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返本与开新

——论“诸子还原系列”的学术理路与学术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2 次 更新时间:2012-03-30 1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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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进入专栏)  

  

   说明:2011年5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邀请,参加杨义先生“诸子还原”系列新书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该文是向大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2年1期,发表时作了删节,《爱思想》网站这次发布的是拙文的全文。——作者

  

   人文科学在学术上开出新境,要么得有新材料的发现,要么得有新学术理路的出现;前者很大程度上要靠机缘与运气,后者则可以经由志大才雄之士的努力来完成。杨义先生的“诸子还原系列”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无论是这一“还原系列”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它们所得出的结论,或是它们所运用的方法,抑或它们所展露出来的气象,无不让人耳目一新。

   “诸子还原”就是“要回复诸子生命的本原”,它是一种“返回事物发生之根本的学问”[①],因而“还原”也就是“返本”。作者在与先秦最有智慧的一批大师展开“原创对话”的同时,也开启了他自己学术上的原创。作者在还原系列《前言》中说:“还原、生命、全息,这是我们研究诸子的三个基本的关键词。”2在这三个关键词中,“全息”是“还原”的方法或手段,“还原”是这一研究的学术形态和本质特征,而“生命”则是“全息”、“还原”的目的和归宿。这三个关键词环环相扣,清晰地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学术理路。

   经由全息研究还原诸子生命,经由返回根本而开启学术新局,“诸子还原系列”不仅独辟蹊径探索了新的学术理路,也为当今学术开创了新的格局——这就是“诸子还原系列”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一

  

   为什么要给先秦诸子进行“还原”呢?最直接的原因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强势的思想体系和成套的术语概念,成了当今学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评价人物的价值标准,这套语义系统扭曲和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肢解和阉割了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如上世纪早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哲学框架来整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材料,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便宣称:“哲学本一西方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与西方哲学合者便“选出”,不合者自然便是扔掉,而我们古代思想家肯定不会按西方哲学的模式去写“哲学”,这种研究的结果肯定是削足以适履,杀头以便冠,将古代思想家都切成碎片装进西方哲学的框框,彻底抹杀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与独创性,主动放弃了自己先贤思想的“专利权”。到后来这一情况愈演愈烈,分别给先秦诸子等思想家贴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标签,从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到近代思想家,统统都被“整形”而失去了自家面目,中国的原创思想成了西方哲学普世价值的“例证”。这一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同样盛行,如屈原、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白居易是现实主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在许多文学史中毫无艺术个性可言。为此,在文学研究领域,杨义先生呼吁“我们中国的学者应该回到我们的文学经验上来”,不必再去啃西方“那些概念之类的无味的干草”,“不要过分迷信那些概念,要先把概念撇在一边”,直接面对我们的文学经典,“看到它的原本状态是什么,从原本状态上直接面对前人的智慧”,这样才能“发现中国诗人的‘诗学专利’”,“尊重中国诗人的原创性”。4回归诗人的“原本状态”就是文学还原,稍后的诸子还原是这一学术理路的深化。为了避免“外来概念”对诸子“鲁莽灭裂的肢解和扭曲”,作者“悬置”了时下流行的哲学概念,直接追问诸子的血缘基因与文化基因,审视诸子思想的起点与终点,探究诸子的运思方式与人生关怀,考辨诸子思想中的地域印记与人生轨迹。为了呈现他“还原”的特点,不妨列出《庄子还原》的小节标题:“一、宋人楚学与庄子家世之谜;二、楚国流亡公族苗裔的身份;三、《庄子》文化基因中的家族记忆密码;四、‘大鹏’意象背后的楚民俗信仰;五、‘鼓盆而歌’与楚人丧俗仪式;六、家族流亡与地域体验的反差;七、孤独感与两度放飞思想;八、浑沌思维、方外思维、梦幻思维;九、‘广寓言’与林野写作风貌;十、草根人物与言意之辨。”5此处提出的十个问题全都逸出了西方哲学的视域,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既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解答这些问题,它们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为庄子“量身定做”,而不是把《庄子》“拿到西方的概念的篮子里去”6,且不说对问题的解决,单是提问的本身就具有原创性——此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就庄子系统地提出这些问题。对于庄子和其他诸子而言,作者给出了一个“属于中国特色的说法”。7

   作者进行“诸子还原”的深层动因,就是要从民族的文化母体中汲取精神力量与原创智慧。他在《韩非子还原》中说:“回顾历史,是为了使我们更博大,更有根底,更有开拓性原创的元气。”8“还原”并非始于诸子研究,他在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时就主张“要对诗学的生命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进行复原,恢复它的原状”,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时候,同样也强调“对中国文化的整体风貌、生命过程和总体精神进行本质还原”9,可见,“还原”既不是作者一时的学术冲动,也无关乎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影响,而是他长期深思熟虑后的学术选择。“文化还原”在他的诸子研究中表现得更自觉更系统更有深度,这是由于作者对“文化还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是由于先秦诸子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先秦诸子都是处在中国“历史关键点”上的“关键人物”,这一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原创高度发达,深刻影响了二千年中国思想方向和方式的、因而属于全民族的‘基本时代’。”这个“全民族的‘基本时代’”,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作者认为:“这个时代给我们民族的思想学术,立下了‘基本’。老子讲‘归根’,孔门讲‘务本’,在文化资源上说,就是要开发这个‘文化思想原创的基本时代’中那些可以重新焕发活力的智慧。”10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为我们民族打下了思想文化的根基,确立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风貌与品格,影响了我们民族思维的方式与思想的方向。因而,“诸子还原”也就是文化“寻根”或“归根”,是追溯民族文化血脉的源头,是重建民族精神文化的谱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精神的家园,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11难怪欧洲人常说回到柏拉图,回到亚里士多德,和杨先生的“诸子还原”一样,他们也是希望“回到”民族精神的母体去汲取文化创造的乳汁。

   对于“返本”与“开新”的关系,作者有十分切至而独到的体认:“现代中国学术面临的总体方法或元方法是双构性的,它以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二者作为富有内在张力的基本问题。这也是它的总体方法的‘内在原则和灵魂’,只有把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相结合,才能使学术踏实明敏、登高望远,在反思自己自何而来,向何而去的基础上,明古今之变,察中西之机,外可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内可以坚持自主性的创造。这样的学术才是有大国气象的学术,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之机,创造之魄,才能在克服抱残守缺,或随波逐流的弊端中,实现一种有根的生长,有魂的创造。”12在创造大国学术的过程中,离不开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而“文化还原”是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切断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血脉,就将成为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或成为精神上四处飘泊的文化孤儿,这种人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眼光,不可能接受西方文明,因为接受的前提是要有“接受”的主体,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才能主动地“接受”和“拿来”,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就只能被动地让西方文化“入侵”和“占有”。一味地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一味地对西方文化鹦鹉学舌,这种文化奴才既没有骨气也没有才气,只有仰视他人和模仿他人的份儿,而没有创造的动力、魄力、激情与方向——他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扎在什么地方,又怎能明白自己的未来将伸向何处?要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出有特色有气派的创造,这就“需要我们保持良好的文化自觉”,唯有对民族文化“探本究源”,通过“文化还原”确立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在学术上“开拓出新的境界”, 由此杨先生倡导“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今日文化应有的主题是:在返本的基础上创造,在创造的前提下返本。”13

  

   二

  

   “诸子还原”的目的是“要回复诸子生命的本原”。作者认为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率先展开思想上的原创,朋友则转过身来启发文明的对话”,而“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14《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更明确地规定了诸子还原的任务:“一是触摸诸子的体温;二是破解诸子文化的DNA。”15可是,先秦诸子或侧重于论道议政,或偏重于探索人生,传下来的都是“入道见志之书”。16论道议政也好,探索人生也罢,呈现于外的大多是抽象的理论形态,而不是逼真可感的人物形象。怎么从阴鸷冷峭的《说难》、《五蠹》中去“触摸诸子的体温”?怎么从“道,可道,非常道”这些“玄之又玄”的议论中去“破解诸子文化的DNA”?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还原诸子的生命过程?为何还原诸子的生命过程?“如何”的问题容当后文阐释,我们先分析“为何”的问题,这涉及到还原诸子生命过程的学术意义。

   古来著述文字不外乎三门:抒情、记事、说理。诗抒发性情,史实记其事,子虚论其理,所以现代学科分类都将诸子归入“中国哲学史”。虽然有的子书多有寓言,有的子书偶有形象,但目的都是为了清楚地说理。先秦诸子当年对人生的深度体验,对社会的热切关怀,最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命题,如“万物齐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凝结成了干枯的观念范畴,如法、术、势、非攻、尚同、兼爱、仁、义、礼、智、道、言、意。就像蚌蛤的生命最终凝成珍珠,诸子一生的体验、关怀和思索最后转化为思想理论,“‘思想的过程’结晶出‘过程的思想’”,17作为运思行为的“思想”变成了运思结果的“思想”,原来是动词的“思想”最后就冻结成了名词的“思想”。后世学者通常只是研究诸子提出的那些观念、范畴、命题,也就是说只是研究作为名词的“思想”理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西方学界。海德格尔就曾尖锐地批评西方哲学二千多年来只盯着“存在者”而遗漏了“存在”本身,只重视“存在”之物而忽视了“存在”过程,所以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开端的小标题就是《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特地强调“‘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他认为我们应当以某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来”,让“存在”从遮蔽走向澄明。18杨义先生同样也主张 “要把过程的思想变成思想的过程”19,这是一种反向逆溯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将“思想”从名词重新还原为动词,又重现诸子当年“所思所想”的生命过程,在这种研究方法的视野中,一种理论观念产生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观念的历险”而是一个思想家生命的炼狱,一个思想家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凝缩了他一生的精神生命史。

可惜,过去我们的诸子研究,只是就“道”而论“道”,就“仁”而谈“仁”,就“义”而言“义”,将思想理论与思想家剥离开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理论的纯洁性。王国维所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20,从读者这一角度来讲才会如此,因为他人提出的哲学观念一般都外在于读者的生命,所以读者对于某一哲学思想,有的爱它,有的信它,有的则既不爱它又不信它。但在一个真诚的思想家那里,他的思想内在于他们的生命。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先秦诸子同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于人物、事件、观念,通常也是由于喜欢才赞成,因为厌恶而反对,他们竭力倡导和论证的思想通常都是自己倾心向往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他们理性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们情感体验的结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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