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李丹慧: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7 次 更新时间:2012-12-21 22:19

进入专题: 国际共运   中苏关系   中苏分裂   结构失衡   主导权  

沈志华 (进入专栏)   李丹慧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以往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我们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国际共运 中苏关系 中苏分裂 结构失衡 主导权

作 者: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我们倾心研究已近 2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为了寻找涉及苏联和中苏关系历史的档案,我们曾多次访问俄国和美国,也曾走遍与苏联接壤以及当年苏联重点援助的中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了解开历史叙事中存在的诸多疑团,我们曾广泛采访中苏关系的见证人或其家属,也曾频繁与各国学界同行讨论、交流。当然,时间和精力花费最多的,还是梳理、研究那些堆满书房的档案文献及其他史料。可谓 20 年磨一剑,我们的 《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一书终于完稿了,全书约 140 万字,详细讲述了从 1945 年到 1974 年中苏同盟兴衰的全过程。①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的头脑中始终悬挂着一些问题:中苏同盟酝酿的过程大约 5 年 (1945~1950),友好合作时间不超过 10 年 (1950~1959),其中真正的“蜜月”期只有 3 年 (1955~1957),而分歧、争吵直到关系破裂则经历了 10 多年 (1958~1969)。那么,在近代国际政治中的同盟体不胜枚举,中苏同盟为何如此短命?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中,为什么争吵多于合作?归根结底,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一个现象和两种解释

谈到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评估,首先看一个有趣并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作为中苏共同的敌人,美国的情报机构当年对中苏关系前景的判断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失误。尽管1958 年夏季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不断表露出来,以至于到 1960 年夏天已经公开化,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958 年 5 月中情局的报告推断,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中苏之间“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报告还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1]此后不久,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 1959 年 2 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2]到 1959 年 7 月底,毛泽东已经向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导权威发起了一次次挑战,且决心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了,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3]甚至到 1960 年 8 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 5 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

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目前还“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不过仍然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可能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程度”。[4]

1960 年底,美国人看到中苏之间的“冲突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已经将一些基本问题都卷入进来,以致造成了双方严重的不和”,但认为“联盟的核心力量仍然存在”,中苏“都敏锐地注意到双方之间的裂痕如果继续扩大,将会影响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某些共同利益”。因此,“他们不会允许出现公开的、正式的裂痕”。[5]到了 1961 年 9 月,中情局的特别情报评估报告还指出,尽管中苏关系面临“日益困难的问题”,但“由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对反共世界的共同仇恨,使他们能够在反对西方的行动上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6]

直到 1963 年夏天中苏两党关系正式破裂前夕,中央情报局才不得不承认:“目前中苏关系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破裂”,“在过去一年中,这种话语上的争论已经变得日益激烈和明显。甚至在中苏边境上也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7]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推断显然是一错再错,但他们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他们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一旦这些根本的信念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8]看起来,美国专家们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②不过,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错位。中情局专家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理念和行为逻辑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

与政府情报分析官员不同,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分析过去。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就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产生了兴趣。当时中苏分裂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即 1960~1964 年的理论宣传和政治论战,1969 年的边境冲突及后来的军事对峙。与此相应,研究者的看法也大体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分歧———具体表现在非斯大林化、世界革命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马列主义一些基本理论的理解等方面———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9]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包括历史纠葛和边界争端———才是引起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10]

冷战结束后,大量的解密档案使得研究者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索,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基本事实的考察,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彻底打破。有人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③,也有人重点考察对外政策对双方关系的影响④,还有人对中苏边界和边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⑤,较多的学者把中国国内政策变化作为研究的对象⑥,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⑦比较全面研究中苏关系变化过程的也不乏其人。[11]这些讨论无疑将进一步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深化。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不过,就导致中苏分裂的决定性因素而言,总体看来,到目前为止的种种看法似乎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这样的二元分析框架。

我们在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详尽考察后感到,“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尚不足以解释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摩擦和碰撞出现在 60 年代初,深化于 60 年代末。所以,国家利益冲突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至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那只是一种表象。1964 年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人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政治路线方面,实质上都已经回到斯大林时代,或者说与中共取得了一致。然而,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速走向分裂。这说明,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导致同盟解体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参与对中苏分裂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并为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或思路,图示如下:

首先,我们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友好到分裂的基本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1957 年,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关系日益密切,并达到高峰。在此期间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而苏共的政治影响力却日趋下降,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及其内在结构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过去是苏联一党一国单独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则是中苏两党两国平起平坐,共同执掌帅印,而毛泽东构想的形式是苏共在台前,中共在幕后。天无二日,一个阵营出现两个平行的领导核心,就构成了同盟破裂的可能性因素。如果二者没有矛盾,同盟可以继续,如果二者发生分歧,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加强,并将随时导致同盟破裂。1957 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的顶点,也是转折点,随后分歧出现,问题就来了。

第二阶段,1958~1959 年,在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处理周边关系及确立对美政策等重大方针政策上发生分歧。一个同盟的解体,从逻辑上讲,首先是同盟双方或各方之间发生了分歧,没有分歧,自然不会分裂。那么,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又为什么会发生?

关于中苏分歧的由来,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遭到中共的反对,从而引起中苏分歧,并最终导致中苏分裂。但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 1956 年。这里所说的原则性分歧是指双方无法弥合的矛盾,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期间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和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所产生的不同意见,不久便被苏共接受了。到 1957 年,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决定就是 1957 年 10 月做出的。要说分歧,其实在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冲突更为严重,但是并没有阻止中苏结盟,因为双方都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容忍了对方。所以,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分歧的起点不在 1956年,更不在 1950 年或此前,尽管那时已经隐含着双方不合的潜在因素。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在 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开始露出苗头,到 1958 年下半年及以后便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一系列事件。这些分歧就其表现而言,既不是意识形态 (双方都承认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也不是国家利益 (双方都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是方针政策的取向:中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的激进政策;中国要制造紧张局势,苏联则坚持必须缓和。至于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其一,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的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如果没有妥协而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以“和平竞赛”决定胜负,这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而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不久,且由于同苏联结盟和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敌视和封锁。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列强的政治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也制定和实施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其二,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后进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曾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5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接受并熟悉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并希望以此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无论如何,中共掌握国家政权比苏共晚了 32 年,而这 32 年的时间差,以及两国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构成了中苏之间在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第三阶段,1960~1964 年,双方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分歧就需要辩明是非,这就是 1960 年双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各自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争吵;1963~1964 年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而后期,即 1962 年末中共在内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与此同时,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等于分裂,也不一定会导致分裂。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美韩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央情报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利益是可以分割和让渡的,以利益维系国家关系就容易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能够实现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非利益之争。

为了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中苏双方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寻找理论依据。因此,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与他们同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不同,后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如同莱夫勒教授所说是一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斗争[12];而前者则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权之争———如同第一国际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的争论,第二国际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在中苏两党之间,无论是前期的内部讨论还是后期的公开论战,在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背后,实质上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⑧因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才能占据国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摩根索所说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征显得十分突出。⑨中共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从本质上讲,1960~1964 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位的斗争。

此时,1956~1957 年出现的潜在因素便开始发生作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支持赫鲁晓夫渡过政治难关,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国内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寻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主张平衡发展,中国则非要打破平衡。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苏共领导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现在思想路线又出现偏差,如何还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尽管由于苏联国力雄厚且颇具国际影响力,毛泽东从冷战格局的现实出发,只能强调“以苏联为首”,但毛寻求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格局本质上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而中共要“垂帘听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非不知道同盟破裂只能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两兄弟都要当家,就只有分家。

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而言,中共无疑占据着优势。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中共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所以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然更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原意,用“经典作家”的言词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而追求和平与发展就无法完全按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行事。但马列主义的大旗既不能放弃,对马列主义又不便谈“修正”,所以苏共在政治论战中往往陷入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这就难怪毛泽东常常讥笑赫鲁晓夫不懂马列,也难怪赫鲁晓夫在冲动之下采取意识形态争论之外的手段 (如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试图压迫中共就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后,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赫鲁晓夫的路线,其政治和政策取向正在逐渐与中共合拢,但是在 1964 年 11 月中共提出只有苏共公开宣布改变二十大路线才能谈到中苏和解时,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强硬的拒绝态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中苏之间的争端不是利益和声誉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问题,甚至是双方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本党中的合法性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苏关系走到这一步,同盟的命运就只剩下破裂这一条路了。

第四阶段,1965~1969 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5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 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转向公开的对抗。从此之后,便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中国调整外交战略,联美抗苏,冷战国际格局也开始出现转型。

上述历史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表明,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导权。就是说,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为什么非要争这个主导权呢?为什么他们要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抛弃发展势头良好的合作前景,最终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相互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一句话,为什么中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由利益来维系,以利益为准则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寓于之中的普遍性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层次,即图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结构失衡”所包含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失衡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 (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架势看甚至是超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脆弱性和动荡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驻军秘密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联军队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始终。

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和同盟关系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特点之一是遵行领袖外交的原则,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问题在毛泽东,那么他面对斯大林为什么会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如果问题在赫鲁晓夫,那么他的下台为什么没有能够挽救中苏同盟?文化差异也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确是影响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这些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不同国家缔结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的障碍。那么,文化差异又怎能构成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脆弱性和动荡性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分析制约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弊病的表现和症结。因此,对中苏同盟破裂深层原因的分析,就不能局限于现代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框架,甚至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中摆脱出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与一般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探索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结构,才能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症结和深层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体看来,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 20 世纪 40~6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处在一个从党际关系向国家关系转换的过渡时期,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在国家、民族、主权、平等、利益等基本理念方面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显得很不成熟,就往往陷入矛盾和困惑。因此可以说,中苏同盟破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失衡,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中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面向全世界和各民族,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工人阶级无祖国”是他们长期信奉的理念,一首“国际歌”就可以使互不相识的人们即刻亲密无间。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利益差别。及至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及执政党所承担的民族责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立场,他们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他们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阐述,也可以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对 1945 年中苏条约和外蒙古独立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以国际主义标示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 1968 年苏军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就难以取得和解,就无法保持稳定。

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国家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延续及其外在形式。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实行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从第一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国际共运一直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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