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国需要稳健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28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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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举世关注,成为不争的事实。崛起的中国会不会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会不会称雄于亚洲,进而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惊人速度,特别是外贸和外资的膨胀,加上似乎取之不尽的低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会不会抢了别人的饭碗?这些“大问号”,使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引人注目。

对于中国人来说,国际事务和本国外交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关注焦点。2003年早春,围绕伊拉克的外交危机发展为美国的军事征服,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每日直播。朝鲜核危机引发了公众关于会不会进行“第二次抗美援朝”的议论。日本人对六七十年前侵略战争越来越“淡忘”,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中发生许多不愉快的大小事件,使“中日关系是否需要新思维”大大超越了专家学者讨论的范围。

不过,同国内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相比,外交终究是公众关注的“次重点”,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距离遥远。大多数中国人谨慎欢迎或者平静接受了政府在伊拉克、朝鲜和对日关系等问题上的务实政策,也接受了政府对“台独”行为的“后发制人”的克制态度。同时政府也十分注意引导舆论,既坚持传统的爱国教育,又避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全球化时代,在开放的中国,内政同外交日益相互影响,密不可分。例如,非典蔓延期间,外交工作也要全力以赴处理非典引起的国际问题。非典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何时能够解除国内外的旅行限制,不能由中国政府一家说了算,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更为权威。在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传统的主权观念必须转变。又如,朝鲜的核问题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边境难民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东北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政治稳定。还有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后产生的外贸摩擦,都进入了国际峰会的议程,无所谓内政外交的区分。

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安全,需要用新观念来增进。中国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惟有改革开放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人们还逐渐认识到,也惟有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其实是有局限性的。请看:卢旺达、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都是落后国家,哪个国家愿意去打它们?反倒是它们自己的内部纷争,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之所以挨打,不是因为力量的弱小,而首先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先进,没有能够挽救它在冷战中的失败;朝鲜发展核武器,给自己带来的恐怕是更多的安全压力而不是安全保障。种种事例说明,不单落后可能“挨打”,违反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更可能“挨打”。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增强了实力和国防,还使中国增加了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沟通能力。中国遵守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等等国际机构的规则,履行了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国际承诺,就使自己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面貌立于国际社会之林,取得了他国信任。开展少树敌、多交友的外交,对于改善国家安全环境的意义,绝不小于增强军事实力。

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强权国家的嫉妒、猜疑以至防范。中国同其他大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容易使这种防范激化为冲突。因此,坚持在国内埋头苦干,在国外不挑头、不争霸,也就是“内聚实力,外修形象”,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是绝对必要的。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参加反恐的国际协调行动;在伊拉克问题上既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又没有挑头反对美国,而后又为伊拉克战后重建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在北京主持朝核问题的三方和六方会谈;坚持通过睦邻外交解决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这一系列的外交姿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这个安全“夙敌”的敌意和误解。

中国外交向着更加稳健务实的方向调整,是同国内政策相吻合、相协调的。因此,只要中共十六大确定的大政方针不变,外交战略就不会有大的调整,而是将沿着巩固睦邻友好、促进大国合作的基本方向继续拓展,显示出更为积极进取的姿态。

当然,展望2004年和未来的国际环境,仍然有不少外交难题需要处理。

首先是朝核问题。中国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更为积极地在朝美之间进行斡旋,得到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的交口称赞。可以说,这种居中调停,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上是史无前例的,需要逐步积累经验。同时,中国的斡旋首先是从自身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出发的,而不是像北欧国家调解巴以冲突那样超脱,因此难度很大,调解失败也会有一定风险。

通过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把朝鲜和美国同时请进了北京六方会谈的机制,但这只是缓解冲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可能更加艰难。由于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进程已经开始,中、韩、俄等国坚决反对动武;美国明年要大选,在伊拉克又搞得焦头烂额,对朝鲜动武在国内将不得人心,因此,2004年在朝鲜半岛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是否真的愿意将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核武装计划,换取美国单方面给它的一纸安全保证和某种国际经济援助?即使美朝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朝鲜答应停止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必然要求在朝鲜境内进行彻底核查,朝鲜能否接受?美国的目标仅仅是消除朝鲜的核威胁,还是把谈判作为缓兵之计,不实现朝鲜的“政权更迭”誓不罢休?考虑到双方立场的巨大差距和敌对心态,朝核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

对于越来越深地卷入朝核问题的中国来说,长久的难题是如何既避免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近期的难题,则在于如果六方会谈不能较快取得进展,美朝双方或其中一方不耐烦而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中国应当怎么办?中国坚决反对动武,也反对制裁朝鲜,但假如朝鲜通过核试验或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确实已经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可能提出对朝鲜进行多边国际制裁,并且要求中国参加。美国现在需要中国,是因为中国提供了它同朝鲜讨价还价的外交舞台。而它一旦认定外交手段无效,中国又不肯同它站在一起对朝鲜施加高压,就有可能加深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以为中国想同朝鲜甚至韩国联手,挤压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朝核问题是把中美关系拉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疑虑依然很深,可见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困难之大。

不过,对中美关系能否继续改善的最大考验还不是朝核问题,而是台湾问题。在2004年的外交议程上,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十分可能升温。3月台湾选举前后,各派候选人都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提出“公投”、“修宪”等刺激大陆的主张,逼迫大陆做出激烈的反应。台湾各派政治人物也会更为积极地寻求美国的政治支持。

布什政府虽然对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比过去更为明确的“反对台独”的承诺,也确实在私下警告过台湾当局不得在两岸关系上轻举妄动,但在美国的选举年,在美国国内的亲台反华势力仍然活跃时,华盛顿很难拉紧对台北的缰绳。美台军事关系日益密切,也是“台独”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如果大陆对台施加明显的军事压力,美方的反弹是可以预见的,这时中美关系就会由晴转阴。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在2004年也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收紧,就业形势没有明显好转。伊拉克战争搅动了国际安全格局和地缘经济格局,战后国际恐怖活动变本加厉,使国际投资活动愈加谨慎。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一系列挫折。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本来是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改善国际形象的主要环节,但在上述形势下,对外经济摩擦可能加剧,尤其是中美经贸纠纷可能引发政治摩擦。

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人对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颇多訾议。人民币币值过低、出口补贴太多造成产品倾销、违反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不够、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等等,都是经常听到的责难。经济学家大都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4年的汇率会不会有所调整,不仅是经济政策问题,也涉及外交上的全局考虑。

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没有明显改善,在2004年也不大可能有新的突破。日本朝野对中国崛起怀有相当大的疑虑。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人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后几代人对战争难得有负罪感,不能期待他们对历史有什么深刻认识。日本青年一代的眼光仍然朝向西方,对中国的好感不多。在中国方面,民间对日本的反感情绪也在上升,甚至可能超过了反美情绪。中国传统的做法是“内外有别”,无论是对日不满情绪的强烈发泄,还是对日关系中应出现“新思维”的呼吁,政府都会加以控制,以免干扰官方外交,进而让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影响国内稳定。

在政策层面,日本继续在国际战略上追随美国,在东亚经济合作等方面同中国形成竞争之势,在军事上警惕中国。因此,中国对日政策重新活跃起来的余地很小,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春暖花开。也许当中国进一步改善同其他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之后,中日双方才会同时感到清除障碍、握手言欢的迫切需要。在此之前,能够防止敌意增加、关系恶化,就可以基本满意了。

最后,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权益,是外交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出国经商、留学、工作、旅游、探亲的中国人成倍增加,在海外的民事纠纷、法律案件、移民事务、意外伤亡、传染病等等,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处理。国际恐怖主义也直接危及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命安全。“群众利益无小事”,中国驻外使领馆保护侨民的任务十分繁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外交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官员的神秘使命,而越来越同千家万户中国人的利益紧密相连了。“不干涉他国内政”仍然是国际法准则,但我们需要关注他国的内政,扩大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以维护本国利益,则是扩大开放以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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