看,不同年龄和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呈现供需矛盾。根据人保部数据,近几年25~44 岁年龄段劳动力供不应求状况越来越明显,而45~64 岁劳动力呈现供大于求状况。从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数据看,16~24 岁、25~34 岁、35~44 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 1、1.18、1.06 和0.77,可见 25~34 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而超过 45岁的,则严重供过于求。此外,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假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看是供过于求。

第三,从劳动力质量看,“第二人口红利”仍有较大空间。“第二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仍将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劳动的生产率。其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环境。

总之,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第一次人口红利接近尾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但是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使得在未来5~10年不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快速枯竭。

但是,由于未来几年劳动力供给结构性(低端年轻劳动力减少,高端年长劳动力增加)的差异,将迫使中国产业结构必须从低端的建筑和加工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转型;如果其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能成功,产业升级失败,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无法抵消第一人口红利的下滑,则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衰退周期。

避免中国经济深度衰退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调整1979年开始的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口红利软着陆。

(作者为本报特约主笔,中华元智库研究员马康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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