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经济结构调整为何调了30多年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2012年论坛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1 次 更新时间:2013-01-14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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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经济结构调整。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讨论30年了,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讲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到今天中央还强调呢?我们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谈三点思考。

我要提的问题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体应该是谁?或者说应由谁来主导调结构?过去30年一直是政府在主导,而我们的结构始终调整不能到位,我们可否反思一下,这是否与过去由政府主导调结构有关系?我的观点,政府不应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为什么?因为如果政府要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在理论上至少有三个前提要成立。

第一个前提,政府要事先清楚什么样的结构是一个好结构。既然政府要主导调整结构,那么事先必须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政府对这个问题清楚了吗?我想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市场瞬息万变,而政府并不是神仙,不会先知先觉,不可能提前知道市场将来的变化。所以这个前提不成立。

第二个前提,政府要作为调结构的主体,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市场,更关注市场。这个前提成立吗?恐怕也不成立。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利益约束不同,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投资,要自负盈亏,他们一定会更关注市场。而政府官员通常坐在办公室里面听汇报,当然也会去做调研,但通常是走马观花。关键在于政府官员不是硬约束,赚了赔了,跟他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相比而言,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懂得市场。

第三个前提,政府要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就说明行政手段要比市场手段更有效。是这样吗?未必。如果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领域、国家安全领域或者自然垄断领域,行政手段肯定比市场手段有效。如非典时期,我们的政府调控非常有效。但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行政手段是不是也比市场手段有效?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中央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既然这三个前提都不成立,那么,政府就不能主导调结构,问题是政府不主导谁来主导?企业家主导行不行?同样,也可以问三个问题,第一,企业家事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吗?企业家也不知道。第二,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关注市场吗?这个可以肯定。第三,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市场手段比行政手段有效吗?这也成立。问题是如果由企业家来调结构,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好结构怎么办?

其实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当某种商品要素短缺的时候,它一定会涨价,市场要素过剩的时候,它一定会降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完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那么如何优化需求结构呢?其实就是一条,政府不要去直接管制价格,让价格体系真实地反映需求结构。价格体系合理,这样企业家就可按照价格体系的指引去调产业结构了。

由此我有三点思考:

第一点思考,如果让企业家主导调结构,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开一般竞争性商品的价格,让价格反映需求。理论上这个观点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现实中政府很难这么做,因为总有人担心政府不管价格就有会出现通胀。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比如说前两年,我们的CPI接近5%,超过4%。国家统计局说通胀的原因是农产品(000061股吧,行情,资讯,主力买卖)涨价带动的。第一,农产品先涨价,然后才是工业品涨价。第二,农产品涨价的幅度高于工业品涨价的幅度,根据这两个理由,他们断定这一轮通胀是由农产品涨价带动的。

很多专家、学者也附和这种声音,说通货膨胀是农产品涨价带动的。其实这判断是错的,通胀只能由央行推动,农产品不可能推动通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农产品(生产一吨粮食),价格是一千元;一种是工业产品(生产一台冰箱),价格也是一千元。那么,整个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就两千元。如果央行只发行两千元人民币,一千元买粮食,一千元买冰箱,那么,这个国家是绝对不会通胀的。如果粮食涨价,从一千涨到了一千二,那老百姓用了一千二百元买粮食,那么剩下只有八百块钱买冰箱,冰箱自然会降价,否则就卖不出去,就要积压,冰箱厂就得停产甚至破产。所以冰箱不可能不降价。

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粮食涨价了,从一千涨到一千二以后,冰箱也涨价了,从一千涨到一千一而且也卖出去了,这就是奇怪之处。如果只是粮食涨,冰箱不涨,不叫通胀。一个物价涨了,另一个物价降了,总物价水平不变,不叫通胀。通胀就是农产品(粮食)也涨,工业品(冰箱)也涨,都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现在统计局的解释是农产品带动的,说农产品涨了20%,农业品涨10%,农产品是3月份涨价,工业品是7月份才涨。这解释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是央行多发了三百元钞票,不然不可能两种商品同时涨价都能卖出去。所以弗里德曼讲,通货膨胀始终都是货币现象。

第二点思考,既然要让企业家作为调结构的主体,那么就要尽量压缩政府投资,增加企业投资。这里的关键,简单说就是发国债和减税的关系。发国债是用于政府投资;而减税是把利润留给企业,形成企业投资。这是说,发国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今天的国债就是明天企业的税。即国债发债越多,企业未来的税负就越重。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想想,政府的国债最后是谁来还?它并不是由财政部门还的,一定是由税务部门向纳税人收税来还,政府国债发多了企业交税就得多,企业税交多了利润就少了,企业投资就少了,所以国债发多了会挤占企业投资。政府投资是可以保就业,而企业投资也一样可创造税收、创造就业。

第三点思考,让企业作为调结构的主体,我们就必须要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政府的投资什么、不投资什么,应该严格按政府的职能来确定。政府在经济中应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说政府是守夜人,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是仆人(也就是服务型政府),从亚当斯密时期的守夜人到今天的仆人,政府职能其实就四项,一是保卫国家安全,二是维护社会公正,三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四是扶贫助弱。

按照政府这四项职能,政府投资的领域很清楚,而且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也早就说了,是三大行业,两类企业。第一是国家安全产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第三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行业。另外还有两类产业政府要投资,一是高新技术产业,二是支柱产业。除此之外都叫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统统都要放开,要允许民间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来投资。只有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一般竞争性行业,让企业家按照市场信号,也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才有可能让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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