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是欧洲议会的一个跨党团非官方组织，该组织既是欧洲议会推动与台湾关系的一个非正式平台，又是台湾在欧洲游说的主要着力点和发展所谓“议会外交”的通道，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6月欧洲议会卢森堡籍议员雷丁（Viviane Reding）发起成立的所谓“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协会”，1997年4月该组织改为现名。目前该组织有成员208人，分布于27 个欧盟成员国，核心成员约30人，设主席1人，副主席4人，秘书长1人。首任主席即为发起人雷丁，1999年后，德国籍议员亚森堡斯基(Georg Jarzembowski)继任。就性质而言，“台湾之友”小组是欧洲议会内议员自发组成的松散组织，不是欧洲议会的正式组织，但该组织在欧台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中时时制造麻烦。比如在台湾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解除售华武器禁令等问题上，都能看到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身影。我们除了要了解该组织对我们对台、对欧关系所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要对该组织的形成、决策和施加影响的方式深入了解，以便更好地了解该组织，减小或者避免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台湾推动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活动的运作方式

欧洲国家和欧盟普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在此前提下台湾要发展与欧洲各国及欧盟的正式官方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台湾把所谓“议会外交”作为对欧洲外交的最重要手段。在台湾方面看来，议会外交既可减少官方色彩，降低敏感度，又可使欧洲方面更易接受台湾方面的立场，能达到更好的外交成效。议会外交的议题范围更有弹性，一些正式外交不敢碰的问题，经由议会管道来表达就要自由得多。因此，台湾认为议会外交是其可加以利用的灵活有效的工具。而台湾“议会外交”的着力点除美国外，最看重的就是欧洲。但所谓的“议会外交”在台湾并不是由台湾“立法院”主导，而是由其 “外交部”掌管。这更暴露了台湾 “议会外交”要达到所谓“官方外交目的”的用心。一方面这是由于台湾当局急于实现其“外交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台湾“立法委员”对所谓“议会外交”并不热心。1995年台湾“立法院”曾设立一个与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对等的组织——“中欧国会议员交流协会”。该组织成立之初，台湾“立法委员”与欧洲议会议员互动尚且频繁，很快台湾“立法委员”就对这类活动失去兴趣，该组织也名存实亡。其原因主要是：1、这种所谓的“议会外交”对台湾“立法委员”竞选连任没有帮助，“立法委员”参与的意愿不高；2、“立法委员”外交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外交能力；3、“议会外交”多沦为出国旅游，鲜有实际效果；4、台湾的“议会外交”如同“恳求外交”，“撒钱外交”，台湾“立法委员”不愿做这种低三下四的事。因此台湾的所谓“议会外交”如今几乎没有“立法院”参与，基本上由“外交部”负责，与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交流是其优先政策之一。为了与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保持联系，台“外交部”驻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成为主要的运作者。为此该代表处的职能相应得到加强，由1人增加到4人，组成“欧洲议会小组”，其目标是要使欧洲议会超越美国国会成为最亲善台湾的议会组织，主要途径就是加强对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游说。

在台湾“外交部”驻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小组”与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共同推动下，台湾与欧洲借助所谓“议会外交”互动频繁。近年来多名台湾政要到欧洲议会活动，同时，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也频频访问台湾，几乎每年都组团到台，以学术访问，参加研讨会等形式到台，拜会台湾政治人物。

二、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结构

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是跨党团松散组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其组织结构：

首先，从党团分布看，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成员来自欧洲议会中的7个党团，也就是说，欧洲议会存在的8大党团中只有欧洲联合左派与北欧左派绿党党团（简称左派联盟党团）没有议员参加“台湾之友”小组，其他7个党团都有议员参与。其中尤以右翼的人民党团的议员人数最多，达95人，占“台湾之友”总人数的46%，其次是国家联盟党团有31人，自由党团有23人，社会党团、绿党党团和不结盟党团各18人。

从国籍分布看，目前208名成员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其中德国99名欧洲议会成员中有35人参加了“台湾之友”小组，占比达35%；英国有31名议员参加，占比为40%；波兰有24人（44%）；意大利有18人（23%）；法国有12人（15%）。从以上数字可以说明，首先，台湾议题在欧洲议会是个边缘问题，愿意参与的议员占少数。其次，除法国外，欧洲几个大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参与“台湾之友”小组的比例比较高。但是这并不是说欧洲大国的议员更关注台湾问题，而是台湾“欧洲议会小组”着重游说大国议员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这些议员主动参与。

从地区分布看，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成员中来自中欧国家的议员最多，有84人（占40%）；其次为西欧国家，有64人（31%）；南欧36人（17%）；东欧16人（8%），北欧8人（4%）。 中欧和西欧的成员达到总数的70%强，欧洲其他地区则不到三分之一。因此地区分布不平衡。这与欧洲议会议员的地区分布也不相称。欧洲议会中中西欧议员总数是其他地区的1.5倍，而在“台湾之友”小组中这个比例为2.5倍。这说明，与中西欧相比，南欧、东欧和北欧国家的欧洲议会议员参与涉台事务的积极性更低。这与台湾涉外单位的游说方向有关，欧洲大国分布在西欧和中欧地区，是台湾游说的主要对象，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拉拢该地区更多的议员参与涉台事务。

三、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工作途径

在台湾“欧洲议会小组”的游说下， “台湾之友”小组主要通过对欧洲议会涉台决议案施加影响的方式展开工作。包括：1、在决议案咨询程序中提出建议，表达对相关提案的立场；2、对欧洲理事会或欧盟轮值主席国报告中的涉台问题提出意见书；3、针对其所关注的涉台问题提出决议案。对欧洲议会议员来说，前两者主要是被动提出意见和建议，而后者则是主动推出议案。因此后者也是“台湾之友”小组最主要的工作方式，这大致有两种工作途径：

1、议会党团途径。根据欧洲议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议会党团拥有决议案提案权。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就是通过欧洲议会党团提出涉台决议案，经欧洲议会大会展开辩论和表决，通过后形成决议。在决议形成后，欧洲议会主席将决议案送达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作为政策参考。同时，还要将决议知会该决议涉及的相关方面，包括有关欧盟成员国，欧盟其他单位，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国家，表明欧洲议会在有关议题上的决定和立场。以2003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观察员地位决议案”为例，在台湾相关方面的积极游说下，从当年3月开始先后有5个党团中的“台湾之友”成员成功推动所在党团提出了决议案动议草案，并合并成一个决议案共同动议，上欧洲议会大会表决获得通过。该决议案通过后，欧洲议会知会了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美国和台湾地区。

2、委员会途径。欧洲议会下设20个委员会，每位议员要至少担任一个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也可同时担任另一个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根据欧洲议会的规定，委员会以“报告”的形式向欧洲议会表达意见。委员会的报告分为“立法性报告”和“非立法性报告”两种。前者具有法律约束力，后者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欧洲议会常常利用这种报告有效施加影响，同时又避免了立法程序的困难。至今，欧洲议会委员会所通过的涉台决议都属“非立法性报告”。这些委员会中台湾最为看重的是外交委员会，投入的外交资源最为巨大。欧洲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是负责对外关系的机构，其171名委员中“台湾之友”小组成员就有63人，接近三分之一，因此外交委员会中“台湾之友”的势力不容小视。比如2006年9月在欧洲议会审议“欧盟与中国关系决议案”之前，“台湾之友”小组成员在台湾有关部门的极力推动下，早在2005年该决议草拟阶段就开始行动，促使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委派“台湾之友”成员贝尔德(Bastiaan Belder)充当该草案的撰稿人， 2005年11月和2006年1月和2月外交委员会针对贝尔德的草案进行多次内部讨论，并在2006年2月表决通过该报告草案，于2006年4月完成“欧盟与中国关系草案报告”。接着，外交委员会经过再次内部讨论后于2006年7月通过这一草案报告，并以“非立法性报告”的形式提交欧洲议会大会。2006年9月欧洲议会大会针对此报告进行辩论时，有11名“台湾之友”小组成员发言，强调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武力威胁，支持台湾的立场。

尽管欧洲议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和“报告”大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却有着政策宣示的效果，而且对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也具有影响力。因此，我们了解了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的工作途径，就可以针对具体情况尽早展开工作，消除该组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中欧关系走上正轨。

四、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带来的影响

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自产生以来，就成为台湾在欧洲掣肘大陆的工具，对中欧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其他国际事务都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积极推动台湾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台湾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鼓手和应声虫。2007年9月，“台湾之友”小组成员在欧洲议会刊物《议会杂志》中发表文章，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且在2008年进一步连署51名欧洲议会议员，提出同样要求。

其次，“台湾之友”小组成为台湾在欧洲游说的重要平台。欧洲议会是除美国国会外台湾最为重视的游说对象。一方面，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同时，欧盟又是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在欧洲的游说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台湾非常重视欧洲议会“台湾之友”的成员的作用，既可通过这些议员在欧洲议会和欧盟取得预期成果，又能通过他们对其所在欧洲国家施加影响。

另外，“台湾之友”小组是欧盟涉台提案的主要推手。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在涉台问题上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而“台湾之友”小组则在欧洲议会中不顾及欧盟承诺的立场，频频提出涉台议案，扮演台湾在欧盟的傀儡，充当欧盟对华政策的“黑脸”。

最后，“台湾之友”小组还是台湾经营在欧盟关系的平台。在所谓“议会外交”的幌子下，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成员与台湾“立法委员”互邀访问。涉台问题也由“台湾之友”成员推动在欧洲议会讨论。这些手段都加强了台湾在欧盟的受关注程度。“台湾之友”小组成员为台湾对欧盟内部的机构进行游说而穿针引线，或者直接充当台湾的说客。

五、建议

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小组是我们发展中欧关系的障碍之一，给中欧关系和两岸关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需要认真加以对待。首先，要认识到欧洲议会议员作用的重要性，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他们的举动向上可影响欧盟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倾向，向下则影响着欧洲大众的民意和舆情。而且欧洲议会议员还可通过“决议案”和“报告”表达欧洲议会的立场，本身就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我们要加大针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工作，特别是说服“台湾之友”小组成员认清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多做有益于中欧关系的事。同时要加强与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 的联系，支持欧中友好小组在欧洲议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从组织上入手，强化对华友好力量，弱化亲台势力。同时，要防患于未然。在“台湾之友”提出涉台决议案和“报告”的预谋阶段，就要及早对相关议员晓以大义，使其及早勒马，回到促进中欧关系发展的正途。也就是在欧洲议会议事程序上，弱化“台湾之友”小组的政治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