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大时代知识分子及精神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7 次 更新时间:2012-09-02 22: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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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天下》杂志编者按:在准备写黄文弼这个人物时,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只是从西北大学的校史资料中,知道有这么一位“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存在。荣幸的是我们较顺利地联系上了黄文弼的孙子黄纪苏先生,他爽快地答应愿意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帮助。2012年4月20日,在黄纪苏先生简朴的住宅中,他接受了本刊的专访。黄纪苏先生是社会学者,还是著名的剧作家(是著名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剧,感觉敏锐、细腻,思想客观、深刻,他不仅为我们研究黄文弼提供了基础的资料指南,而且还以优雅的,略带梦幻般的叙述,描述了祖父在他当时这个10岁少年心中的印象。进而,与我们深入地讨论了黄文弼以及其子(黄纪苏的父亲)黄烈先生的学术风格与思想差异,当然也谈及了黄纪苏先生本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当我们回来后整理这篇采访录时,发现黄纪苏先生所谈的已经不只是黄文弼先生本人的生平,而是时代大环境与这一家三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互动关系,他谈出了大时代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是在做“发现西北联大”这个专题时知道黄文弼先生的,因为在当时的《地理教学》杂志上看到了黄文弼的文章《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考》,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不是搞考古学的,说实在的,在此之前,甚至连黄文弼的名字都不知道。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才通过网络上的材料对他有个非常初步的了解。今天很荣幸地采访到您,所以,先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文弼先生的生平事业以及学术贡献,同时,希望能从您这里获得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比如黄文弼先生的著作等等。

  黄纪苏(下文简称黄):1966年文革那年年底他就去世了,那时我才10岁,所以对他的了解并不太多。祖父留下的书倒是不少,文革时候抄家把书都堆在一间屋子,堆得跟小山似的,门上贴了触目惊心的封条。等可以开封的时候,一半的书都烂了。没烂的有一套政协(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编的《文史资料选辑》,我小小年纪把五十多本都囫囵吞枣地读了。改革开放后,社科院给我祖父补开了追悼会,把他的骨灰挪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些我都经历了。我父亲黄烈在祖父去世后,在整理我祖父的著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件工作就是把他过去在西北考察的日记整理出版了,那些日记写在几十个小笔记本上,字非常小,有的很潦草,是在月光下写的。这些日记198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是《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这些工作是父亲率领母亲、姐姐和姐夫们做的,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因为当时忙自己的事,后来又出国了。我对我祖父比较有意识的了解还是在2003年、2004年间,当时北京大学要出一个集子,把北大过去的校友介绍一下,我祖父是那儿毕业的,后来还在那儿工作,北大就动员老校友的子女写回忆先辈的文章。那时我父亲已经老了,写不动了,就说你来写写吧。当时因为要写文章,我便读了祖父的一些东西,尤其他的日记。再就是头些日子捐献祖父的藏书和其他资料,我又看了他的一些资料包括书信、笔记、检讨之类。

  说到捐书,早在60年代他就说身后要把自己的藏书捐给国家。私人收藏最终归为“天下公器”,这大概是很多那一代学人都视为当然的事情吧。几十年里,我父亲一直在整理维护那些书,隔几年就跟姐姐们一块晒晒晾晾、重新包裹。在父亲去世之前就留心有什么合适的受捐机构,但1990年代以来的一二十年是中国社会风气最坏的时期,时不时传来像巴金给国家图书馆捐书现身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消息。当时就怕没找对地方,辜负了先人的遗愿。我们死了也就罢了,就怕还活着的时候书就流失了。所以,直至我父亲去世,捐献的事儿也没办成。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坐在后街的花园里跟我说:这件事以后交给你了,不必太着急,稳妥为要,不能让这些书流入市场。父亲过世很多年,此情此景,包括穿花度叶的阳光和拂面的轻风,都在记忆里。去年,新疆师范大学邀请我去做讲座,我趁此机会对当地的有关机构做了些实地了解。最后选定了新疆师范大学,所以选他们,第一是他们做事认真,第二他们的馆藏也缺少古籍。总之,因为要捐祖父的藏书,自然要进入他的世界,在图书、信件、手稿间想见其为人。

  记:书已经捐出去了吗?

  黄:装了二十个箱子,包得结结实实空运过去了。我是学社会学的,更关注当代问题,对我祖父的工作如考古学、历史地理等没有下过专门的功夫。他的学术发展历程我只是稍知一二。

  最早我祖父在北京大学是学哲学的,是黄侃、刘师培、马叙伦、沈兼士的学生。他写过《二程子哲学方法》,还搞过版本目录学。晚清民初,伴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西北史地之学获得了新机,在传统的经学、小学之外生气勃勃。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考古学也引进来了。他当时在北大国学门做沈兼士先生的助教,沈兼士是鲁迅那一辈儿的学者。那是一个天风浩荡、沧海横流的大时代,跟这三十年有一比。大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心思变,不安于既有格局。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东颠西跑不知道在哪儿才算合适,做学问的去经了商,下海的又上了岸,国内搁不下他非死外面才踏实。职业流动、地域流动、社会流动乱流奔驰。大社会如此,学术小世界也是这样。搞文学的很多搞起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这是当代中国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祖父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如此,很多人渴望尝试新东西,走向新天地。学者们渴望把现代学术跟中国的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用新的资料、新方法重新打量中国的过去,为的是看出些新眉目,以指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文化动员的一部分吧。

  他研究过哲学、版本目录学、婚姻制度、壁画,还办了考古陈列室,但学术路径的根本性变化还是在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探险在清季就开始了,那时候西方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其中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最为有名。其大背景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的部队前脚到哪儿,传教士后脚也就到哪儿,学者也是旋踵而至。考古学家不就跟着拿破仑东征西讨么?中亚地区包括新疆,对西方探险家来说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斯文·赫定小时候就对由沙丘构成的东方地平线心向往之。这些人都非常有学问,同时又具有西方文明在上行期赋予他们的那种野性和气魄。整个西方的走向世界,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极有气势。这对他们来说,是开疆扩土,对我们说来就是国破家亡了。具体到中亚探险而言,也是比较纠结,一方面,他们确实带来现代学术、现代技术;另一方面,他们巧取豪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斯坦因从敦煌王道士的藏经洞弄走绝世文物后,给英国女王写信说,我只花了女王陛下的区区小钱就换回这些无价之宝。当1927年,斯文·赫定再次来中国,准备还按老办法去西北,北洋政府也答应了。但中国的知识界不答应了,他们成立了学术界联合会,跟斯文·赫定重新谈判,订立比较平等的科学考察协议,终结了外国探险队将中国文物“捆载而去”的历史。由此成立的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先生担任中方团长,我祖父作为考古学家成为考察团一员(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情况,本期《黄文弼的多重意义》一文已有详细的介绍,该文吸取了黄纪苏先生向我们介绍的内容,此处就不再重复。)在这个考察团里,他依循的是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基本路径:努力做规范的田野考察,绘制图纸,为器物分型分式,准确记录所经之地的自然及人文面貌等等。他扎实的旧学功底也发挥了作用,这方面是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我整理他的遗物,看他为研究一个问题要准备大量方方面面的资料,地图、拓片、照相、中外文献。视野的开阔、路径的多样可以说是他的学术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继往开来的大时代学术所具有的一般共性。

  记: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过程十分艰苦。

  黄:是的,他那时才三十多岁,一去就是三年。那一带环境恶劣,营养跟不上,身体消耗又大,回来时牙全掉光了。同在考察团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去了五年,回来时一口牙也掉光了。袁先生的二女儿和大女儿相差六岁,去新疆之前生的大女儿,五年后回来才怀的二女儿。他们那些人都付出了很大的家庭生活代价。

  记: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克服艰苦的环境,从事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呢?

  黄: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强烈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地步,甚至会觉得他们有些病态。祖父的考察日记里,讲他们经过内蒙某地时,当地艺人表演下流的小戏,外国团员就拍摄下来。我祖父认为有辱国格,跟外方吵。其实从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上讲,拍摄也很正常。他理性上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感情上就是不能接受。日记里还讲述在新疆时,有一天夜里12点了,徐先生到他屋里说,据传考察的赞助方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正在跟新疆方面谈判航空权的事情,他们很着急,怕又丧权辱国,赶紧一起去找包尔汉(包尔汉解放以后是新疆的主席),问明了包尔汉的态度才算放心。其实航空权干你学者什么事啊,这是中国政府的事。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以天下为己任。

  说实在的,开始我也不太理解他们何以会有这么强烈执着的爱国情感,但后来慢慢明白了,时代使然。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内外环境和那时很不一样。想象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我祖父出生在1893年,第二年是甲午战败,到稍懂事的时候是庚子事变,那时中国已经被西方列强强迫签订了几百个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生长在一个“国将不国”的危亡环境中,我从前翻阅《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时,读到国民党一位元老张继在清末写的一篇激扬文字,面对内忧外患“血为之沸,发为之竖,肺为之炸,目为之裂,欲拔剑、砍地、奋身、入海!”我想,陈天华就是怀着这种激愤投海的,比他们稍晚一些,周恩来也写出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是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虽然环境稍缓和时也少不了徐志摩、陆小曼那些卿卿我我风流佳话,但近代知识分子的基调是悲愤慷慨的救亡图存。读我祖父的日记,念兹在兹,在学术上赶超西方同行的心情随处可见。为达到这个目的,什么艰苦都能克服。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什么都关注,什么都操心。从考古、地质到社会经济,甚至当地的交通运输,只要有助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事情,都在他们视野之内。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特征。前几年纪念西北科学考察团80周年的时候,《凤凰周刊》采访过我,说要写写我祖父,我说,那可不是他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群奇男子、伟丈夫。

  记:是啊,像西北考察团中的徐旭生先生、袁复礼先生、丁道衡先生等都和您祖父一样,留下了充满炽热爱国情感的记录。那次科学考察收获十分丰硕,比如袁先生发现了天山恐龙,丁道衡先生发现了包头的白云鄂博铁矿,您祖父发现了一大批古城、古墓、佛洞遗址等等,他们对祖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绝不应该忘记。在了解和您祖父同时代的西北联大的学者们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特征,比如地质系的郁士元教授等,他们确实是一批人。

  黄:是的,一代知识分子,像群山一样。

  记:你见过您祖父吗?印象深刻吗?

  黄:小时候见我祖父,我们家三代人一直在这儿住。

  记:您祖父在这个房子住过吗?

  黄:不是这个房子,我们原来住平房,后来1980年代末把平房拆了,盖成楼房,我们差不多还在原地。我们这个胡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胡同,叫东厂胡同,就是明朝的那个东厂,晚清民国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像清朝姓徐的大学士、民国的黎元洪、胡适等都在这胡同住过。解放以后,近代史所、考古所、科学院图书馆、民盟中央等也都在这一块。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四合院,西边三间房是我父母的,北房靠东的几间是我祖父住,靠西几间是心理研究所丁瓒伯伯住。我和祖父没有很深的交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身体不好,因为早年牙都掉光了,两腮凹陷,又有哮喘,说话、走路呼哧带喘的。他跟我姐姐接触多些。他住的屋子,挺有西域气息,墙上挂着那边出产的壁毯,屋子就显得比较暗,还有很高的香炉,烟雾缭绕挺像太上老君的丹炉。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曾跑去向他汇报,他夸了我几句,也没奖励什么东西,让我有点失望。平时我奶奶这边做好了饭,我们给端过去,那个红漆圆盘子上小碗小蝶,还记得碟里常放两块腌干鱼。有时候早上起来到他的屋子里,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科普节目。大概印象也就是这些。

  再后来就是文革了。

  记:他当时在什么所?

  黄:考古所,他不是所领导,刚开始运动是冲着所领导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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