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华 陶维兵: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9 次 更新时间:2012-12-11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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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华   陶维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内外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理论层面的分析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党的十五大以后,“政改”理论研究更趋活跃。我们梳理和分析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政改”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其研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改”的必要性(为什么要改革)、“政改”的挑战(有哪些阻力)、“政改”的选项(改革什么)、“政改”的路径(怎么改革)、“政改”的前景(有什么风险)等五个方面。围绕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国内外理论界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绩显著,并且具有不可逆性,在现有政治框架内审慎推进、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有序参与、重视协商与合作的渐进式中国民主模式值得肯定,前景可期。

一、“政改”的必要性

学者们普遍强调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周天勇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人民民主意识的充分觉醒,以及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一定的腐败现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如果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推进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或者政治改革措施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使新的正义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滞后,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最终必将使社会主义政治垮台,也将使经济改革本身背离初衷”。②金太军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保持良性互动关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毋庸讳言,成就的背后存在着日益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与持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辉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为逊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③虽然李君如批评“经改政不改”的判断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但他也承认“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④还有学者提出“全球化趋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原动力”,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刻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并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推动政府行为规范化”、“使民主实践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使我国必须积极推动“政改”,以克服政治体制中的缺陷与不足。⑤

大多数西方学者在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巨大变迁的同时,往往从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和模式出发,强调中国“政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因而推进“政改”具有紧迫性。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认为,中国目前特别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越早进行越好,这样可以避免深层次矛盾的积累,从而避免更大的风险,因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发挥平衡作用,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⑦另一日本学者植田賢司也认为,中国要想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政治改革。⑧

理论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论述,无论其立论的根据和基点是什么,最终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中国“政改”具有不可逆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持续不断地推动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二、“政改”的挑战

国内理论界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和挑战也有充分的论述。如彭磊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路径依赖性、文化阻碍、后发展特征和理论障碍等阻力。⑨长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作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对其起着很强的束缚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后发展效应”使得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遇到中央权威与地方分权的悖论、改革与稳定的悖论、公平与效率的悖论等困惑;在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理论研究当中,理论的研究还不充分,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黄卫平则认为,认识上的误区也是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⑩。他对人们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陷入的认识误区进行分析后指出,“民主政治先导论”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观点,离开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谈民主政治的改革是脱离实际的;“政体改革决定论”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因而陷入了误区;“民主模式单一论”是一种简单、表面的民主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是现代民主政体唯一的、必然的绝对模式,这就忽视了各国民主政体的不同制度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道路;“政经绝对区分论”把政治经济简单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渐进式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这一事实;“政治改革缓行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难,风险太大,应当缓行,这种观点实际是在回避问题和矛盾。

旅法政治学者宋鲁郑认为,“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特殊时期,而且恰又处于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再加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转轨、转型同时进行的先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11)。西方学者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归结为四个方面(12):

一是经济增长的困境。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同时,他们又认为将经济增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存在着问题。因为“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不可能以目前的模式继续增长下去”;中国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面临着许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口、失业和不平等等严重社会问题,对经济增长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二是稳定的难题。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就已经指出,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定会加剧,并在中国的政治中产生出新的紧张和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认为:“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正常特征。”(13)默里·斯科特·坦纳(Murray Scot Tanner)虽然对中国民主发展前景比较乐观,但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14)也深表关注。

三是严峻的腐败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除非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消除腐败的结构性根源,否则很多反腐败措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15)

四是民族主义的反冲。在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不论是官方引导的爱国主义还是民间形成的大众民族主义,都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既无法消除腐败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无法补偿经济管理不当所带来的损失,而且一旦释放难以得到控制,因而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的长久之道。

无疑,这部分学者夸大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弹性。

三、“政改”的选项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端以来,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有效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政治协商和人大制度进一步完善,探索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探索和建立反腐倡廉机制,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等许多方面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16)因此,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先选项将会集中在五个方面。(1)逐步理顺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2)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逐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3)推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改革;(4)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5)加大制度反腐、依法反腐力度。(17)

如李君如认为,“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18)俞可平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主要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旨在实现“善政”。趋向“善治”的政府自身治理改革创新的重点将集中在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等五个方面。(19)汪玉凯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在“善治”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20)李景鹏则认为,立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腐败问题,加强舆论监督,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立足于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则必须改革选举制度,保障个人权利等。(21)徐勇对基层民主寄予厚望,提出了不同于“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的“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的分析范式,认为中国基层社会能够为改变自己命运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进行创造性的政治活动。(22)孙立平强调,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在四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23)

宋鲁郑提出了中国“政改”的四个优先选项: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司法改革;权力的交接与传承更加透明、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化。(24)

在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中国缺乏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等西方国家政体的基本特征(25),但是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而在同经济和文化相对的政治领域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扩大。其研究视角主要有四类:(1)变化的权威主义。如美国学者施乐伯(Robert A. Scalapino)的“权威多元主义论”(authoritarian pluralism)认为,近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是一种从“强权威主义”向“权威多元主义”的演变过程,不仅中央的领导变得更加集体化,而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于经济增长而出现了更多的权力分配。(2)“党政体制”的调整和适应。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的“党政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26)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政治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27)(3)政治领域的“自由化”。他们把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概括为:国家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干预大大减少;实行了村民委员会选举,从而在基层民主上取得了进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议会”。(4)治理、改革与发展。如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Suzanne Ogden)认为,中国政改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信息自由的扩大,公民社会的兴起,政治治理的改革。

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学者的分析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也普遍注意到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渐进、有序的政治变化。例如,村民选举的普遍推行、公民社会的兴起、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法治等被视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明显的政治变化。(28)如日本学者渡边直土认为,中国共产党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正是中国政治制度正统性的重要源泉。(29)在他们看来,这些变化都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重要表现,它们也将是今后中国“政改”的优先选项。高原明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制度入手,如上世纪80年代与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的对话机制,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另外还应尽量发挥非政府组织(NGO)和工会的作用。(30)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四、“政改”的路径

关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国内理论界多数学者主张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渐进式地进行,强调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成本最小的政治改革方案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如高放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继续碎步前进,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步伐,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是必须尽快从体制内由三小步(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等方面的积极探索)迈出三中步(各级领导人由差额民主竞选产生等)、再迈出三大步(如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建立能监督各级党委的监督制度,制定《政党法》,实行党政分开等),这样才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成功。(31)周天勇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主要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证二元结构社会安全稳定转型的角度来考虑。”(32)李君如强调稳步推进中国“政改”必须注意把握好三个问题,即“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意分析解决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要特别注意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把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观念;破除把人类政治领域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排斥有益成果的僵化观念和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的错误观念。”(33)孙立平把当今中国社会关于改革的思路概括为四种:第一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第二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第三是定型现有体制,第四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他认为前三种都不可行,强调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34)

宋鲁郑认为,与定期换人换党的西方制度模式和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的阿拉伯制度模式相比,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中国模式表现最佳。基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国情,以及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高昂代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榜样的。中国可以借鉴,可以创新,但却不能模仿”,“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35)

当然,渐进式改革论者尽管主张在现有大的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并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但并不一概排斥西方民主政治的有益经验,仍然主张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较为流行,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会是非中共主导的“政改”过程,中国最终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就像苏联东欧的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随着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的巨大成功,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赞同中国会通过暴力或激进手段实现民主转型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虽然这种“民主”仍然是所谓的非中共主导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渐进的民主转型”。

第三种观点是中共主导的民主政治。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研究中国发展经验包括政治发展经验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扩大协商,能够在有限的政治竞争条件下审慎和渐进地推进改革,通过多种路径发展中共主导下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如美国发展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研究后发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能够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36)由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学者何包钢(Baogang He)认为,“社会主义的宪政,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宪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全是互补的”。(37)“建立一个宪政体制,并非一定要采纳联邦制下的二院制”,“中国的协商民主,要么与地方人大制度相联系,要么与政协制度相衔接。这种体制内的协商民主固然也有缺点,但比澳洲体制外的协商民主实验也有其优势”,“中国民主化战略可基于中国传统的协商政治,以发展地方领域的民主协商政治为切入点。例如,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审议能力,建立基层民主协商政治。这样既可避免大规模民主化的风险,又为消除或减少社会冲突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强的方法和程序。基层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中已发挥了不少作用”(38)。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曾提出“华盛顿共识”的概念,认为未来会是一个每个国家都实行市场机制、采取同样的政治模式的大同世界。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则主张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认为“华盛顿共识”背离了历史经验,而“北京共识”更符合世界的真实情况,因为它承认国情不同、初始起点不同会带来结果的不同,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各种差异模式,而非仅有单一模式。(39)

五、“政改”的前景

国内理论界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有三种前景(40):一是领导自觉主动逐步改,由小改进而中改、大改,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二是不自觉被动逐步改,在倒逼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成本相对较大;再就是只在口头上讲改,实际上不改或只限于小改,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如周天勇执笔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对“政改”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就中国来看,抛开意识形态不讲,我们在一个三十年左右,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中,可能还是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他预料在“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在一个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去按照他们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依靠他们的政治智慧,去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郭巍青认为“可以从一个乐观的角度来看待”“政改”,“但是也有悲观。因为现在改革的条件变化太大了,这个条件的变化主要就是整个社会利益的板结化。权力和市场形成非常强大的联盟,这一联盟只有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动力,没有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更没有改革的方向可言。从这个角度看就令人有点忧心”。(41)虽然国内学者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和风险具有较充分的估计,但是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因此中国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李君如认为,“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同样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42)。

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苏珊·奥格登、默里·斯科特·坦纳、加茂具樹等西方学者均持肯定态度,因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且中国已经出现了民主化的迹象。(43)具体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西方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民主转型。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将通过激进或渐进的方式进行自由主义的民主转型。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认识过于简单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44)。

二是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等之类的重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会停滞不前”,因为“中国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动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通过扩大协商,在有限的政治竞争条件下审慎和渐进地推进改革,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45)日本学者角崎信也认为,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却未导致像中东、北非等阿拉伯国家那样的持续动荡,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独有的弹性。(46)

三是走向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理论上讨论中国在共产党主导下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党政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47)。在这种体制下,人民的影响在政治体制中将越来越强和有效。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将是“党政民主,即在一个不可能受到其他政党挑战的一党制框架内实现人民的有效权力”(48)。如沈大伟认为,中国不会走向西方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49)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理论界虽然在持论依据上存在一些差别,但在中国“政改”的必要性上无疑具有广泛的共识。虽然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但历史证明,这种罔顾国情的浪漫主义“政改”主张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渐进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国外理论界由于对中国的认知、情感和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对中国“政改”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和判断,是可以预料的。虽然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要么无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成果,要么机械地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来检视、衡量中国“政改”的成就,但是,中国充满勃勃生机的政治发展实践已经对此进行了有力地回击。虽然囿于语言局限,本文未能对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俄文、法文等资料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因而不免有所缺憾,但是我们认为,文中所述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观点,大体涵盖了西方学者的不同理论见解,基本代表西方理论界的主流认识。通过对上述西方学者理论观点的全面梳理和分析,我们会发现,历史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政改”探索,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肯定中国“政改”基本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改”中的主导作用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基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民主模式的观点也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一事实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渐进式“政改”模式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和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因而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和具有光明的前景,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探索,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把扩大党内民主与发展人民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把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与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同时,这也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必须予以坚持的基本经验。

改革没有止境。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域和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50)。必须从四个方面着力,继续向纵深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进程:(1)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健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体制,逐步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不断提高集体领导的制度化水平;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行使和保障机制,推进党内民主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强对党内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能力。(2)扩大基层民主。继续推进民主选举制度改革,有序扩大人民民主的范围和深度。推进农村、社区等基层组织自治,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3)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培育和提高公民意识与能力、全方位和多层次拓宽参与渠道,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和实现公民民主权利。(4)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改善政府治理水平,提高政府施政效能。

注释:

①本文认为,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和评价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观点是否科学、合理,应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②(32)周天勇:《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http://yyb0122.blog.hexun.com/11029497_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③金太军:《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④(18)(33)(42)李君如:《探索创新的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6期。

⑤袁金辉、陈安国:《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六大动力分析》,《广州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⑥Joseph Fewsmith,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p.34.

⑦(30)《日本学者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察与理解》,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82242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8。

⑧植田賢司:《中国にぉける経済発展の中での政治改革》,http://www.iima.or.jp/Docs/topics/2010/188.pdf。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8。另:本文引用的日文资料,均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李故静提供并翻译,谨致谢忱。

⑨彭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阻力结构分析》,《理论与改革》,2001年第2期。

⑩黄卫平:《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4期。

(11)(24)(35)宋鲁郑:《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

(12)(25)(28)(43)吴晓云、吕增奎:《西方学者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13)Thomas Bernstein, Unrest in Rural China:A 2003 Assessment, August 1,2004,

see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1318d3rx#page-1.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7。

(14)Murray Scot Tan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7:3,2004, pp. 138-146.

(15)Andrew Wedeman, Win, Lose, or Draw? China's Quarter Century War on

Corruption,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49, No. 1,2008,p.24.

(16)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八大进展》,《领导广角》,2003年第6期;艾新强、秦位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回顾》,《广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7)林双川:《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改”走势》,http://www.fjsen.com/magzine/rmzt/2005/200503/2005033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19)俞可平:《未来主要改革社会政治领域》,载http://www.infzm.com/content/51044.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20)《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调整改革》,http://news.sina.com.cn/c/2008-03-19/10511518041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21)李景鹏:《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滞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2)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23)(34)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51999.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9。

(26)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27)(45)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oodrow Wilson CenterPress, 2008,p.9.

(29)渡边直土:《現代中国政治体制にぉける正統性原理の再構成》,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一ラ厶·ディスカッシヨンぺ一パ一No. 2011-05

(31)(40)](49)高放:《政改的探索与前景》,《南风窗》,2010年第12期。

(36)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74~377页。

(37)何包钢:《在宪政社会主义论坛上的发言》,http://www.chinareform.org.cn/special/2012/05/headline/201203/t20120304_135758.htm,2012-03-04.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1。

(38)何包纲:《从协商民主看政治协商会议》,《学习时报》,2010-03-19。

(39)李颖:《雷默:在“北京共识”下“共同进化”》,http://news.163.com/10/0504/10/65R54DFI00014AE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2。

(41)《学者称公民系政治改革重要参与者》,《时代周报》,2010-09-02。

(44)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Anatomy of Collaps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6,1991, pp. 5-9.

(46)角崎信也:《「群体性事件」と中国政治体制の「弾力性」》,http://www.jiia.or.jp/column/201202/23-Kadozaki_Shinya.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8

(47)吕增奎:《变革、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http://www.blqwdx.gov.cn/doc/dkwk/xjck/zggcd/2011_8_8/59100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4-16。

(48)Brantly Womack, 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No. 1,2005,p.26.

(49)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739035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3-23。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江泽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6]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7]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主编:《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

[8]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金太军:《政治体制改革》,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

[10]房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1](日)高原明生(2004)“中国の政治体制と中国共產党”日本比較政治学会編“比較の中の中国政治”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2](日)加茂具樹(2006)“現代中国政治と人民代表大会人代の機能改革と‘領導·被領導’関係の変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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