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们在过了大堂之后，除了无罪释放和监外执行的，大多的归宿还是在大牢里。虽不一定得把牢底坐穿，但总要待上好些年份，白白辜负好年华，致使人生空对月。即便如此，他们在里面，也有少部分人不消停。

不久前，网上还曝光华东某监狱修得豪华如“白宫”，欧式大楼、高档酒吧、豪华会议中心、带阳台的单人牢房和人工河等，设备奢华程度超过许多高档社区，被称为“散发着豪华自由的香味”。

在网络时代，人们喜欢把个案放大。其实让民众心情复杂的并非监狱的这些硬件设施，而是一些落马贪官们在里面是否照样过着“逍遥生活”。正如法国作家斯汤达曾在小说《红与黑》里慨叹的那样：“监狱最大的不幸，在于不能把自己的牢门关严。”

“烧脑”的思想斗争

郁平(化名)是在西部某监狱(以下称G监狱)服刑的一名职务犯，这天比往日早起了一个多小时，“天气热，睡不着”。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很红。

“他进来的时间不长，可能还不太习惯。”郁平的管教民警告诉记者，“刚来的人一般都是这样，我们这里规定夏天是6点起床。”

G监狱是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外界传说这里只关押“副处级以上的落马官员”。但据这里监察科的王科长介绍，“外面的说法并不准确，到这里来服刑的职务犯，多是被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正科级以上干部，同时，我们这里还关押着一些社会犯”。

贪官在入狱后，往往心理都很微妙。记者有一名在上海某监狱工作的朋友，他分析说，进来的人一般有三种心理，一是真正打心底里认罪的，二是认为自己是权力斗争牺牲品的，再就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的。所以他们刚进来大多有一番“烧脑”的思想斗争，若不能破除这道思想关，精神和身体都容易出问题。

他就亲眼见到过一名贪官入狱后，因承受不了巨大落差的打击，意志消沉，怨天尤人，连续失眠多日后，精神趋于崩溃，产生了自闭等反常行为。而节假日往往是贪官们最难熬的时分，想着不能相见的、被自己伤害的父母和子女，很难说他们没有内疚感。

只要过了这道心理关，落马贪官对在狱中改造的态度，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配合和积极的。在监狱系统，普遍认为职务犯要比一般社会犯好管，G监狱一监区的李监区长就说：“不少职务犯当过领导，文化素质较高，愿意加入积极改造委员会。所以拉帮结派、争吵、打架的少，更别说越狱等暴力反抗了。”

不过，落马贪官没有直接的抵触行为并不代表没有抵触情绪，“职务犯在失去自由后，会表现得比较烦躁，尤其在积分考核和行政奖励上，特别较真，下意识会钻监狱规章制度中的‘空子’，管教民警稍不容易就会被抓住‘小辫子’。”

李监区长表示。

贪官的“小灶”

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当年刚被判刑尚被羁押在看守所时，就与前来会见的亲友大吃大喝了15天，日均消费千余元;安徽省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曹晓明获刑入狱，职务被罢免了半年，竟然每月按时“拿”工资;原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在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随时回家过夜，甚至叫过去的“兄弟”给狱警发“工资”……

这些被曝光出来的恶性事件，让公众质疑贪官坐牢也有特权。那么职务犯在监狱中到底没有特殊待遇呢?G监狱教育科张科长表示，随着监狱管理的规范化，过去一些地方对职务犯“开小灶、住单间”的现象已几乎绝迹。以G监狱为例，职务犯的关押监室和社会犯的一模一样，都是8人间。为了利于管理，同案犯一般都要隔离关押在不同监区。那些加入了积极改造委员会的职务犯，则相对有更多一些的活动空间。

华东某省监狱管理局一名干部表示，不少监狱对职务犯们的确有个“小灶”，就是在每天晚上进行国学、绘画和经济等课程学习，这和他们本身的专业、兴趣爱好有关，监狱这样做也是最大可能的人性化管理。原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靳建禄因贪污罪进监狱后，因为给其他犯人讲《道德经》，身份变成了众犯人的“道德老师”，报道中说，他的课讲得很吸引人，监狱其他犯人成了这个贪官的“粉丝”。

记者注意到，在监狱系统中，由于职务犯和社会犯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不同，一般从事的是轻度劳动。“我们采用‘1+5+1’，学习一天，劳动五天，休息一天。”G监狱的李监区长表示，“不过工种调整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说这里最‘累’的就是做做园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但有的人还要喊累，也许以前他们干的活确实太少了。”

不少贪官缺乏身体锻炼，过去长期的饮酒、抽烟、熬夜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让他们大多患有

“三高”等富贵病，监狱的规律生活在无形中起到了一种治疗的作用。广州某国有公司原副总经理白某因受贿入监，60多岁的他没待多久，“三高”都消失了，体能也比以前好了，连上几层楼都不会喘气。他自认为是“监狱里生活有规律，加上地方偏僻，空气较好”。

“狱中的文艺骨干”

“我来了/趔趔趄趄/终于站在你的铁门前/一纸执行通知薄薄的/将沉重压迫我16年/是的/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坐牢/坐很久的牢……”

这是四川省资阳市原政府副秘书长李和平在狱中写的诗，他因贪污和受贿被判了16年。在“出事”前两个月，他还在监狱给当地干部讲道德和法律，“故地重游”时，已成阶下囚。他曾经是一个诗人，在狱中写的《清江诗稿》被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身兼编导和主演的情景剧《炼狱》在四川各地巡演20多场。如今，李和平的良好表现已获得两次记功，6次行政表扬，也减了两次刑。

据G监狱刑罚执行科陈科长介绍，对于职务犯，监狱都是采取“一犯一策”。在他们进入监狱时，就会进行摸底考察，根据个人不同情况，选择独特的教育改造方式，让其把特长用到对社会有用的事上面。他们的特长，通常表现在文艺、基建、医疗等方面。

四川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告诉记者，放眼全国来看，贪官们在入狱后，创作激情都会开始爆棚。巨大的落差让这些人对其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体会，思想和视野有了很大改变，面对漫长刑期，有的人本身文化素质较高，光靠回忆就可以烹出一顿“猛料十足的大餐”。有的被抓贪官则觉得自己很冤枉，他们便想用文学的方式，倾诉心声，引起重视。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狱中写了《中国经济新思考》一书，震动国内经济学界并一度成为畅销书;原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在监狱服刑期间，先后撰写《孙子兵法译注》等4本书，被军事科学院评价“对准确理解孙子兵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曾经被称这些还是算本身就有“两把刷子”的，有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创作起来难度的确不大。G监狱政治部一名干部表示，这些人在狱中著书立说虽与减刑并无直接挂钩，但有的是写专业技术指导书，可符合“重大发明创造”的要求，有的则通过现身说法得到加分，最终目的还是指向假释或减刑。以G监狱为例，自2008年以来，服刑人员就有17项科技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一些过去的“基建专家”更是帮着把关监狱的一些工程项目，节约了2300万元资金，通过这些立功，他们自然能获得不菲的加分。

不过，让公众发出疑问的是，为什么这些腐败官员会有时间和条件写书?有的则在一进监狱后就成了“反腐作家”?

江苏、河南等省监狱管理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为了“充分利用个人才能”，职务犯罪人员的劳动岗位通常是狱报编辑部，张二江、黎元江等人就担任过狱报编辑。显然，编辑工作留给他们大量空闲，他们便用来著书立说，称之为“狱中的文艺骨干”也不为过。

羞答答的刑期静悄悄地减

相较于贪官在监狱里做什么、民众更加关心他们在监狱待了多久。据统计，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

按法律规定，得到减刑和假释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即今后社会危害性越小的，越可能得到减刑、假释。G监狱刑罚执行科陈科长指出，本身职务犯就是利用手中权力进行犯罪的，被判刑后早已不具备职务犯罪的条件，自然很难再犯同样的罪，获得减刑、假释的比例也会较高。

然而，最后的裁定权在法院手中。记者那名在上海某监狱工作的朋友表示，法官是根据监狱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决定是否减刑的，而现实中很少有监狱送过去的提请不被通过的。据他了解，过去某些省的部分监狱将减刑办成“轮流坐庄”，是因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减刑条件的罪犯较多，但地方上却人为限制了减刑比例，不少罪犯只好排队减刑，“这样既违背了减刑本质，又严重降低了减刑的质量”。

不过，减刑宽严度的掌握，各地在执行上稍有不同。有的监狱掌握罪犯减刑面大而减刑幅度小，有的减刑面小而减刑幅度大，造成相同的表现而减刑结果的差异较大。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就曾明确表示，把在押人员参与红色文化传播活动(即唱红歌、读红诗等)的情况，依法按照程序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引起过坊间热议。

除了减刑和假释，保外就医更是一条部分获刑贪官“逍遥法外”的通道。保外就医不需要通过法院审理批准，且获刑官员一般是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就难有人盯着。仅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纠正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程序或脱管漏管的就达555人。

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他在审理期间，花了不到10万元钱，办好了“保外就医”。法庭宣判当日，他直接从法院回到家里。为林崇中做出虚假鉴定的河源市人民医院相关人士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说百分之百，起码大部分被判刑的高级干部，只要有病都会被保外就医”。

G监狱监察科王科长表示，保外就医其实并没有外界想得那么简单，这里面涉及监区、病情鉴定小组、减评委、监狱、检察院和省监狱管理局审批的一系列程序，且最多只有一年的期限，期满后还想保外就医的，必须再走一遍这些程序。且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在死缓执行期间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以及为逃避惩罚在狱内自伤自残的都不允许保外就医。“比起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制度更应该得到完善，尤其是过程的透明以及对其监外执行的监督不应脱节。”王科长说。

但不少地方恰恰在环节上出了问题。山西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受贿后为多名在押犯办理保外就医，被判刑5年;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熊斌受贿为罪犯办理请假外出就医，获刑7年。专家指出，保外就医之所以成为部分贪官的“越狱密道”，是因为比缓刑和假释更有“优势”，犯罪成本低，且人身自由不受限制。

四川省德阳市检察院公诉处钟处长则表示，目前职务犯罪仍处于一个高发期，不少检察官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贪官绳之以法，但他们通过这种途径就轻松出狱，不光妨害了司法公正，也让检察机关的积极性备受打击，对民众反腐败信心的伤害更大。

作“中国报业第一人”的原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甚至在狱中获得了人民大学的博士结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