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汉涛:死刑规律与死刑适用的制约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2-08-17 08: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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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汉涛  

  

  【摘要】死刑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死刑规律是由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对犯罪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死刑自身的规律性要求既要反对人为地废除死刑,又要反对借“严打”滥用死刑。死刑适用在客观上必须达到后果极其严重;人格上必须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伦理上必须没有任何宽恕的余地。这三个方面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但必须同时具备才能适用死刑。只有分三步独立判断,应然的死刑制约因素才能转化为实然的死刑制约因素。

  【关键词】死刑规律;死刑制约因素;法益侵害;规范违反;人身危险性

  

  受废除死刑的国际化浪潮影响,死刑适用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死刑适用标准比较模糊:一方面,死刑适用的总标准“罪行极其严重”表述过于抽象;另一方面,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弹性较大,刑法分则涉及死刑的罪名中,对可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大量采用了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等模糊用语。标准的模糊性决定了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有人甚至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被告人的生死取决于法官的一念之间。”{1}由此观之,死刑适用标准是理论与实务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在笔者看来,死刑是存还是废,抑或是限制还是扩大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为的限制死刑,甚至强行废除死刑都是对死刑规律的违反。本文通过揭示死刑规律,对死刑适用中的制约因素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死刑具有自身的规律性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刑罚方法。各国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但纵观死刑古老而漫长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死刑在每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演变过程。撩开死刑的面纱,拨开政治因素的屏障,不难发现,死刑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死刑适用的范围由宽趋向窄,死刑适用的条件由松趋向严。在一个国家的某一阶段,是废除死刑抑或保留死刑,以及在多大范围、什么条件下适用死刑,都由当时特定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死刑的这一规律在废除死刑的运动中可以找到佐证。不少国家受废除死刑浪潮的影响主动废除了死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又不得不恢复死刑。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法典中没有废除死刑,但实际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实际执行死刑。这些事实说明,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废除死刑的地步,违背死刑规律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当社会已经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即使法典保留死刑,司法实践也会将其虚置。申言之,死刑规律是由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对犯罪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死刑规律受制于社会文化。表面上看,人的行为是由人的自觉意识所支配。但深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支配人行为的根本力量是处于自觉意识底层的更大规模的无意识层。这种无意识可分为本能无意识和文化无意识两大块。本能无意识是人的内在的自然本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深沉的生命机能和力量。文化无意识是文化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是人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在人的心理的内化和积淀,它是平常意识不到但却是支配和影响人的行为的深层力量,由于它是隐而不显的,故又称喻为人的文化密码。{2}西方很多国家之所以能废除死刑,与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从法治国到文化国的转变不无关系。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他们的文化密码中,人的生命亦即人本身受到了更大的人文关怀。而中国传统文化对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的关怀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更关注群体生命,正所谓国家、社会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而企图通过重刑达到预防犯罪的意识强烈,更愿意求助于“杀一儆百”来控制犯罪,我国接踵而至的“严打”就是中华文化密码的显现。简言之,死刑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其次,死刑规律受制于经济发展状况。同样的危害结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给社会造成的冲击是不同的。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2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数十年的工资,而现在大约仅相当于深圳一个普通公务员两个月的薪水。同样是盗窃2万元的行为,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和现在,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就是天壤之别,法律后果自然判若霄壤。不难发现,“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例关系。进一步引申,经济发达的社会对犯罪具有更大的容忍性。而且,物质文明程度提高以后,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也在改善,社会可以采用刑罚以外的各种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3}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们的观念,经济发展会促进人们对死刑的认识更趋理性,减少对死刑的盲目追求。

  再次,死刑规律受制于人们对犯罪的认知程度。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掀起了对犯罪原因的探索,研究表明,犯罪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犯罪原因的多因性决定了预防犯罪应当重视“疏”,努力消除致罪的原因,而不应一味地突出“堵”,诉诸重刑来威吓。然而,犯罪原因的多因性认识,预防犯罪的应然措施仍仅停留于学者的小社会,尚未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和接受,特别是未被决策者所广泛认同。因之,人们依然对死刑的威慑效果寄予了过分的期待。更言之,死刑的适用数量与对犯罪原因的认知程度、犯罪对策的理性认知程度成反比。

  对死刑规律的认识要求反对人为地废除死刑。受国际废除死刑运动的影响,当前有不少学者提出在中国废除死刑。然而,死刑自身的规律性决定了是否废除死刑应由支配死刑的客观条件来决定。在制约死刑的客观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废除死刑自然会水到渠成。当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如果人为地废除死刑,就是对死刑规律的背反,必然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无视规律的存在或者意图超越规律,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因为死刑存在缺陷或不足,就主张废除死刑。辩证法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始终把重心放在解决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死刑规律决定了中国尚未发展到废除死刑的阶段,故我们应以这一主要矛盾为重心,然后再努力解决死刑的弊端这一次要矛盾。

  认识死刑规律还要反对借“严打”滥用死刑。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为了遏制犯罪,我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严打”运动。“严打”意味着重刑,本身就包含多适用死刑的内容。尽管这些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有效地遏制了某些犯罪现象,维护了社会秩序,但同时也人为地增加了死刑的适用,使一些不符合死刑适用标准的犯罪因严打而被判处了死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死刑规律的违反。反对借“严打”滥用死刑并不是彻底地否定刑事政策,刑事司法不受刑事政策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但刑事政策有它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不能突破法定刑的界限。就死刑而言,“严打”不能突破死刑标准,否则就是对死刑规律的超越。

  强调死刑自身的规律性,并不意味着陷入宿命论。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它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认识了社会规律,并努力使制约社会规律的条件朝着有利于特定的方向发展,社会规律就可以为我们所用。换言之,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引导、促进或改变支配死刑规律的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等因素,使它加快向有利于废除死刑的方向发展,废除死刑的条件就可提前到来,废除死刑的目标就能提前实现。

  

  二、死刑适用的制约因素之一:法益侵害极其严重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无危害即无犯罪”。生命刑作为极刑,决定了与之对应的危害结果必然极其严重。“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报应要求意味着只有在法益侵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才有适用死刑的必要。当今虽然杀人偿命的报应原则在制度层面已不复存在,但在民众的观念层面依然有生命力,因而在生命刑中考虑法律报应的因素是完全必要的。法律报应是指根据犯罪人的客观危害程度实行报应。根据法律报应的观点,对犯罪人发动刑罚,应以其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为基础。生命刑中考虑法律报应因素,将死刑的适用限定在法益侵害极其严重的范围内,是对社会报应观念的回应,是正义的要求。因之,法益侵害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首要制约因素,是“罪行极其严重”的题中之义。

  死刑适用以法益侵害极其严重为条件是刑法国际化的需要。法益侵害极其严重之所以会成为死刑适用的首要制约因素,是国际人权保障的要求。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1条重申:“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并进一步明确:“应该理解为最严重的罪行之范围,不应超出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之结果的故意犯罪。”根据该保障措施之规定,应将“最严重的罪行”理解为致人死亡或者导致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两类。致人死亡的故意犯罪应该是指故意直接引起他人死亡的犯罪;具有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必须是结果犯或实害犯,不能包括未发生现实的具体的危害结果的故意犯罪;必须是犯罪结果与致人死亡的故意犯罪相似的引起了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犯罪。{4}不难发现,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对适用死刑的条件,除了要求是故意犯罪之外,同时还要求具有极其严重的法益侵害。因而,适用死刑要求以造成极其严重的法益侵害为条件,也是适应法律全球化的需要。

  把握死刑适用以法益侵害极其严重为条件,需要正确理解法益侵害极其严重的含义。就本意而言,法益侵害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和现实的危险。作为死刑适用首要制约因素的法益侵害极其严重仅指客观上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因为死刑是报应的产物,与法律报应对应的法益侵害极其严重,只能是指致人死亡、多人重伤或特别重大财产损失等客观损害,而不包括现实的危险。法益侵害极其严重是一个总的概括性的条件,在具体关涉死刑的条款中,法律往往将这一概括标准具体化,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益侵害标准。例如,在绑架罪中,刑法规定绑架罪适用死刑的法益侵害标准,是绑架行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再如,劫持航空器罪中,刑法只规定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死刑。当分则具体条款有具体标准时,要以分则的具体标准为准。

  理解死刑适用以法益侵害极其严重为条件,必须消除一种误解。我国刑法分则关涉死刑的条款,有些并没有法益侵害极其严重的规定。例如,刑法规定抢劫罪有加重情节的,可以适用死刑,其中加重情节有人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等几种。这些都没有提及法益侵害,是否意味着这些情况适用死刑不以极其严重的法益侵害为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在可以适用死刑的条款中,除少数几个条款外,一般都配有几个选择的刑种供选择适用。如上述抢劫罪的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如果仅有人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等法定的加重情节,而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不能适用死刑的,只能选择适用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次,众所周知,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要采用总则、分则相结合的方法,对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同样如此。刑法总则“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总标准对法益侵害提出了总要求,它是指导分则适用的根本标准,所有死刑的适用概莫能外。不能因为刑法分则相应条款没有法益侵害结果的要求,就认为死刑适用不以极其严重的法益侵害为要件。

  认识死刑适用以法益侵害极其严重为条件,更应破除一种偏见。法益侵害极其严重只是生命刑的首要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或充分条件。在法益侵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在动机上有值得怜悯之处,或在人格上尚有宽恕的余地,仍然不能适用死刑。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偏见,过分地突出法益侵害的地位,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事例也不鲜见。将法益侵害视为适用死刑的充分条件,只要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就不再进一步的深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这种误解或偏见是极其有害的,也是当前死刑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导致这种偏见的原因,首先在于机械地、肤浅地理解法条。诚然,很多法条和司法解释仅仅是在描述或解释适用死刑的具体法益侵害标准。如200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指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司法解释或刑法条文之所以仅仅描述或解释法益侵害的结果,是因为法益侵害的结果因罪而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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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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