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为文学批评招魂——读李建军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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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  

十多年前,我还在乡村中学执鞭舌耕的时候,偶尔读到李建军的批评文字,顿有凉水浇背、当头棒喝之震撼。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诚挚恳切、洞察敏锐、见解精辟,既有勇猛精进的批判锐气,亦有充满智慧的理性思辨;既有宏阔深厚的学养,亦有深沉博大的关怀;既有文本上的咬文嚼字和细致剖析,亦有理论上的摧陷廓清、疏通致远。其视野之开阔,学养之深厚,思虑之精纯,用力之扎实,当代批评家中罕有人匹。在我看来,他的文学批评,一丝不苟、持论谨严、卓有识见,是真正将文学作品本身当成一件极有价值的东西来对待的文学批评。他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马修·安诺德、利维斯、别林斯基、布斯等批评家的伟大传统和中国以司马迁、刘勰为代表的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熔铸贯通,以人性、道德、伦理、诗意、平等为核心,对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体味,形成了自己立场鲜明、热情峻切、精湛淹博、深邃醇美的批评风格。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收集了他近年来的批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批评的收获与功绩、“理念与愿景”。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及其叙述态度的审美判断、道德考量和精神审视,是一项独立但又贯彻着自由平等理念的精神活动。作家有创作的自由,批评家有批评的权利。文学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来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是要相反的。”[1]反之,一味地吹捧或夸赞,文学批评也就名存实亡。文学批评的使命,一方面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在无论何时何地所写的一切作品中发现最重要和最优秀之作,并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最重要的书和最优秀之作;另一方面,是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或如蒂博代所说的,充当文学的“猪舌头检查者”,揭示出作家的病象和病理,给普通读者以指示,并引导文学创作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灌溉佳花”和“剪除恶草”。但就文学批评的本质而言,更偏向于“剪除恶草”,正如李建军所说的,批评“首先意味着尖锐的否定精神”,在“追求内在的‘深度’”的同时,“致力于激活人的质疑能力和反思能力。”[2]在他看来,严肃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严格的尺度和严谨的态度,要对作家的不成熟的创作和不可靠的思想,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从而向社会提供负责任的判断和有价值的‘批判性话语’。”然而,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差序格局”和熟人文化,养成了中国人讲关系、看面子、讲客套的陋习,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人情型文化”,而不是与人较“真”的“批评型文化。”[3]因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只有历来附骥于集部之尾的“诗文评”,而无独立成体的文学批评。[4]“先天”不足加上当今中国社会大行其道的“拜权教”、“拜名教”、“拜物教”的麻醉和劫持,使得我们的批评界“雅声浸微,溺音沸腾”——“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5]究其原因,那就是缺乏或者没有文学批评的“独立之精神”,缺少讲真话的传统和勇气,缺少李建军所深刻阐述的批评家应有的精神气质。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披沙拣金,改变了文学批评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局面,将活的精神吹进萎靡的现实,唤回了文学批评的尊严和魂灵,在荒芜败落的批评园地里播撒下充满生机的种子。

在李建军看来,“一个人能否成为批评家”,取决于“是否具有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一种由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构成的堂吉诃德气质”。这种气质,“意味着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着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里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6]他本人正是当代为数极少的具备了这种精神气质的批评家。对于文学,他将之视为“一个高贵的生命体,对它充满爱的情感”,近乎一种“宗教情感的爱”。[7]没有这种热烈和纯粹,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正如普希金在《纯批评》中指出的:“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对艺术的纯洁的爱,那么不管他在批评中奉行什么样的原则,他就必然会沦入被卑鄙、自私的动机所任意摆布的人群中去。”[8]正因为他对文学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因而“他敢于直言,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不左顾右盼,不扭捏作态,批评谁就批评到当面。”[9]《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的第二辑里,就是这种“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莫言的《檀香刑》出版后,封底的广告词中赫然印着:“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喜大悲的激情,高瞻深邃的思想,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东北高密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他细致地分析了《檀香刑》的文体效果和语法修辞,指出了其语言上的病象和问题。更严重的是,作家在叙述描写上的随意放纵,以及道德感和人性关怀上的缺席,使得小说缺乏“分寸感与真实性”——“它的叙述是夸张的,描写是失度的,人物是虚假的。作者漫不经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为了安排场面和构织情节,他近乎随意地驱使人物行动,让他讲不土不洋、不今不古的话,因此,人物的关系和行为动机经不住分析,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合理性也经不起细究。总之,从这部小说中,你找不到一个有深度、有个性、有活力的可信、可爱的人物。作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和失去分寸的夸张毁了一切。莫言用自己的文字碎片拼凑起来的是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10]对于被媒体和某些评论家誉为当代“金瓶梅”的《废都》,他锐利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其在艺术形式、精神视镜存在的严重问题,分析了这种“私有形态”的写作的极端主观随意、缺乏真实性的拟古作派以及反现代的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敌意和误解,击中了贾平凹写作的致命问题——“他不仅认同旧小说的趣味格调和道德情操,而且还极其幼稚、拙劣地模仿旧小说的语言文体和修辞策略。这使他的写作成为被古人的幽灵纠缠的写作,成为被前文本奴役的写作,并最终成为缺乏内在的价值和持久生命力的反现代性写作。”[11]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荣膺茅盾文学奖。然而,李建军通过精湛细致的分析,指出这是一部在叙述者、语言、女性态度、主题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小说。就叙述者而言,白痴或者傻子是不可能提供任何价值判读的,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都是经典的例子。但阿来既想“赋予‘我’这个叙述者以‘不可靠’的心智状况,又想让他成为‘可靠’的富有洞察力和预见能力的智者。”[12]这种含混矛盾的处理,导致“我”的形象苍白无力,虚假分裂,说到底,是作者缺乏对人物的充分了解和尊重。“我”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缺乏起码的人性关怀,“小说中的女性几乎从未被当做正常人尊敬过、爱过、对待过。与‘我’有过关系的几个女人,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工具意义上的雌性动物而已。而作者阿来似乎也只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来叙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不,应该说,男‘主人’和女‘下人’的关系。”[13]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不到,能看到的是“‘我’与几个女人的缺乏情感内容和精神内涵的关系,叙述了几个土司围绕麦子、罂粟、土地和权力的勾心斗角,叙述了土司政治在‘汉人’政权的更迭中不可避免的瓦解命运”;“作者的叙述,从根本上讲,是封闭的、混乱的、破碎的。他仅仅满足于叙写‘我’的飘忽的想像和怪异的行为。他没有将人物放置到一个具有广泛的关联性的生活场景里和寓言结构里”;我们从能“感受到一种茫昧的怅惘,但却无法把握到有价值、有‘普遍性’的主题。”[14]

辣手的批评家,少不了怨敌。李建军这种“秉持公心”、“言人之不善”的批评,在与人为善、难得糊涂、恭维逢迎主宰的中国文化里,难免被人误解。比如作家莫言对李建军说,“陈忠实跟你李建军关系好,给你帮过一次忙,你就写文章说他好,人家贾平凹跟你关系不好,你就到处骂人家,搞人身攻击。”[15]按照这样的逻辑,文学批评就成了一种“关系批评”,那么李建军和批评过的张爱玲、魏巍、刘震云、阿来、残雪、池莉、孙皓晖等都有过节了。实则不然。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没有比遭遇批评缺席更糟糕的事情了。批评家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的师友。作家不必担心学理性的批评,“严格的批评无法毁灭真正的、强大的才能,正像捧场的批评不能抬高微小的才能一样。”[16]作家如果不能及时地倾听批评家有价值的批评,那么可能会给自己的作品带来致命的创伤。作家倒要提防那种尽说好话的“捧杀”,这类简单随意的夸赞不但不能延长作品的寿命,而且易使作家处于盲人瞎马的飘飘然状态。但是,我们的作家听惯了好话,无力承担也不愿倾听即使有价值的批评。我们试想,曹雪芹如果不接受脂砚斋的建议,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有所删节,那么恐怕也难以摆脱曹雪芹本人极其厌恶的“皮肤滥淫”。批评家以事实判断为基础,进而进行价值、意义估量,并不需要考虑作家的职务级别、名声威望。这种“批评家所必须具备的高度发达的事实感”,“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种容易获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17]正是因为对文学纯粹而虔敬的感情,李建军才抗颜分席而无愧,表现出勇敢而执着的捍卫精神。而且,他的批评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并不是随意任性地品评某个作家,而是一种认真考察分析的学理性批评。比如,他诚挚地肯定阎真《沧浪之水》的优点和贡献,同时对于其“不成熟的讽刺”、“过度化的议论”,“人物被遮蔽在作者的因应该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陈忠实早期创作存在的问题,他也是非常客观地予以批评,其尖锐程度并不亚于他批评过的莫言、贾平凹等人。在他看来,陈忠实的前期创作,是一种“随顺的平面化写作”,是“对生活的浮泛的表象化记录”,有“情节解结的简单模式”;在精神和思想上存在“双重匮乏”,对人性之恶“缺乏了解乃至盲视”;人物“大多是扁平的、缺乏生气的,没有深刻的人性内涵,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好人,虽然也写有缺陷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到最后大多都曲终奏雅地转化成了好人,完成了从恶向善的转化。……这种经过提纯的、僵滞的心理——性格结构,并不是人性的真实状况,即一种由两极因素二元补衬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18]正是出于对文学炽烈的爱恋,他才能够遗世独立,毫不在乎误解、污蔑乃至攻击,率真自由地品藻作家创作的得失。当作家创作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当作家写出好作品的时候,他毫不吝惜地给予鲜花和掌声。

具有批评家的精神气质,是成为批评家的先决条件。然而,单有对文学的挚爱和质疑反思的精神,还不能成为一位批评家。如果没有扎实深厚的学养,那么,批评不是流于不着边际的悬空,就是落入逞快的谩骂,或者肉麻的夤缘吹诈。因而,良好的学养是成为优秀批评家的充要条件。批评家,不但要做文学的卫生检疫员,同时也要做一个科学的分析者,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灵魂的深处。李建军无疑是当代少数几位具备扎实而深厚的学养的批评家。这种能力的形成,源于他对古今中外经典文艺理论、经典作品的敏锐感知、精细研读和熔汇疏通。在好多人看来,文学批评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为其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法郎士甚至说过,“天下无客观的批评”。其实不然,文学批评完全能够设法屏除主观的偏见,建立客观中正的标准。我国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指出,通过他的“六观法”,可以建立客观的评判标准:“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六观”的造成,刘勰以为在博览:“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在刘勰看来,批评家如有“博观”的学力,又能用“六观”的方法,循“按文以入情”的途径,“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19]博览尤其是经典的阅读,对于批评家鉴赏力和判断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鉴赏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培养必须先行于我们的文学,换句话说,在我们这里,起初必须先有读者,dilettanti,然后再有文学。”[20]鉴赏力的形成,自然也先于文学批评。任何人都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鉴赏力和判断力。批评家和一般读者不同,必须博览群书,尤其是熟悉经典,从而建立自己敏锐的鉴赏力、可靠的判断力及公允的批评尺度。

经典阅读的意义,勿需反复论证。用马修·阿诺德的话说,文学经典能让公民知道“世界上已知和已被想过的最好之物”,“最好之物”,就储存在《荷马史诗》、《圣经》到歌德、华兹华斯的经典作品中。[21]经典作品对人类生活有着深刻周彻的肯认,对个体内心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能使人类透过喧嚣纷杂、破碎浮泛的社会表象,判断真假、剔析伪善,弘扬人性和正义,从而直抵生活的本质,洞彻历史的原貌和真实的人性。同时,其能够使个人静心返观、思考醒悟,更为深刻地了解自己,并从中生发出博大的人性关怀和崇高的社会担当。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偷懒”阅读快餐文化,放弃经典的烛照和指引,必然会导致感性对理性的超越、心智的慵懒与偷惰,并带来对追求深邃思想的缺席、对美好事物眷恋珍爱的缺失、对人类精神处境及出路关切的遗忘,整个社会的文化也必将表现出颓败的趋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况。

对于批评家而言,经典可以帮助其了解人类文学攀登到达的高度,明确其所在时代文学到达的位置。否则,就无法有效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作出评价。艾略特有着这样的论述:“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人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22]文学批评,实际上就是以“现存的不朽作品”作为参照,对文学创作进行分析和纠正,判断其是否提供了新的东西。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在功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大学的文学教育,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研究,缺少阅读经典形成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深刻的审美体验、博大的人文关怀和积极健康的道德伦理,“只有‘告朔之饩羊’的意义,很少有学术上、文化上的意义。”[23]对于经典,我们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24]我们的教授学者当中,具有深厚经典阅读经验的寥若晨星,即使极少数有经典阅读背景的教授学者,也纷纷转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等,其教学、写作和思维的方式常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如此以来,文学的感受力、鉴赏力、判断力严重迟钝乃至萎缩。而大多的教授学者,缺乏坚实的经典背景,单凭某种理论或者提要简介来搞所谓的“研究”。这样难免居人胯下,误己误人。更重要的是,批评应该十分注重精神的健康,正如任何医生注重身体的健康一样。但是,我们的批评,如李建军所言,学院化“把‘学术规范’变成了僵硬、刻板的教条,把批评异化为冷冰冰的‘尸体解剖’——这种教条主义的‘解读’与批评家的精微的感受是脱离的,与具体作品是不相干的。有的批评家更是削足适履地把外国的最新‘理论’与当下的文学作品强行对接,常常为了迎合他者的‘理论’而曲解甚至肢解作品。”[25]这种批评的风气和倾向导致当下批评失去了活力和生机,有形而无神。如果再不改观,文学批评将遭遇到巨大的危险,甚至走上死路。那怎么办呢?回到经典。鲁迅说过,一切伟大的作品都会告诉作家怎么写。我们也可以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会告诉批评家应该持有怎样的标准。

李建军读书之广博,思考之深刻,不敢说当代批评家之最,最起码也排在前几位。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广泛地开始阅读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都德、歌德、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其中,俄罗斯文学对他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俄罗斯文学为我理解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判断尺度和标准体系,它告诉我,理想的文学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视爱和悲悯为具有核心意义的心情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反讽性;不仅充满孩子般纯洁的道德诗意,而且到达了高度成熟的伦理境界;具有‘教育’读者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理想,充满了精神上提高人和拯救人的宗教热情,致力于人们的文化气质,为人们克服懒惰、怯懦、势利、贪婪、残暴、冷漠、僵化等人格病变提供道德启示和精神支持。”[26]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为建军理解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判断尺度和标准体系”。同时,他也形成了敏锐的鉴赏力、精准的判断力,以及自己思虑周详的理论体系。但在一些人看来,李建军“文学批评标准似乎还一直停留在更为久远的年代”,“小说世界本质上是伦理世界,只有那些包含伟大的伦理精神的作品,才能有持久和巨大的影响力”[27]之类的说法都是已经过时的理论。殊不知,李建军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以来伟大小说经验的吐纳之上,以深厚的人性为依据,以成熟的伦理标准,以伟大的精神为灯塔,真诚地帮助人们认识心灵的最高旨趣,并形成自己的批评观念的。这些经典,经历了时间的淘洗和读者的辨别,是人类走向光明和美好的最为宝贵的营养,岂能简单地用时间的尺度去衡量!这种思维的内在依据,还是那种庸俗的生物进化观念。我们知道,艺术并不一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早超过古希腊时代了。那么,马克思所云的希腊神话和史诗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岂不成了欺世之言!

对于批评家而言,其对作品优劣的评判源于判断力和鉴赏力,终而落到对其理论的支援和确认。R·韦勒克指出,批评家的文学观点,“需要得到其理论的支持和确认,并依靠其理论才能得到发扬;而理论则来自艺术作品,它需要得到作品的支持,靠作品得到证实和具体化,这样才能令人信服。”[28]李建军在认真研读中外小说叙事理论的研读基础之上,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尤其是俄罗斯小说为参照,以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为中心,以谱系学的方法梳理了中外修辞理论,阐述见解,批驳错谬,如钱塘之潮,举重若轻,波澜叠起;显幽阐微,爬罗剔抉,如扁鹊行诊,明辨要眇,屡有发明。他肯定了布斯的理论贡献,修正了其小说修辞学的偏颇,批评了其“没有把人物和情节这两个对小说来讲极为重要的因素摆到中心的位置”、对小说“介入的、否定的、批判的精神”的忽视、“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缺乏对制约小说的修辞的语境因素的考察”以及没有彻底摆脱当时影响极大的“新批评”带来的负面影响。[29]进而,他阐述了自己理想的小说修辞学——“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作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重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性交流关系这一目的。”[30]同时,他批评了“新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将人物符号化、抽象化、物态化、理念化”的弊病,指出“只有当小说家把人物当作有自由、有个性、有尊严、有思想的高贵的独立个体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才能产生。”[31]对于小说修辞的研究而言,李建军无疑作了一件钩玄提要、疏浚致远的工作,正如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所言:“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32]正是因为他对经典小说和经典理论有着精细的感知和研读,才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修辞理论,才能对当下文学创作作出精鹜八极、鞭辟入里的剖析,才能轻易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取得平衡,展现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因而,丁帆将《小说修辞研究》称为“李氏修正定律”[33];王兆胜则称之为“一本努力解决重大问题的‘正本清源’之作”[34];被李建军批评过的小说家阎真先生则发自肺腑感叹《小说修辞研究》了却了他多年为研究生的“小说理论”课程寻找一部“既有体系上和理论上完整性,又能结合中国的文学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中国的创作实践”的合适教材的心愿,作出了“一本好书,做教材”[35]的评价。

殷海光先生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36]是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恪守着人类的良知,体现着人类的良心,守护着精神的灯塔。他们敢于愤怒、向权势说不,他们的使命在于将人类摆渡到“光明与美好”的彼岸。如萨义德所言,“在受到内心和真理的感召时,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且不顾忌自身的利益与安危,他坚持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气质以及根据自己的学识而认为的真理。也只有这样,才会使得社会恶势力产生畏惧与不安,从而抑制恶的横行。”[37]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沉潜了、消隐了、堕落了。他们要么有学问而无操守,有虚名而无实归;要么有空言而无行动,有身形而无魂灵,绝大多数是 “‘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38]或者出卖了自己尊严和灵魂的“通融人”。因而,我们时代才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精神堕落、文化虚脱和价值紊乱。

李建军属于极少数“要使这双眼睛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的批评家,他之所以能在当代批评家中卓然独立,也正是由于他强烈的责任伦理和鲜明的人文关怀。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承担的责任伦理,是为自己的时代文学提供真实、可靠的判断,从而将这些判断转化为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话语力量。具体地说,就是有助于帮助读者了解真相,同时有助于读者了解真相,同时又要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对作家的写作进行价值评估和质量监督。”[39]令人失望的是,当下中国的创作和批评,被权利把持,被市场绑架,消解了真实、意义和价值,缺乏对个体生命、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怀,缺乏精神的擎举和建构,鲜有对国家、民族、历史使命的关注,几欲完全沦为消费的愉悦和平面化的狂化,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严重而普遍地混淆颠倒。对此,我们的文学批评不是付诸阙如的盲视与无视,就是廉价的进行吹捧或者颂扬,文学批评沦为精致的“屠龙术”、夸大的 “广告语”、印证洋理论的“试验场”和博取名利的“菜篮子”,完全成了工匠手中的技术活。这种虚假浮躁、极不负责的风气不但误导了读者,而且毁坏了艺术,给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知道,“生活中撒谎固然下流,但还不至于毁掉生活;它玷污生活,但在其污秽之下终究不能掩盖生活真实,因为总会有人或苦痛地或欢乐地渴望着什么。但在艺术领域内的谎言却毁掉现象之间的一切联系,把一切弄得灰飞烟灭。”[40]我们的文学批评中遍布这种极不负责的“谎言”。有的作品只不过是“甲虫”,却被批评家说成了“大象”;有的作品只是“萌芽”,却被批评家捧成了“大树”;有的作品患有精神上的痨病,却被批评家颂为“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时候,必须要有知识分子担当的真正批评家出来荡涤误秽,拨云见日,作出价值判断或者重大甄别,形成一种得当的“差别意识”。可惜,这样的批评家若凤毛麟角。李建军不辱使命,踽踽独行,决绝地为文学批评招魂。他批评姜戎的《狼图腾》“通过赋予狼以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虚幻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是一部具有侵略性质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以狼为师,率狼食人,只求成功,不讲道义。它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41]批评李安执导的《色·戒》,迎合市场消费,完全沉于娱乐,是一部“用欲望瓦解精神”、“用美感撕碎伦理”、“用‘深刻’摧毁常识”的电影,还是“一部伤害中国人民自尊心的电影”,是一部胡乱涂抹历史的“汉奸电影”[42];批评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缺乏历史质感和批判意识,“不遗余力地为封建皇帝树碑立传,为专制暴君大唱赞歌,缺乏最基本的批判勇气和思想深度,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理想和启蒙精神,典型地表征着当代作家人文素质的低下,也严重地显示出了当下历史叙事的困境和危机。”[43]……当下文学批评在责任伦理上的缺席,导致了上述在精神内核和价值倾向上存在严重问题的文艺作品的流行。在这些作品消费化、娱乐化、戏谑化的背后,是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肆虐。因而,李建军呼唤健康的、积极的文学,认同扎米亚京的“大文学”,呼吁对权力说不、敢批逆鳞的司马迁一样的具有正义感的作家,称颂托尔斯泰那样相信爱的力量的作家,推重索尔仁尼琴那样“向恶而写,向善而趋”的作家。在他看来,这种“大文学”有着伟大的“目的”,“有着规划和变革生活的抱负,要对整个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文学批评而言,“‘大文学’有着背景和坐标的意义——没有大文学的参照,任何文学批评都将是缺乏方向感的,甚至是无效和无意义的。”[44]是的,如果文学没有这样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关怀,文学批评没有这样的责任担当,那么我们的文学只能永远沉溺在消费、欲望和权力的泥淖之中,永远陶醉在“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浮华之中。

在李建军“扬眉剑出鞘”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知识分子“为学不做媚时语”的精神独立、“读寻真知启后人”的责任伦理、心焦身焚的文化关怀,能够看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身上光焰息微的启蒙立场和批判意识,能够看到对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宣扬,能够看到对于美好和光明的追求和捍卫。他正如自己所言,“积极地培养自己成熟的批评气质和健全的伦理意识,自觉地担当起伟大而崇高的文化使命”,使文学批评“成为照亮寒夜的灯火,成为荡污化秽的净水”[45],使文学成为照亮心灵的温暖火光和激活精神生长的强大酵母。因此,他成为当代批评界沉闷晦暗天宇中一颗温暖美好而光芒四射的明星。我们这样的批评家太少了,这样的批评文字太少了。顾炎武在《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中说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天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46]什么时候,像李建军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批评家多起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的文字多起来,我们的文学生态也就渐趋于健康,李建军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的期盼也就庶几可望了。

(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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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看书琐记(三)》,《花边文学》,第1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李建军:《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3]李建军:《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7页。

[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6][39][45]李建军:《批评家的精神气质和责任伦理》,《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36、38、48、51页

[7][8][44]李建军:《<文学还能更好些吗>自序》。

[9]邢小利:《做文学的守护神——读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李建军:《必要的反对》,第332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10]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61页。

[11]李建军:《那些优雅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评<废都>》,《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102。

[12][13][14]李建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113、126、130页。

[15]李建军:《武夷山交锋记》,《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157页。

[16]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第3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17]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第8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18]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第3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19]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第1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按照,此处关于“六观”和“博观”关系的阐述,借用了罗根泽先生的分析,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24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20]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325页。

[21]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第17—2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2]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7页。

[23]徐复观:《我看大学的中文系》,《中国人的生命精神》,第15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等译,第5页。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

[25]李建军:《批评与创作:失去对称的两翼》,《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21页。

[26]李建军:《仅有醋栗是不够的——关于契诃夫的答问》,《文学的态度》,第36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27] 金赫楠:《直谏李建军》,《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4期。

[28]R·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第6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29]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第23—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0]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第11—12页。

[31]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第64页。

[32]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3]丁帆:《扎实的学养与可靠的修正—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读札》,《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34]王兆胜:《正本清源与圆融通明——评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35]阎真:《一部好书,可做教材——评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3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543页。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37]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第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38]鲁迅:《文人比教学》,《且介亭杂文末编》,第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40]列夫·托尔斯泰:《1877年致斯特拉霍夫的信》,《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戴启篁译,第7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年。

[41]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2]李建军:《庸碌鄙俗的下山路——<色·戒>及张爱玲批判》,《文学的态度》,第316页。

[43]李建军:《怎可如此颂秦皇——从<大秦帝国>看当下历史叙事的危机》,《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148—149页。

[46]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84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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