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向:死刑案件裁判中非刑法规范因素考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9 次 更新时间:2013-01-24 1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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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向  

  

  【摘要】死刑案件的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法理学裁判模式与社会学裁判模式并存的不可避免性。非刑法规范因素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在死刑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通过反映案件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与表现案件法律结构的逻辑推理,进入裁判规范范畴。但基于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非刑法规范因素在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不具有独立的裁判功能,其裁判价值只有依附于刑法规范才能彰显。同时,非刑法规范因素介入死刑案件的裁判只有给予一定的制度性规制,才能在加强死刑司法控制的同时,又能使死刑案件的裁判更加理性、规范、安全。

  【关键词】死刑案件结构;社会学裁判模式;法理学裁判模式;非刑法规范因素;裁判权重

  

  前言

  

  死刑案件裁判是涉及生还是死的决断。[1]在我国目前甚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面废止死刑还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必须要在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的裁决,在很长一段时间还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要使死刑政策、死刑制度与死刑适用成为一种理性的实践,当务之急就是应当加强死刑的司法控制,即要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2]而如何才能做到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笔者认为,从实体法的角度看,除在刑法规定的框架内,根据一般行为人所犯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法定情节,明确解释“罪行极其严重”以及“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等刑法相关死刑条文规定,建构死刑案件的一般量刑标准,以指导司法实践之外,通过一些制度性措施的构建,将刑事政策、文化传统、道德习惯、公众舆论、司法经验、专家意见、加害与被害方等非刑法规范因素,纳入具体死刑案件裁判考量的范围,不仅可以在裁判环节切实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的实际适用,而且还可以提高案件裁判结果的可确定性及可预见性程度,从而使死刑案件的裁判更加理性、规范、安全。

  

  一、死刑案件结构与法理学、社会学两种裁判模式

  

  死刑案件与其他所有的刑事案件一样,都有其特有的内在结构形式。因为关乎生死,所以死刑案件的结构成分更复杂、更纠结,死刑案件的裁判也就更慎重、更沉重,案件裁判过程中裁判模式的二元化,由此导致的纳入裁判考量因素的多维性更甚于一般刑事案件,就成了一种必然。

  (一)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

  “案件结构”[3]一词主要源于布莱克[4]创立的案件社会学理论,[5]布氏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其所称的“案件结构”,主要是指“案件的社会结构”。

  布莱克案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其关于案件社会结构的分析。他认为,每个案件除了涉及法律规定和逻辑之外,都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社会结构,即案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谁与谁发生冲突、第三方是谁、案件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了案件的社会结构。[6]他认为:“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近年来,我们所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这一结构对于在法律技术特征上彼此相同的案件的法律变异是关键的。我们已经发现,案件的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处理方法。”[7]案件的社会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进而决定案件的命运。就刑事案件而言,依照布莱克案件社会学理论,其社会结构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8]

  1.互为对手的双方

  互为对手的双方,在刑事案件中就是被告人与被害人,或称加害方与被害方。死刑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的不同在于,互为对手的双方均涉及生命问题。任何一个案件都有相互对立和交锋,即互为对手的双方,这是案件的基本构成。双方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距离影响并决定了案件的最终处理,即“谁杀害了谁,是案件将被如何处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9]

  2.双方各自的支持者(或反对者)

  双方各自的支持者,在刑事案件中主要就是检察官、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律师或代理人、证人以及其他公开其倾向立场的旁观者等支持者。尽管支持者不能消除因案件社会结构的不同所产生的案件裁决影响,但支持者的社会地位愈高,将会给其所支持的一方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被支持者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则支持者的存在即便不能完全消除其面对地位较高的对手时的诸多不利因素,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社会地位,缓解极端不利的境况,从而有助于法官对案件的处理均质化和平等化。

  3.介入案件裁判的第三方

  介入案件裁判的第三方,在刑事案件中主要就是法官、陪审员等。他们作为案件的裁判者,构成了案件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上述人等所具有的不同社会结构的认知,以及法官、陪审员在案件中不同的价值及情感倾向也造就了案件的不同处理结果。一般来说,第三方的社会地位与案件处理结果的权威性呈正比,即与对立的双方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的社会地位相比,第三方的社会地位越高,其行为越容易表现出更大的权威性。

  笔者认为,“案件结构”除了其社会性的一面外,主要还是其法律性的一面,这就是案件的法律结构。“现代法学区分了法律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实体的,包括它的内容和目标。什么样的行为被禁止和限制?某具体条文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维度是程序的,具体规定法律规则如何被制定和实施。什么决定其真实性?诉讼如何开始?什么时候证据可以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10]由此形成了案件的两种法律结构形式,一个是案件的实体法律结构,一个是案件的程序法律结构,但这两种法律结构在刑事案件的裁判过程中是交互影响、难以界分的,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的刑事案件的法律结构,无论是实体法律结构还是程序法律结构,都是有关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结构关系,即法律规范、案件事实以及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构成了刑事案件法律结构的三种要素,而核心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互相建构关系。这表现为:①从规范的视角看,刑法规范被案件事实所建构。一方面,通过具体案件事实去“发现法律”。只有通过具体的案件事实,去识别、解构刑法规范的意义后,才能将其内涵及外延明确化并在个案裁判中加以适用;另一方面,通过具体案件事实去“创造法律”。司法过程是寻找正当的个案裁判行动,并通过这一行动去发现针对个案的最合理的解决方式。法律适用中无论是对规范漏洞的填补,还是对规范空缺的续造,都是与特定的案件事实相关的司法行为,因为只有将刑法规范置于具体案件事实之中,才会发现其漏洞与空缺,并且才会有被填补和续造的需要。②从事实的视角看,案件事实被刑法规范所建构。刑事司法中的案件事实,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案件原始事实,而是被规范裁剪过的法律事实。一方面,案件事实被程序依据刑法规范加工,即被证据并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证明确立、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事实。另一方面,被证明确立的案件事实,无一不是与刑法规范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相关并被依据规范要件整理过的事实,即案件事实被依据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加以相应的格式化,以使之能够满足构成要件涵摄或归类的框架要求。[11]

  (二)死刑案件裁判的法理学模式与社会学模式

  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两种结构形态的并存,决定了死刑案件裁判不仅存在基于案件法律结构而进行裁判的法理学模式,也存在基于案件社会结构而进行裁判的社会学模式。

  法理学模式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的裁判,视法律的适用过程为逻辑运作过程。对每一个案件的评估都是对法律条文的运用,而且由逻辑决定结果;但在社会学模式中,并不认为法律适用是逻辑的,而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行动,如何解决纠纷。法理学模式认为法律从一个案件到另一个案件是不变的,法律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案件,相同的事实会有相同的结论;然而社会学模式则认为,法律是可变的,它随着案件各方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法理学模式所关注的则是案件应该如何做出决定,社会学模式所关注的是针对案件的决定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的。

  具体到死刑案件的裁判,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法理学裁判模式会严格依照刑法条文的规定,对案件中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做出判定,并据此做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裁判。而且,法理学模式强调“同罪同罚”,相同的案件事实会有相同的死刑量刑结论。死刑案件裁量中的差别待遇,即“同罪异罚”,会被视为异常现象。法理学模式体现的是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法律条文主义的价值理念和现代法律形式主义(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所以无疑是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契合的较为理想的裁判模式。当然,在大多数常规死刑案件中,这种法理学裁判模式可以“用法条主义方法最不含混地处理……”[12]但在另一些疑难死刑案件中,这种法条主义的裁判模式不得不承认,它们的方法不是每次都凑效。当法条主义武库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决定此案,即当“法律命题内容太简单,法律文字含义无法告诉法官在未来案件中如何行动”[13]的时候,也会一筹莫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社会学裁判模式在死刑案件裁判中的确存在。以美国为例,当一个黑人被认定杀死了一个白人时,被判死刑的危险远大于任何其他种族的情况。例如,在俄亥俄州,黑人杀死白人比黑人被认定杀死黑人而判死刑的可能性高出近15倍;在佐治亚州高出30倍;在佛罗里达州高出近40倍;在得克萨斯州高出近90倍。而当一个白人被认定杀死了一个黑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俄亥俄州,在研究的5年当中,所有47名被认定杀死黑人的白人无一被判处死刑;在佐治亚州,71人中有2人被判处死刑;在佛罗里达州,80人中无一被判处死刑;在得克萨斯州,143人中有1人被判处死刑。[14]我国虽不存在像美国这样严重的种族歧视,但类似的在死刑案件的裁判过程中由于某种非刑法规范因素方面的原因而导致“同罪异罚”、“生死两重天”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只有当案件在法律技术上、社会结构上都相似的时候,案件的处理方式才相似”。[15]尽管都是以刑法的名义做出的裁判,但“刑法”在社会结构不同的案件裁判中所占的裁判权重显然是不同的,否则裁判结果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其中必然有一些的案件,在裁判过程中更多地考量了诸如如上所述的案件社会结构等这些刑法条文以外的因素,而得出了“社会学裁判模式”下的裁判结果。这是因为,死刑案件社会学裁判模式关注的焦点是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而非纯粹的刑法条文规定与案件事实本身,并且认为,裁量死刑案件的规范是可变的,它会随着案件加害方与被害方及其支持者与裁判者的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死刑案件裁量中的差别待遇,即“同罪异罚”是由于案件社会结构而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社会学裁判模式体现的是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的实用主义价值理念,这与现代法治法律形式主义的价值追求,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问题是这种裁判模式为何得以存在?这种裁判模式据以裁判包括或生或死这样的案件的准据是什么?是刑法规范吗?是,显然又不全是;不是,又是什么?答案显然只有一个,这就是案件的“裁判规范”。尽管存在法理学与社会学两种不同的裁判模式,但这两种不同的裁判模式却不能截然分开,或者说纯粹的法理学裁判模式与纯粹的社会学裁判模式都不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现代法治绝不会容忍脱离法理学裁判模式的纯粹社会学裁判模式的存在。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死刑案件都会存在一个社会结构、一个法律结构,而案件裁判不能重复,只能一次。罪刑法定原则下的裁判必须且只能以法律的名义,而以法律的名义裁判的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市井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惨烈的场景”。“法律条文提供了法律的语言,而案件的社会结构提供了语言表达的语法。”[16]法理学的裁判模式是显性的,社会学裁判模式是隐性的。隐性的社会学裁判模式为显性的法理学裁判模式提供社会、现实的支撑;显性的法理学裁判模式为隐性的社会学裁判模式提供规范、合法的形式。二者都为死刑案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裁判视角,一个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高度契合的裁判,必定是这两种裁判模式的完美结合。

  

  二、社会学模式下死刑案件裁判的非刑法规范因素

  

  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社会学裁判模式的必然存在。而社会学意义上的裁判,显然不仅仅是以“法律”的名义,还会以“社会”的名义。确定案件的裁判根基及确立案件的裁判依据,会更多地考量与“社会”相关联的诸多非刑法规范因素,而不仅仅依据与刑法条文规定相关联的规范与事实的分析,这是社会学裁判模式与法理学裁判模式在裁判理路上的主要区别。

  (一)社会学模式裁判中非刑法规范因素的影响

  我国学者汪明亮博士曾就是否存在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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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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