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颐: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69 次 更新时间:2012-11-28 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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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走向。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人们既对未来充满企盼,也对过去进行反思。在这新旧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群众看来,1976年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它平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待到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11月。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

  

  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共中央制定“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统一部署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随着揭批运动的深人开展,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些要求又突出地表现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上。而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的。

  1976年3月底,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个群众运动在4月4日达到高潮。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该文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的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轰轰烈烈的揭批运动址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在指导思想上,这场运动被限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框架内。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人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这种基调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自然不可能顺利解决。

  10月26日,中央宣传口成立。华国锋在对其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应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四人帮”本质极右;批判中要注意,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批邓要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准,以四号文件为准(四号文件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作者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被定性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的天安门事件,自然属于“决不允许翻案”之列。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而一个月后,即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全党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拨乱反正的进行。1977年1月,北京市的李冬民等十余名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错案才得以平反。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能翻,这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讲话中,华国锋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和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区分开来。前者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因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后者的行动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应予平反。这两种性质的区分,表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表示,邓小平可以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一封“揭盖子”的读者来信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北京市在一段时间内揭批运动没有能够深人下去,在组织上也没有进行调整,许多问题役有揭批,没有处理。如对北大、清华两校的清查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即黄帅事件)、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等影响全国的问题,没有及时、彻底地解决。群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78年5月,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他到任后当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据那时刚刚调回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许孔让同志回忆:在1978年5月底到6月初,北京市委召开全市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始的工作报告中对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北京市落实干郑政策的情况做了估计,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到会的很多同志对报告中关于前一段落实政策所做的不切实际的过高的估计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绝大部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虽然有了落实政策的决定,但对很多人的结论留有尾巴,很不彻底,因此要求会议重新估计形势。

  针对大家的意见,贾庭三同志在做结论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有一个看法,毛主席当年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条适用于北京。我想这一条要明确。贾庭三同志的这个说法看起来是一句老话,但是非常重要。对这一条,与会同志都非常拥护。因为在此之前认识是很不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还是不肯明确说北京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对许多给予落实政策的人,不说你受了冤屈,还说你有错误,甚至还说有严重的错误。这样,落实政策的结论留下了很多尾巴。

  贾庭三同志接着说:许多同志不同意会议原来报告的估计,大家认为政策落实问题绝大部分没有完成,我看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比例。我们要按照现在的标准,实事求是地重新把落实干部政策、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这件工作做起来。贾庭三同志讲话前一天晚上,要我找市经委副主任张彭、邢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斟酌后才将讲话稿定下来。他的话不长,可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会后,北京市委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2001年5月22日采访许孔让)

  落实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纠正冤案、假案、错案。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大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问被诬陷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邢相生,儿位副局长等23名局处级干部得以平反昭鱿;在这起冤案中受株连、打击和迫害的干警和群众也获得了公开和彻底的平反。在北京市委抓大力度落实几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揭批运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第几版发表了署名杨西岩的人民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在揭批运动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捂盖子”的问题。

  据杨西岩回忆:当时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受到冲击,下放到农村劳动。林彪事件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改为西城区委党校)。那时的党校并不重视学习,主要搞所谓的大批判,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这一套做法,我心里很反感。

  “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理说应该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可是,一段时间内,还在继续批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凡是”更是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开展〕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我看过之后感觉很痛快。黄帅事件的真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究竟是谁捂的盖子?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问题。理论讨论会在东北搞的很普遍,实际上是毛远新利用讨论会来宣传“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谬论的。北京也搞了〕北京市委曾在市委党校召开专门会议,布置各基层单位进行所谓的理论大批判,并说这是新生事物,是培养“理论解放军”。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心里气愤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事情,市委应该调查清楚,让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里的疙瘩.、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这是封公开信,当时也没有考虑什么后果。信写完后,我还在办公室给大家念了一遥,署上我的真实性名、联系地址,就寄出去了。时间大概在1978年5月份。《人民日报》7月底发表。这么做,自然惹怒了上级领导。他们把我下放到粉子胡同居委会,这个居委会归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我的信发表后,有很多读者来信来电表示支持。(2002年2月27日采访杨西岩)

  杨西岩的来信发表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分别转载,国内外对此有不少议论,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注意。8月2日,北京市委就关于《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的问题请示中央。3日晚,吴德、贾庭三又给华国锋打电话,问怎么办,希望谈一下。华国锋回答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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