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及其在不作为犯中的运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 次 更新时间:2012-06-14 0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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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明  

  

  【摘要】如何判断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认定因果关系的理论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刑法规范的立场来看,条件说较好地解决了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问题,采用条件说不会不当地扩大处罚范围。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判断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关键词】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不作为犯

  

  因果关系理论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问题持回避态度,理论上向来热衷于探讨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的问题,所以,一直未能从理论上提出统一的认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标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一大缺憾。本文旨在借鉴国外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判断标准,并就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问题进行探讨。

  

  一、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

  

  关于如何判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国外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存在不同的理论主张。考察国外同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下面分别对两大法系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予以分析。

  (一)大陆法系

  从1805年Stubel在《犯罪构成要件》一书中提出因果关系问题,到1904年Traeger发表《刑法及民法上之因果关系概念》为止,其间经过一个世纪,争论相当激烈。此后,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虽然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研究,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论仍然形形色色,莫衷一是{1}。目前,在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主要是条件说、原因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

  1.条件说

  (1)条件说的含义

  条件说认为,在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只要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就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该说由奥地利诉讼法学家格拉泽(Julius Glaser)创立,经由德国法官冯·布里(V.Buri)的倡导,成为德国审判实践与刑法理论的通说{2}。在日本,判例的主流也采用了条件说{3}[1]。由于该说将论理上的所有条件都视为法律上的原因,主张“条件即原因”,所以,又被称为条件原因说;又因该说将一切有助于结果发生的条件,不问价值大小,均同样地视为结果发生的原因,所以,又被称为“同等说”或“等价说”;再因该说主张如果发生结果的条件行为有数个,则数个行为同为发生结果的原因,所以,又被称为“共同原因说”{4}。

  (2)条件说受到的批判及其反驳

  条件说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是通说,但是也受到了一些批判。围绕这些批判,条件说进行了反驳与修正{1}。

  批判之一:如果采取条件说,处罚范围就会扩大。例如,甲打伤乙后,乙在去医院的途中被车压死,那么,甲对乙的死亡也应承担责任。不仅如此,如果甲的父母不生育甲,甲也不会打伤乙,于是父母生育甲的行为,也与乙的死亡有因果关系。这就不合理地扩大了处罚范围。

  条件说反驳道,条件关系仅限于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而不是任何条件关系。甲的父母生育甲的行为不是实行行为,所以,并非乙死亡的条件。条件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虽然较广,但并不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因为,行为是否受处罚,除了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之外,还须具备有责性,有责性是限定处罚范围的因素。在前例中,甲的行为虽然与乙的死亡具有条件关系,但是,甲在主观上对乙的死亡并没有故意与过失,所以,甲对乙的死亡不承担刑事责任。

  批判之二:即使主张由责任限定处罚范围,但在发生了构成要件的结果时,也会扩大处罚范围。例如,甲欲致乙于死亡,便劝乙乘坐火车,希望乙在事故中死亡,如果乙果真死于事故,则甲的劝说行为就是乙死亡的条件,甲也具有杀人的故意,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并不合理。

  条件说反驳道,在该案例中,甲的劝说行为并非杀人罪的实行行为,所以,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批判之三:如果前行为是结果发生的条件,但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介入了其他行为或因素,导致了结果的发生,那么,让前行为承担责任并不合理。例如,甲欲杀乙,但仅造成了伤害,乙在住院时,因地震导致医院起火而被烧死。让甲承担杀人既遂的责任是不合理的。

  针对因果进程中的异常现象,条件说提出了因果关系中断论。认为,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的故意行为或者某种自然事实,则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在上例中,地震导致起火的自然事实中断了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甲只负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

  但是,中断论也受到了批判,因为它一方面以条件说为基础肯定条件关系,另一方面又否认条件关系,理论上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后来,Frank、Jakobs等人虽然又提出了禁止溯及的理论,但与中断论没有实质区别。目前,中断论已被人们所否定{5}。

  2.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克服条件说对因果关系的不当扩大而提出的。此说主张在引起结果发生的众多条件中,按照某种标准挑选出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条件作为原因,只在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承认因果关系。由于该说主张就各种不同情况分别判断因果关系的有元,所以,又被称为个别化说。

  由于挑选原因的标准不同,此说又分为以下几种学说:(1)最终条件说,以在时间上对结果起最后作用的条件为原因。(2)最有力条件说,认为引起结果发生的最有力的条件是原因。(3)动力条件说,认为对结果的发生给予动力的条件是原因。(4)异常行为说,认为违反生活常规的条件是原因。(5)优越条件说,认为优于其他条件而率先使结果发生的条件是原因。(6)必要条件说,认为发生结果所必要而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原因。(7)最先原因说,认为最先引起结果发生的条件或有直接关系的条件是原因。(8)决定条件说,认为决定结果条件的连锁方向以及对结果发生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的条件是原因{5}。

  原因说旨在克服条件说不当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缺陷,其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要从对结果产生作用的众多条件中,选出一个条件作为原因,不仅是极为困难的,而且是不现实的。况且,一个结果的发生,往往是多个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只承认其中的某一个条件是原因,这种想法本身就存在着问题{3}。所以,这种见解在19世纪虽然盛行一时,但在其后则销声匿迹了。

  3.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根据一般人社会生活上的经验,在通常情况下,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就认定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相当”是指该行为产生该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是一般的、而不是异常的,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有该行为一般就会产生该结果{1}。

  相当因果关系说也是为了限制条件说过于扩大因果关系的范围而提出的。该说在日本是刑法理论的通说,但未成为判例的主流观点;而在德国,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未将其作为主流学说。

  该说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排除条件说中的不相当的情况,从而限定因果关系的范围;二是以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来判断有无相当性。但是,由于在以什么情况为基础,来判断相当性上存在不同认识,所以,此说内部又存在客观说、主观说与折衷说的对立:(1)客观说,以行为时存在的全部情况以及可能预见的行为后的情况为基础判断相当性。(2)主观说,以行为人当时认识到的以及可能认识到的情况为基础判断相当性。(3)折衷说,以行为时一般人可能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情况为基础判断相当性。

  该说受到的批判主要有:第一,以相当性为标准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何为“相当”并不明确。所谓一般人认为是相当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而非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因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如台湾学者黄荣坚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客观上存在的条件考虑得越少;相当因果关系成立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客观上存在的条件考虑得越多,相当因果关系成立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结果是,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是跟着判断之背景条件而浮动的。”{6}

  第二,该说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沦为没有意义的循环论证。当此说有意要肯定相当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先根据条件说和过失概念,得出行为人应当负责的结论,然后再配合此一预设的答案,决定所谓“一般情形”的内容,结果是,相当因果关系的认定是纯粹的循环论证{6}。

  第三,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主观说与折衷说,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依据,来决定因果关系的有无,背离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从而混淆了因果关系与罪过的界限;而客观说则与条件说没有实质差异,既然如此,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条件说{7}。

  (二)英美法系

  一般认为,英美国家刑法上认定因果关系的理论通说是“双层次原因学说”,即把原因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原因”,第二个层次是“法律原因”{8}。

  事实原因,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条件说,用“but—for”公式来表达,即“如果没有A(B、C……)就没有Z,则A(B、C……)就是z发生的事实原因”。但其缺陷同样被认为是过于扩大了原因的范围。

  法律原因,则是为了限制事实原因的范围,按照一定标准,从中筛选出一部分法律所关注的原因,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至于筛选法律原因的标准,则有不同见解,主要是三种理论:近因说、预见说和刑罚功能说。

  1.近因说

  关于何为“近因”,在英美的制定法中没有明确的定义,我国学者储槐植对“近因”所下的定义是:“没有被介入因素打破因果链条的、当然地或者盖然地引起危害结果的事实原因。”{8}其特点:一是近因首先是产生结果的事实原因(条件);二是当然地(naturally)或盖然地(probably)引起结果;三是没有被介入因素打破因果链。在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下,认定先在行为是否危害结果的近因,则应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介入因素和先在行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是独立的,还是从属的?如果介入因素从属于先在行为,即介入因素本身是由先在行为引起的,则先在行为是结果的近因;反之,则否。第二,介入因素本身的特点是异常还是非异常?异常或非异常,其实就是现象间联系概率高低程度不同的问题。如果不是异常的,则先在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反之则否。

  在英美国家,学者们对“近因”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近因”标准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有时不得不用“实用、公共政策或者大致的公正观念的需要”这样的政治性用语进行解释,因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例如,有学者指出:“法律工作者不要再使用‘近因’和‘近果’,‘近因’仪表明法律需要追究责任的原因。接受这样一种意义的概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还会使刑事责任的真正根据和非真正根据的界限变得模糊。”{9}

  2.预见说

  美国刑法因果关系的预见说,就是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筛选事实原因作为法定原因。按照预见说,只有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可以预见的,才能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讲,根据主观罪过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如果是故意犯罪,要求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必须是在行为人的希望或意料之中;第二,如果是过失犯罪则要求危害结果必须是在行为人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的冒险之中;第三,如果是严格责任犯罪,只要求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是行为人的行为很可能的后果。

  然而,《犯罪和司法全书》(1983)“因果关系”条目的作者批评《模范刑法典》因果关系条款是“因果关系和主观责任循环论证”;还有人认为,预见说把客观问题和主观认识扯在一起是不妥当的,甚至认为是用主观代替客观{8}。这反映了理论界对“预见说”的不同意见。

  3.政策说

  政策说,又被称为刑罚功能说{9},认为不能仅把确定刑法因果关系看作是事实问题,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法律上所作的一种选择,目的就是为合理地、公正地追究刑事责任奠定客观基础,以充分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保障功能。因此,选择哪些行为作为刑法中的原因,就必须考虑诸如刑法的功能、立法的目的、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性质、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等政策性的因素。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挑选出合适的法律原因。例如,对于警察在与罪犯对射中,将罪犯所劫持的人质打死的案件,从报应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来考虑,应该认为罪犯的犯罪行为是人质死亡的原因。

  政策说也受到了学者的批判,其理由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使之在实践中难以被掌握。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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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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