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5 次 更新时间:2012-04-01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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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  

这里介绍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 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 hnograp hy) 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1984 年4 月16~20 日,十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八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文艺学家,会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的美洲研究院(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召开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 hnograp hic Text s”) 的研讨会。与会者当时都已经在民族志的文本分析和实践创新方面做出了独到的成绩,无疑是探讨民族志问题的一时之选。在一周的工作日里,每个与会者在预先已经认真研读过与会论文的基础上,专门承担一篇会议论文的审议和批评。这种小型专题研讨会是非常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制。充分准备,坦率批评,深入讨论,会后各人对论文认真修改,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1986 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一书。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爆炸的余波也逐渐冲击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在过去二十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本书。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因为认为它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对它颇为不满(Marcus ,1998 :231~232)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它在20 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

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的) 、《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像的)可以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像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像,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Oswalt ,1972 : 14) 。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如《马可·波罗行记》,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肤浅。其中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注,如库克(J ames Cook) 船长在1768~1779 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者所重视,如赫恩( Samuel Hearne , 1745~1792) 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 Hearne ,1795) 。他描写了他们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Oswalt ,1972 : 28~32) 。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Oswalt ,1972 :41) 。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褊狭使他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泰勒撰写《原始文化》(1871 年出版) 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是感到了已有的民族志记录的缺陷。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 年初版)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 hropology , for t he Use of Traveller s and Resident s in Uncivilized Lands) ,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 Stocking ,1995 :15) 。这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业余的人类学主动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基工作。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

西方国家是从1840 年前后一个一个开始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的资料,都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是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笔记和问询》) 去影响他人调查并编写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阵。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乌瑞(Ur ry ,1972) 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从1874 年到1912 年期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Charles Hercules Read) 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a long continued residence among native folk)”(Ur ry ,1972 :48) 。在这个期间,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人物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林诺斯基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Malinowski , 1944 :27) ,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装好照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Malinowski ,1967 :30)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林诺斯基的个人际遇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马林诺斯基于1884 年4 月7 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 Krakow) ,在1902 年进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子。1908 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summa cum laude , Ph. D. ) ,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他在1910 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几周) 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1914 年,赛里格曼(Charles Seligman)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马雷特教授(R. R. Marett , 1866~1945) 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 t he British Associatio n for t 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府掏。他们在1914 年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 月28 日~1918 年11 月11 日) 爆发之前起航。学术会议结束后, 他开始去做实地调查, 这时是1914 年9 月12 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直呆到1920 年。他在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Alf red Haddon) 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unt )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Secretary of t 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 s of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 ralia) 。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人士为马林诺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林诺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说他同情德国,不值得信任等) ,为他说话( Young ,1988 : 5) 。

他在1914 至1918 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先后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 ,《 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 ,《 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 ,《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的基础以及他1920~1938 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林诺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前的努力过程中,两个研究项目值得特别一提。在1898 年,哈登率理福斯(W. R. Rivers) 、赛里格曼等人在托雷斯海峡( Torres St rait ) 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是过于简略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 理福斯在1906 年出版《托达人》(River s ,1906) 。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依靠的也是翻译。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马林诺斯基,1922/ 2002 :6~7) 。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与询问相比,“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现象靠询问是根本无望获得的,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实状态中被观察。

“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马林诺斯基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泾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土著人( Kiriwinian) 的语言工作,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可是转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消磨殆尽。他慢慢地不得不以土著语言把重要的短语按其被说出时的情形记录下来。他说,随着我的语言知识的进步,我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阿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没有做到的,也是拉德克利夫- 布朗在做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Stocking ,1995 :307) 。马林诺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0世纪20 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

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和20 世纪70 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Scholte , 1969) 。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忽视的联系开始的( Gough 1968 :403~407 ; Asad 1973) 。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在1977 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民族志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拉比诺( Paul Rabinow) 的这本薄薄的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民族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地的混混儿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

布迪厄(Bourdieu) 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他说,拉比诺把解释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他以一组“决裂”来提升拉比诺的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划时代意义:“这种以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本身是一种与文学灵感迸发的那种自我满足的决裂,不仅如此,远不止导致什么私下的坦白,代之的却是对求知主体的一种客观化。但是,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条’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Rabinow ,1977 :163) 。拉比诺把求知主体作为对象, 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 凝视(gaze) 、观察(observation) 等看的方式不是天真纯洁的,结论的得出是复杂的人为产物,并不是像圣母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的无中生有。

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 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为风气,相继出版的杜蒙的《头人与我》(Dumont ,1978) 、克拉潘扎诺的《图哈密》(Crapanzano ,1980) 、杜外尔的《摩洛哥对话》(Dwyer ,1982) 都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他们在1984 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新。

1984 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 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 的边界的变动,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Marcus and Clifford ,1985 : 267) 。他们尝试去做的,既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过去进行再解释,也要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原来,民族志通常是被看作很单纯(纯科学、客观) 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和正当性。

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和遗憾。正如会议的组织者自我检讨时所说的,此次研讨会上没有一篇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也没有一篇是从非欧洲的视角看问题的(Marcus and Clifford ,1985 :268) 。这两个话题后来都是人类学的热点问题,女性主义和非欧白人男子中心的民族志给更多的人在世界学术界提供了进入并立足的机会。

同仁研讨会是磨炼思想的熔炉,参会的一些文章经过了较大的改进,如拉比诺的会议论文是“强而有力的作者: 图书馆的幻象”(“Powerf ul Aut hor s :Fantasia of t he Library”) ,收入《写文化》就改为“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Rep 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 s : Modernity and Post - Modernity in Ant hropology”) ,变得更精致了。但是,后来的文集也有一个美中不足。参会的十个人都提供了文章,但是文集只收录了其中九个人的会议论文的修改本。

文集中缺漏的是南非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的松顿(Robert J . Thornton) 的文章,它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以“民族志整体观的修辞法”( Thornto n ,1988) 为题发表在《文化人类学》杂志上。他原先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题目是“章句:民族志写作中作为修辞手法的分类”(“Chapter s and Verses : Classification as Rhetorical Trope in Et hnograp hic Writing”) 。他抓住了民族志的一个核心环节。通常认为,民族志研究者以整体观(holism) 看待自己的对象,或者说,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不过怎么说,这种效果都要通过文本来达到。可是,分析起来,民族志的文本是由章句构成的,章句所写的只能是片断。从片段到整体或者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肯定有特殊的招数。

松顿认为,民族志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既然撰写是想像的一种产物,那么正是在想像中,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合成才得以发生。不像只是描绘眼前的软体动物的动物学,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像为一个“整体”(whole) ,并且通过对眼见的地方、耳闻的谈话、遇到的人的描述将他对“整体的想像”传达给读者。作者认为对整体的想像是民族志诗学的必需环节,因为正是它赋予民族志一种“完整性”。可是,在文本中,这种对整体的描述是离开了空间的描写, 民族志文本是以一些章节和副标题统领一个一个的部分而成,日常生活的各种“只言碎语”被排列其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达到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依靠的是一种修辞技术,即“分类”。“民族志最为基本的修辞和想像都奠基于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分类”,“分类的诗学”是获得“整体性”的手段( Thornto n ,1988 :286) 。由对象的分类获得关于对象的整体的认知,这是语言艺术,也是基于逻辑预设:分类的逻辑是需要假设整体的存在的,所以当分类被认为是周延的时候,分类的集合就被认为代表着整体。分门别类地描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些方方面面就可能让读者觉得自己借此达到了那个社会整体。大致说来,他不是从文本与社会实体的关系,而是从文本与修辞的关系看待民族志的社会、文化“整体”的来源。这是新意之所在,也是争议之所在。

不过怎么说,从1984 年的研讨会到1986 年《写文化》问世,民族志的主- 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受到强烈的质疑,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主- 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后来的发展说明,《 写文化》的出版是民族志的这个新的时代的标志。

三个时代的民族志可以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类比。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是跨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时间短,语言又不通,回头要讲给其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除了若干直观的描述,再想多说,只有靠转述或自己的想像(或许是一见钟情似的万般好,或许是源于种族隔阂的各种误解) 。第二个时代好似和亲远嫁的状态。作者与对象已经是婚后同居,共同生活、亲历亲为的事实使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当事人之间知根知底。作者就像是媳妇回娘家,讲婆家的新奇事情或者日常琐事,娘家人自然都是相信的,尽管媳妇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娘家人对那里的语言也不通,也不能和她的对象直接交流。第三个时代就不是一方说话了,作者与对象的关系像是现代闹离婚纠纷的局面。女方讲自己在婆家的遭遇的时候,明确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唯一被听到的叙述,对方也是能够到仲裁的现场讲话的。聪明的女士会尽量实事求是,甚至帮对方把话说出来,体现自己的诚意和善意,否则,在仲裁人或者陪审团那里落一个枉顾事实的恶名,连真话也没有人听了。

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观察者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在文本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空间以及对读者的心态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别。第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业余者的自由放任:由于进入写作的门槛低,那些人走马看花,大多是浮光掠影;经常是信手拈来,自由发挥;一边是姑妄言之,另一边是姑且听之,爱信不信,悉听尊便。写作的理由和阅读的动力主要聚焦于“新奇”。第二个时代的主导特性是凭借专业规范所树立的公信而对科学的标榜:一改缘于遭遇、路过、旁观的资料获取机会,以专业训练的素养深入对象社会进行参与观察,语言工具够熟练,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科学”的工具,越纯粹越好,因为相信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Oswalt ,1972 :11) 。民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看到了真相,抓住了真理,讲的是事实,得出的结论是科学,那么,读者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民族志。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努力是在维护“真诚”的底线。现在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

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它在文体和风格上更开放,对话体受到青睐,修辞具有了正当的地位。它被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重,其中,教育民族志、科学技术民族志(拉比诺,1998) 的兴起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民族志过去一直都是写现代学校教育和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世界的,现在则进入了“现代体制”的核心。这种变化最能够说明民族志的开放程度和开拓力度。民族志也更多地向哲学、政治、历史、艺术和主流社会的公共议题开放。近二十年的民族志在对象、文体、风格和学术、思想的引用资源上都变得极其多样了。仅以关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为例,它们既有以传统的农村社会为对象的,也有以都市为田野的;既有写农民的,也有写工人的;既有写传统的亲属制度、礼物交换的,也有写炒股和商场的。一些成功的民族志,如穆葛乐( Erik Mueggler ,2001) ,即使是写边远的农村,也是在当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框架里挥洒颇有艺术匠心的笔墨,借助多样化的手法把农村的当代史写出来,把农民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写出来,把农村与大社会的联系写出来。这个时代的民族志绝不简单,真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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