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东坡:流变的司法及其底蕴——晚近西方司法制度变革的理性反思与实践镜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2 次 更新时间:2012-06-01 09:33:49

进入专题: 司法理念   司法民主   司法效果   司法自律  

石东坡  

  

  【摘要】在明确中西司法制度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本质差异,重视我国司法制度的内源性动因和内生性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司法制度及其演进实践中昭示和表现出一定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和借鉴。特别是对于理解和实施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作用。在整体的角度分析,这些启发之中至少有: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重要指引、司法民主是司法权威和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司法效果是高度复合性质的司法实际结果、监督与自律都是不可或缺的司法质量的保障途径,因此,要正确看待中西方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差异,而不应当将其截然对立起来,并由此增强贯彻实施三五纲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上的坚定性和行动上的自觉性,创造性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进程。毕竟,司法制度及其实践二者之间,前者是后者规范统一的制度规范;后者是前者存在发展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司法理念;司法民主;司法效果;司法自律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在伴随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的历史进程之中得以确立,并在不断适应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形成了具有司法独立等体制特征和形式正义等价值特征的制度形态。吸取和借鉴域外西方等国家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晚近时期的变化发展之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及其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于西方司法制度的历史变迁的总结和回顾,既要看到在中西方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形成和塑造的司法制度的重大差异和不同性质,也要看到在西方司法制度演进之中的若干规律及其所具有的作为参照系统的镜鉴与启发。我们认为,其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

  

  一、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重要指引

  

  理念即在内心主观世界具有基础性关键性选择性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思维取向的总称。司法理念,是在司法制度的形成变化和司法实践的展开活动中的主导原则和价值尺度。在《辞海》中,“理念”的解释为“观念”,即在思考问题、作出行为时所持有的价值观。进一步如果在观念系统之中区分理念和其他的思想认识的话,理念即可称之为具有根基作用的核心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而言,如学者所指出的,“司法理念”即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1]。

  西方司法制度及其实践[2]之中是不是具有其内在的司法理念?这种司法理念是不是具有不同的类型?是不是在司法实践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司法理念,换言之,司法理念自身是不是伴随和适应着司法需求的时代特点和国别特点在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在司法决策层面来看,司法理念的更新和发展是不是对于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相应的论证与支持、引导与规范的作用?通过对于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纵向观察,回答是肯定的。

  以美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沃伦法院为例,我们可以进行解剖分析。在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继承英国判例法系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的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司法理念,或者说对对待和看待司法实践的两种司法倾向。一种是司法保守主义,其主张:第一,司法应当严格恪守对于美国成文宪法的严格解释,并在此基础上相对抑制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对于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裁决干涉;第二,司法应当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作为核心,对于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张保持警惕和予以排斥;第三,司法应当建立在立法机关的成文法和司法判例的严格遵循基础之上;第四,司法应当坚持形式正义优于实质正义的根本立场。这种司法理念虽然在一般的法律逻辑上严格遵循了宪法规定,体现了法律“自治”,但由于不甚考虑社会的现实发展,是一种“法律虚构主义”的相对抽象的司法形态,在特定情形下实际上将导致以法律的形式认可或加强了社会不公正现象,表现为一定的司法实践和社会变迁之间的矛盾和疏离。

  另一种是司法自由主义,其主张:第一,司法必须是迎合顺应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发展变化;第二,司法必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际的要求,而不仅仅将公民作为“法律虚构”的抽象平等人格加以对待;第三,司法应当具有能动性,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对于政府权力的适度作用空间应给予承认或者认可,对于公民的实质平等和社会权力的保障和救济应当给予更大的重视;第四,司法应当与立法机关的成文立法同样发挥引到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重视目的解释胜于语义解释,在判例法的更新和发展上应当与时俱进。

  这两种司法理念既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之中生成、形成的,也在对司法职能发挥着方向定位和对法官思维给以引导约束的潜在但却深刻的作用。特别需要注意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司法实践中,司法理念的上述被动性和主动性是并存的,不同的司法理念也是相交错和对立的。在美国的司法历程之中,至少呈现出一种司法自由主义——司法保守主义的交织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形。直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沃伦法院时期,面对不断高涨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冲击,司法系统能够不断适应、调试自身的思维和体制,推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如一些学者所揭示的,“沃伦法院内部司法理念转变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在这一时期,随着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员更迭和由此所到着的法官政治倾向上的结构变化,到1962年末,最高法院内部形成了以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Warren)为首的占多数的自由派大法官阵营,直接导致了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由司法保守主义转向司法自由主义。

  在沃伦法院的司法理念中,认为联邦宪法的原则的具体内涵不仅是在宪法文本之中得到确立的,而且更是随着社会演进而发展的,这就需要司法机关相应的对宪法原则做出必要的解释和适宜的发展。同时对于立法机关和政府的立法和决定进行审查和监督之中,需要参酌和立足于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给出判断,允许政治部门做必要的政治“实验”,并与公民权利保障相协调,由此赋予宪法以“活力”。[3]沃伦法院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司法理念还认为,不应当单纯的强调对于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的尊重和维护,以公民享有公正的宪法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必须更加重视公民的实质的公正和平等的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因此,法院就是当今社会中的“衡平法院”,是“正义之源”,最高法院大法官便是现代的“衡平法官”,肩负着维护社会公正的神圣职责。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对此给予了形象和准确的揭示:沃伦法院的大法官们是从“最适宜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作出司法裁决的,未受任何“过时的司法先例”的束缚。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沃伦法院促进了美国平等权利观念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形式主义的平等权利观逐步转向现实的平等权利观。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和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是沃伦法院倡导新型平等权利观、推进美国平等权利运动发展最突出的案件。一方面,沃伦法院适应了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支持政府对经济实施有效合理的干预,保证美国经济顺畅运作;另一方面,沃伦法院又从新政后美国确立“大政府”体制的现实出发,竭力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政府和个人侵犯。

  20世纪中期沃伦法院的上述司法实践,尽管面临和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和障碍,但却使联邦最高法院挣脱了保守主义司法理念的陈旧束缚,重新获得了作为社会公正最高维护者的巨大威望,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1968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Poll)中,68%的被调查民众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行为表示了认可,其中认为最高法院“完美”、“很好”和“公正”地履行了司法职责的人分别占到了8%、28%和32%。可见,沃伦法院的自由主义司法实践顺应了美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代表了美国多数民众的意愿,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肯定,是积极和正面的[4]。

  由上可以说明,首先,一定的司法理念在不断形成既定的司法制度之下的实际司法能力。司法制度是司法实践活动的制度依托和刚性约束,而一定的司法理念在作用于司法系统的人员群体的过程之中,体现和表征这对于司法制度的信守和践行的倾向性和侧重性,尽管具有潜在性,但是却具有现实性。因此,在司法制度即便假定为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司法能力的大小和强弱就直接取决于司法理念引导和激励之下的司法人员,可见,司法理念是和司法制度共同作用于司法人员并因之形成司法能力的实际水准的。不仅如此,司法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推进司法制度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就是对于司法权能的形塑。沃伦法院时期,司法权限在司法自由主义、司法能动主义之下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司法系统内部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法院、司法权力和立法执法权力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促使司法管辖权和司法审查权得到充分的充实,就是明证。其次,一定的司法理念是和司法实践密不可分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实践中的深层次的支配因素,是司法实践之中法律规范和特定裁判之间沟通和联系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是对于整个司法实践具有全局作用和导向作用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标尺。必须重视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科学和正确的司法理念的自觉树立和不断强化,这是全面提升司法质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径。再次,尽管在沃伦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职权及其能动性的认识可能是我们所保留意见的,但是纵观不论是此前霍姆斯的司法消极或者说司法克制,还是沃伦的司法积极或者说司法介入,却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势之下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其中的共性在于这种关于司法实践必须适应和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需要,不能孤立和单纯的看待司法审判活动的裁判结果或司法效果的立场和态度。这则是我们所汲取和吸收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司法的权威度是与司法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在根本上对于司法需求的回应度相一致的,什么时候积极适应和有效满足回应社会生活中的民众的司法需求,并因此勇于改革自身和创新机制,什么时候就能够获得社会和民众的肯定评价,什么时候就能够赢得和树立真正意义的司法权威。在我国,当前发布的三五改革纲要的关键点和落脚点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可以说就是确立根植于我国现实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司法定位,这是完全可以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司法改革和发展得到印证和支持的。

  

  二、司法民主是司法权威与合法性的基础条件

  

  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之中,对于法官职业化的强调使得与司法的民主化不应有的对立起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于司法民主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疑虑。对此,我们反观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在所谓司法精英化的国度,司法民主同样得到广泛和深刻的发展和运用,并成为司法权威的主要基础,成为司法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对抗对于司法神秘、司法专横和司法封闭的重要武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司法获取民众信任和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司法民主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趋向和发展规律。

  司法民主的首要体现和集中反映,并不是在所谓常人常识在司法审判中的引入,即陪审制度特别是陪审团制度及其拥有定罪权力的显赫表现,而是在每一个司法审判案件之中实现法院主导和法官主持之下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当事人诉讼参与和诉讼监督的可能性、当事人在法官主持之下的协商和沟通的可能性以及程序保障的公平性和充分性。简言之,就是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诉讼结构或者说诉讼构造上的当事人主义所体现和表现了出来的“以当事人为本”的精神主旨及其具体制度机制,其核心是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及其诉讼积极性的发挥,以及由此对于审判机关的约束和影响,即对于司法专横的克服[5]。甚至于在行政诉讼方面并不设置特定的有别于民事诉讼的程序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强调当事人的平等和民主的司法主旨。协同主义的诉讼构造更进一步彰显了在实际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和参与的同时,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和沟通的作用,不仅突出了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和改变法官高高在上、相对冷漠的情形,促进法官向当事人的更加均衡的服务;而且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双方当事人在现实地位上的不同的情形下的更加真实的平等、更加有效的对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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