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壮:台湾的保钓角色:从主角变成配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2-10-21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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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壮  

历史很讽刺也很现实:在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中,台湾是主角,中国大陆是配角;但在相隔40多年后的今年的保钓运动(下称:“钓运”)中,大陆是主角,台湾却变成了配角。

1970年11月“钓运”初起时,中国大陆正陷于文革第四年的狂潮浩劫中,内部动乱,外部锁国,根本无暇他顾“钓运”,就像“老保钓”王正方(电影《北京故事》导演,1971年11月,曾与另外四位台湾留美保钓学生秘赴北京与周恩来见面)所说:保钓运动发展初期完全和中共扯不上关系,中国大陆那时对钓鱼台(中国大陆称钓鱼岛)事件所知甚少更无兴趣。”(出自《左翼传统的复归》一书,第164页,王正方所写〈保钓运动今昔谈〉一文,台湾人间出版社2008年出版。)

但台湾却不一样。70年代的“钓运”有两个战场,一是美国地区,二是台湾岛内。参与并领导美国“钓运”的人,几乎全是来自台湾的留美学生,而岛内“钓运”的大本营则是多数美国“钓运”人士的母校:台湾大学。而且,国民党政府当时对“钓运”两大战场的发展都有介入,美国“钓运”最后分裂为三条路线:左统、右统与中间派,台湾“钓运”演变转化为后来的民主运动,都跟国民党处理“钓运”失策息息相关。

美国“钓运”初起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与美国建交,也仍未进入联合国,台湾留美学生对保钓前途当然是寄希望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一则因过去国共斗争阴影仍在,让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心存强烈恐惧与反感,再则国民党派赴美国安抚留学生的官员又处置失当,让留学生心生反感,美国“钓运”于是逐渐出现了反国民党的质变。

1971年4月10日“钓运”华府大游行这一天,便成了“钓运”路线质变与分裂的转捩点。游行当天的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中强权当然指的是美、日两国,但国贼指的却是国民党政府,而留学生之所以把国民党视为国贼,理由是:国府守土失责,外交懦弱无能近乎卖国。

对中华民国政府失望的结果,当然就是转移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无限期望。过去长年在台湾读书、却从未接触过马列毛思想的许多台湾留学生,从此开始恶补左翼理论,开口就是马列如何如何,闭口也是毛泽东这样那样,“钓运”的主流至此已质变成了“统运”。改走“统运”路线的台湾留学生,虽然从小喝国民党奶水长大,却公开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应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10月25日,他们的愿望终于达成:联合国决议以PRC(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缩写)取代ROC(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

左统保钓派的台湾留学生虽然终于盼到了“东方红,太阳升”,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人生却进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黑暗期:国民党政府认为这些“钓运”领袖受到“毛虫”与“共匪文特”的操纵利用,从此在他们的姓名中间加了个“匪”字,例如“刘匪大任”、“郭匪松棻”、“李匪我焱”、“王匪春生”等等。既然被冠上了匪字,他们当然也就被列入了所谓的“黑名单”,从此禁止入境台湾。台湾虽是他们成长的故乡,却有家归不得,二十年落花飘零海外,学业、生活与人生为之丕变。直到90年代黑名单才完全解禁,但他们早已是逾五望六的老人,就像作家张大春写的那两句诗:“当时乌发斗潮流,此际银鬖伤鬼魅”。

参与台湾“钓运”战场那些人的命运,其实与美国老保钓也庶几近矣。70年代的台湾尚处戒严时期,集会游行当然为法所禁止,但在太平洋彼端响起的“远方风雷”,却像咚咚战鼓一样敲响了台湾保钓运动的序曲;第一张保钓大字报在1971年4月12日出现在台大校园,标题是“钓鱼台是我们的”,内容是“我们坚决抗议日本无理的要求,美国的荒谬声明”,跟美国“钓运”初期寄望于国民党政府一样,这张大字报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们永远支持政府”。

第一张大字报是台大香港侨生社团“德明校友会”所张贴,隔天第二张大字报(应该说是大布联,大到一幅从三楼垂挂到一楼长约十几米的白布条)接着在校园出现,两排大黑字醒目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五四运动时罗家伦在北大校园写的那两句标语,50多年后重现台大校园;这幅大布联是“大学论坛社”所悬挂,“大论社”是台大当年的一个进步社团。

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句诗:“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但1971年4月对台湾保钓运动而言,却是最狂飙的月份。台大香港侨生率先打破“学生不准走出校园”的禁令,到美国与日本驻台大使馆抗议(当时美、日与台湾尚未断交);台大各学生社团也联合组成全校性的“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并召开“钓鱼台问题座谈会”;四月是花季,台大校园各处繁花盛开,但比繁花更缤纷耀眼的景观是:各式各样的保钓海报与标语,张贴在每一棵大王椰子树上,保钓的文字与声音像春雷乍响般此起彼落,从台大一路响到每一所大学校园;就像郑鸿生(台大当年保钓学生之一)所说:“(保钓)是台湾战后新生代的第一次集体政治行动”。

国民党政府当时能够远渡重洋介入美国“钓运”,对近在咫尺的台湾“钓运”当然更是严加管控。党政大员纷纷约见“钓运”领导学生安抚劝导,情治机关也不时约谈学生领袖软硬兼施,但就像介入美国“钓运”一样,国民党介入台湾“钓运”的结果也是适得其反,他们阻挡不了学生走出校园走上街头,也激发了保钓学生“造威权体制的反”的决心与斗志,更埋下了后来反国民党民主运动的种子。

但跟美国“钓运”最后走向“统运”路线不同的是,台湾“钓运”虽然受到美国左统保钓派的启发,在校园内与知识界也出现了左翼思想的萌芽,但“钓运”对保钓世代最大的影响却是民主思想的启蒙。台大在“钓运”期间举办的“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等座谈会,看似与“钓运”毫无关联,其实却无一不是“钓运”的精神投射与价值延伸;若说台湾“钓运”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序曲,大概也毫不夸张。

1970年代是台湾的“轴心年代”,也是“闸门乍开的年代”,如果形容70年代以前的台湾是“万山不许一溪奔”,之后的台湾却是“堂堂溪水出前村”,而第一道冲出千壑万山的滔滔溪水毫无疑问就是保钓运动。保钓的外在挫折,带来的结果却是台湾的内在反省、内在觉醒与内在蜕变;文学艺术的乡土运动,政党政治的抗争雏型,以及威权统治的逐渐解体,都始于70年代那关键十年,有人因此形容:保钓运动带头的70年代是“现代台湾的原型”。

但才仅仅过去42年的那段保钓近代史,对台湾目前的年轻世代来说,却犹如夏商周一样遥远的上古史;老保钓每逢保钓周年,都不忘办个座谈会或写篇文章话说当年,但年轻世代却根本不知保钓为何物,少数略有所知者也常困惑不解:一个蕞尔小岛值得这么大张旗鼓去你争我夺吗?

今年因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台,改变了钓鱼台主权搁置的现状后,中国大陆保钓反日一度像野火燎原般窜烧东南西北各地,但台湾却温良恭俭让像个局外人,话语权很低,行动权更低。例如在政府层面,马英九虽多次强调对钓鱼台寸土寸石不让,更提出“东海和平倡议”构想,希望相关当事国进行和平协商,但大陆与日本却反应冷淡。在民间层面,苏澳渔民70多艘渔船虽与日本保安厅在钓鱼台海域缠斗追逐,但登岛行动却功败垂成,台、日渔权谈判也仍未获进展。

另外,美国“钓运”时代的老保钓林孝信在台北发起的保钓大游行,只吸引了一千多人走上街头,人数虽少,少到还不到大陆保钓人数的零头,但却已经创下台湾近40年来最多保钓人数的纪录。更讽刺的是,台大虽是当年“钓运”大本营,但今年校园却冷冷清清,好像校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保钓那一页辉煌篇章,甚至连70年代的“钓运”文献也存档于清华大学,而不是“钓运”发源地的台大。

俱往矣,这三个字是老保钓对当年那段狂飙历史的心情写照,也是台湾对保钓的现实写照;那些老保钓记录或书写那几年历史的那几本书,刘大任的《远方有风雷》,张系国的《昨日之怒》,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也许早就替台湾在保钓运动中的角色画下了句点。

历史写的是主角的故事,有谁会聆听配角的故事呢?

作者王健壮,曾任台湾《中国时报》社长,现为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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