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新战略——基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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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球产业转移也正蕴含着深刻的变化,因此,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新机遇,在开放条件下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新含义

1.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过去的30多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相结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GlobalProductionValueChain)的形成。全球价值链是指一个产业不同价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这是区别于以往一个产业主要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的生产布局形态的。之所以形成全球产业价值链,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大大消除了跨国生产布局的制度性障碍。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之间,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各种制度性安排,成为阻碍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导致企业只能局限在一国之内优化资源配置。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不断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的制度性障碍被大大消除,而且,在投资领域,各国从以往的限制政策转向鼓励政策,大大推动了跨境投资。由于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信息等产品与要素跨境流动成本的大幅下降,同时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反而上升,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开始大规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以往只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产业内分工,越来越多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

其次,信息技术革命大大推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导致信息跨境流动的成本大大下降。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导致跨境国际长途的费用下降为三十年前的数百分之一,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通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就使得跨国公司总部可以像在一个国家之内甚至一个城市之内来管理其分布在全球的生产运营活动。另一个变化是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模块化。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日益渗透,对传统产业的流程、管理与运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与服务活动的模块化。这就使一个企业以往不可分离的生产与服务环节,完全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而不影响其衔接与运作的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企业日益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活动,而尽可能地将其他价值活动外包给其他企业,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参与跨国公司的生产价值链。

第三,运输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货物跨境流动的成本。以大型集装箱船为代表的运输技术的进步,信息化带来的全球物流管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使跨境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全球产业价值链带来的成本节省可以轻易弥补运输成本的增加,也是推动全球生产价值链形成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价值链,出现了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成为低附加价值制成品的出口大国,正在成为服务外包的重要供应国。

2.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国内产业价值链的区别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产业,其价值活动均可粗略地划分为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如研发设计、高级原材料生产、复杂零部件生产等)、劳动密集环节(简单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如市场营销、管理运营、品牌运作、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物流管理等,大致可以归为总部经济活动和生产性服务活动两大类)。如果一个产业的价值链在一国之内展开,由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可流动性,会导致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资本回报率和工资水平趋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反映的是人力资本构成的差异。因此,其价值曲线是一条很平缓的“u”型曲线。

相形之下,全球产业价值链却是一条深凹的“u”型曲线,原因在于,劳动力跨境流动存在诸多的障碍,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却可以自由流动,导致资本回报的平均化。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分工,通常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布局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环节的劳动生产率较低,附加价值也较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则分布在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一条深凹的“U”型曲线图(图1)。中国台湾企业家施振荣先生在分析IT产业价值链将这条曲线称之为“微笑曲线”。

3.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含义

产业结构升级通常是指高生产率产业(高附加价值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全球化程度远逊于今天,各国产业价值链主要是国内产业价值链所描述的状况,因此,产业升级主要是推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比重的提高。特别对于后起国家而言,产业升级的轨迹就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则又是从以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不断提高新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比重,如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再到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东亚不少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经历了这么一个大体的过程。我国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基本按照这么一条轨迹来制定战略与政策。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后,后起国家的产业构成情况迅速发展变化。以我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接收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信息产业的投资,信息产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部门,相应的,出口产品结构中以IT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也迅速提高,2006年达到29%,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按传统的行业分类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工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但是,如果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实我国只是参与了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劳动密集的环节而已,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并不高。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后起国家产业升级变为三个方向:一是继续像以往一样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产业间的升级。、更重要的是,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两个方向提升,一个是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另一是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的提升(图2)。产业间的升级,大多也可以归纳到价值环节的升级。不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内,均存在着从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提升的任务。例如,在IT产业中,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是电脑的组装,在上游环节中,附加价值更高的是线路板、显示卡等部件的生产,再往上游是芯片的生产、封装,附加价值更高;往下游,则分别存在物流、营销、品牌等多个服务环节,其附加价值也远高于电脑的组装环节。即使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中,也存在着附加价值差异巨大的不同环节,成衣的生产附加价值最低,向产业上游回溯,高档面料的生产附加价值则有所提高,设计的附加价值更高,向产业的下游推进,物流、国际营销、品牌经营的附加价值也不断提高。

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提升产业结构,实质上就是提升一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

二、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新机遇

过去20多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已经达到7000多亿美元,不仅向我国转移了大量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产业活动,而且带动了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低附加价值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大国。展望未来,一方面,由于我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需要继续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成为更为紧迫的任务。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要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入手。

着眼于提升我国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正面临难得的国际国内的新机遇。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机遇

1.重化工业发展面临强劲的国内需求。这一轮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驱动力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涨,引致钢铁、水泥、石油化工、建筑机械等重化工业的强劲需求;二是人均收入提高后消费结构升级,对汽车、住房需求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样引致对重化工业的强劲需求。专家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数年。面对如此强劲的国内需求,国内资金大规模流入重化工业领域,跨国投资者也开始对华转移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产业。在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化工等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资并购或新建投资项目。顺应这一潮流,中国政府首次颁布了规范跨国并购的有关法规,为开展跨国并购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大量出口型组装活动对上游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过去20多年,我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波,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轻纺产业对珠三角地区的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IT产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对华产业转移,长三角地区是主要的受益者。两次国际产业大转移,造就了今天中国消费品和IT终端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无论是传统的轻纺产业,还是新兴的IT产业,在华投资的主要是劳动密集的最终组装环节和简单零部件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比较低。但是,由此形成的巨大组装能力,对上游零部件产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出于降低成本与提高竞争力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上游零部件开始在华开展本土化生产,与下游组装产业形成产业集群。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并将成为未来外资对华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向。这实际上是在开放条件下完成的“进口替代”,其结果将是加工贸易在华价值链的持续延伸。

(二)开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机遇

1.研发的国际化及其“溢出效应”。研发的国际化已经成为跨国投资中引人注目的新现象,2005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就是以“跨国公司与研发的国际化”为主题。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一是表现为其海外研发投入的大幅度增长。1985—1995年期间,美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其国内研发投资增长速度的3倍,海外研发费用占全部研发支出的比例从1985年的6%上升到1995年的10%,2002年进一步增加到13.3%。欧洲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已经占其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已经超过30%。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对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者的调查表明,2003年平均每个跨国公司将其研发预算的28%用于海外研发活动。研发国际化的第二个表现,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2000年,全球拥有外资研发机构的国家已经从1985年的26个,增加到45个。1999年,有375家外国公司在美国设立了715家研发分支机构。1986—1990年间,日本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数量增长了86.6%,雇员增加了121.2%。研发全球化的第三个重要表现是海外研发机构申请的专利和发明的日益增长。统计显示,1995年,世界最大跨国公司在美国申请的专利中由海外研发机构发明的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已经上升至11.3%。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欧洲国家,50%以上的专利申请来自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机构。

研发的国际化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企业战略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信息技术进步及研发活动的模块化使得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研发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开展海外研发对跨国公司有着诸多好处:一是可以贴近东道国市场,增强企业研发的针对性,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二是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研发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大幅度降低研发的成本;三是有利于迎合东道国政策,改善企业形象及与东道国的关系。

中国是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累计吸引了800多家外资研发机构。这既得益于我国有着低成本、优质的研发人力资源,又得益于在华外国直接投资的巨额存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持续增加,将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对东道国存在“溢出效应”,主要包括:示范、人才与信息流动、合作、竞争等机制。溢出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东道国的战略、体制、吸收能力。如何充分发挥外资研发机构的“溢出效应”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创新能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2.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提供了诸多机遇。一是可以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资源;二是可以并购海外的研发机构或技术型公司,获取知识产权与研发能力;三是可以引进海外专才,解决技术难题;四是利用海外风险投资基金与资本市场,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三)服务业转移与服务外包

1.服务业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20世纪70年代早期,服务业吸引外资仅占全球FDI的1/4,到9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到50%,2001—2003年,服务业吸收外资461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比重达到66%。服务业外资主要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中,包括商业服务(29%)、金融服务(25%)、运输/仓储/通讯(16%)和贸易(11%)。另外,跨国公司开始在投资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地区总部,也有利于东道国从事更高附加价值的服务环节。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投资,将通过示范、竞争和人员流动等机制,大大提升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我国吸引外资一直以制造业为主,但是,随着制造业形成大量的产能,带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加速进入我国。2006年1—10月,在其他领域实际利用外资为负增长的形势下,服务业吸引外资增长率达到14.6%。

2.服务外包方兴未艾。在生产客服化、服务流程数字化和模块化以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因素推动下,跨国服务转移成为近年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推动全球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据GartnerInc.预测,世界服务外包市场将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长,2003年世界服务外包额为2201亿美元,2007年将达3063亿美元。服务外包中一个突出的内容是离岸服务外包,即将服务环节外包给位于国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跨国服务外包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呼叫中心、后台服务、IT、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采购、客户服务、物流、研发等。服务外包业务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在可以预见的时期,服务外包将保持高速增长。

降低成本是跨国公司开展离岸外包的主要驱动力。1999—2002年期间,美国银行业通过将部分业务外包到印度,节省了80亿美元的成本。而欧洲的具有外包经验的跨国公司认为离岸外包可以节省20%—39%的成本。

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从而得以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服务环节。离岸外包向本地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可以大幅度提升本地服务业的水平。

中国作为一个人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跨国服务外包的基础条件,不少国际知名的咨询机构看好中国作为未来新兴的服务外包市场的前景,有些甚至认为中国可能超越印度成为最大的服务外包市场。美国《(CIO In Sight》杂志公布的2005年《全球外包报告》,综合考虑外包东道国的成本与风险因素后,2005年全球外包指数印度名列第一,中国列第二位;而未来外包指数(2015年),中国名列榜首,将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外包提供国。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升级新战略与政策

(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后起国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实行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通过对新兴产业实行贸易保护,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发展战略在早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引爆了这一发展战略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高保护条件下发展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而经济规模扩大带来进口需求的持续增长,最终难以支撑,从而频繁出现以货币贬值为突出特征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

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部分经济体则采取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政府通过采用产业政策的手段,提升本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面向国际市场开展生产活动。这一战略造就了日本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以及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的快速发展,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推进战略实施,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既是计划体制的失败,也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人们大多看到了计划体制的失败,所以赞同体制改革和向市场体制转轨,而很少看到“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因此,迄今在很多产业中我国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中国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吸收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融入了世界经济,成为低端制成品世界性的出口基地。出口部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在其他部门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失效。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对“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均提出了挑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要求,使“进口替代”战略所必需的贸易保护难以继续维持。公平贸易、反补贴等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大大制约了“出口导向”战略所需的产业政策的空间。在这一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在开放条件下推动产业升级的新的发展战略,才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重大机遇,实现和平崛起。

根据上面对全球化分工趋势的分析,我国应该采取“提升全球价值链战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在开放条件下推进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由当前的低附加价值环节为主,向上下游高附加价值环节提升。这一战略由以下几个核心内容组成:

第一,有为政府。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看,后起国家必须集政府之力与市场之力,才能追赶上先行国家。强调有为政府,不是主张搞管制经济,而是要求政府准确把握全球产业分工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按照战略目标,通过体制创新,引导市场力量来实施战略。

第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跨境流动,资源禀赋不再成为决定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决定一国分工地位的是战略、体制和人力资源。后起国家必须围绕这几个基本要点,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引导全球的生产要素向本国汇聚,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

第三,本国的跨国公司。企业永远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是配置资源的主体。必须拥有一大批本国的跨国公司,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强调本国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张排斥外国的跨国公司,而是要在开放中,在与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中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

(二)战略重点与政策

1.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

后起国家的技术进步有两个来源。即外源式和内源式。外源式是指通过投资、贸易、模仿等方式从国际市场取技术,内源式则是通过自主创新获取技术。针对具体的技术,究竟是外源式获取还是内源式获取,应该是由企业通盘比较收益、成本与风险,来做出决定。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知识产权约束,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十分必要。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技术进步战略,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用开放的思维来指导创新,因此,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避免走上关起门来搞创新的路子。

第二,自主创新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创造具有市场价值的知识产权,而不是为自主而自主,或者为创新而创新。

第三,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责任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投入,而是通过体制创新来激发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基于以上原则,当前推进自主创新,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开展更高水平的研发活动,重点扩大跨国公司研发的“溢出效应”,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鼓励人员的合理流动、信息交流、与本土企业或机构的合作。

第二,完善创新的金融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完善风险投资、证券市场等一系列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金融制度。

第三,加强人才培养,引进高级人才。人力资源是实施自主创新的关键要素,我国每年有上百万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比重并不高。一方面是大量毕业生难以就业,另一方面很多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充分暴露出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而能够进行创新研发活动的人才更加有限。因此,要按照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推进大学教育改革,完善人才培训。另一方面,要大力引进海外高级专才,在税收、跨境流动、工作许可、居留、生活条件和家庭人员的就业、就学方面改善政策与条件。

第四,支持本国企业在海外设立或并购研发机构、收购知识产权以及与国外合作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扶持与便利。

第五,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市场竞争是创新与技术进步最大的动力。

第六,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经过多年改革,现有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是我国企业中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群体,理应成为自主创新重要的一支生力军。但是国有企业现行各种制度,导致国有企业领导人一怕担风险,二是行为短期化,这会严重阻碍国有企业开展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第七,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大力发展服务出口

我国服务贸易多年来逆差持续扩大,2005年逆差为94亿美元,表明我国服务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也有利于提升我国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在推动传统服务业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当前我国应该抓住服务外包的重大机遇,以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突破点。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不少约束。一是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不足,缺乏有国际声誉的服务类大公司。二是人力资源产业链存在欠缺,高中低人才不配套,高端人才不足;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国际交流能力有待提高;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三是商业运作环境有待完善。四是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网络支持、水电、办公环境、交通存在一些约束。大城市房屋成本上涨过高。五是政策与法制环境有待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六是缺乏对信息技术支撑的服务(ITES)的支持政策。

要使服务外包得到大的发展,必须扬长避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按照服务外包的要求,建立或完善服务外包的特殊经济园区:软件园、科技研发园区、国际物流园区等,培育产业集群。

第二,要改善运作的软环境,包括: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与可预见性;规范政府职能与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杜绝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

第三,加快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加快垄断性服务行业的重组与改革,引入竞争;加快服务行业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开放;加快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增强专业服务活力。

第四,培育服务业出口龙头企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改善龙头企业的公司治理;改善龙头企业融资环境,加快境内外上市、发债、信用贷款,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龙头企业跨境并购与投资;在外汇管理、人员出入境方面,创造适应企业跨国经营的体制环境。

3.提升技术资本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一直是我国产业政策的目标。但是,以往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通过保护来发展,这种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最大的不足是国际竞争力低下,只能满足国内低端需求,连进入国内加工贸易价值链的机会都不大,更不用说直接开拓国际市场了。

“提升全球价值链战略”所要发展的,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因此,需要探索在开放条件下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新路。近年来,我国企业已经进行了不少的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例如,在电信设备产业,华为、中兴公司走出了一条利用国际国内资源,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发展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在数控机床产业,我国企业走出了一条通过跨国并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路子。

第一,打破垄断,放松准入,引入竞争。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大多被长期视为战略性产业,在这些本应是竞争性的领域,却存在着过度保护和竞争不足的问题,一些行业甚至存着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打破垄断,对内资和外资开放,实现公平竞争。

第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有着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受制于传统国企管理机制,导致其竞争力低下。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其治理结构,改革其管理机制,增强企业竞争力。

第三,扩大引进外资,健全外资并购法律。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中,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引进外资,有利于引入资本、技术、管理和新的机制,对于提升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外资对技术资本密集产业大规模投资的重大机遇,但是,这些产业长期被视为战略性行业,人们担心外资控制可能带来产业安全、经济安全问题,因此,外资进入存在着种种障碍。我国应该对产业安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片面扩大产业安全的范畴,只会导致我们丧失利用外部资源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遇。并购是外资进人这些领域的重要方式,健全并购法规有利于创造更好的法制环境。

第四,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联合、合作等活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其竞争力。目前,我国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体系不完善,企业国际化运作非但得到的支持不足,而且存在很多障碍,急需梳理政策,完善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体系。

4.培育自主品牌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拥有国际品牌的企业比生产制造企业分享了更多的附加价值。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我国总体上处于分工的低端,存在着国际名牌少、品牌价值低的问题。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品牌经营,是我国提升价值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中介机构与企业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发展我国的国际品牌面临着后发劣势,同时。我国企业还面临着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国际经验缺乏等困难。发展自主品牌将是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战略的长期任务,目前,主要应该着力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整合各部门的政策,加强自主品牌工作的统一领导与政策协调。

第二,培育品牌文化,包括加强企业的品牌意识,培育尊重品牌、保护品牌的社会共识。

第三,培育国际品牌人才,提倡利用国际资源创立中国品牌。

第四,与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工作相结合,选择治理结构完善、管理规范、技术创新能力强、产品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加以扶持。

第五,充分发挥商会、行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引导中、小企业发展“共用品牌”。

第六,加强对品牌的保护,防止我国知名品牌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被抢注、被仿冒,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5.培育本国的跨国公司

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时代,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者,也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最大推动者。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主体是企业,能担此大任者,则必须是一大批我国的跨国公司。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对于我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很快,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572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也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以往长期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转向放松限制和有限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是远远不够的。韩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表明,后起国家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有必要结合政府之力与企业之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实效。鉴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目前比较可行的政策是选择一批治理结构好、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作为培育跨国公司的试点,为他们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第一,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满足试点企业更灵活地在全球调配资金的要求。建议允许中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其财务公司)统一管理与使用境内外成员公司的外汇资金,放宽母公司对境外子公司放款限制,允许外汇资金在核定额度内跨境调配,事后向外汇局报备。

第二,对试点企业境内外融资给予支持。国家对境外带料加工贸易带动国内产品出口,给予贷款贴息支持,但存在诸多限制,政策效力没得到充分发挥。建议对开展跨国经营后切实带动大量出口的试点企业,应该允许企业在比较融资成本后自主决定融资渠道,放松在贷款银行(可以是外资银行)、货款主体(可以为境外子公司)、币种和用途方面的限制,享受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贴息支持。同时,还应对企业境内外上市或发行企业债券放松限制,使试点企业充分利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支持企业建立财务公司,从而有利于集团统一调配金融资源、加强对海外企业的财务控制。

第三,支持试点企业的研发活动。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已经成为目前发达国家扶持企业的主要手段。为使我国企业在与其国外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取得平等的地位,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计划,在不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对试点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尽可能的扶持。

第四,便利商务人员的出入境。外事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在企业商务人员申领护照给予更多的便利,通过与有关国家政府及驻华使领馆协调,为试点企业商务人员办理签证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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