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东: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0 次 更新时间:2004-12-28 2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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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东  

  

  内容提要:本文以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大分化与新组合中兴起的中产阶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旨在探索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和有效推进“后工业语境”下的社会现代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各项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固化阶级阶层结构被打破,伴随着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与西方相似的中产阶层浮出水面。本文在对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体系进行梳理和对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中的相关研究与国内研究概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界定,认为中产阶层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小康大众”,并在中产阶层社会整合功能之上对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进行了探索。另外,本文尝试建构了中产阶层面向现代化的四个研究维度,并建构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中国填充型的现代化模式,然后分析了填充型现代化模式的定位、特征与动力源,认为填充型现代化模式是“后工业语境”下中国的有效发展方式。最后,本文就我们是否需要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展开了讨论,认为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是必然的需要,并对如何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提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看法,并指出我们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中产阶层/社会结构整合/社会现代化/时空特性/填充模式

  

  一、研究缘起: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它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纯粹阶级范畴,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特征、自我感知等趋同及社会评价与认同一致的一个群体。最早的有关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和系统研究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1951年撰写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一书中。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各项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固化阶级阶层结构[1]被打破,伴随着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与西方相似的中产阶层也浮出水面,受到了社会各层人士的关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于几年前大胆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将达到100万人,而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已达到8000万以上[2],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权威人士指出,21世纪初的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3].当然,中国现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为中产阶层提供了出现和成长的“公共领域”[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三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大众教育事业的兴起,也都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与成长提供了条件。

  

  同时,中国加入WTO 之后,将多个领域与国际接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将产生新的格局,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将直接参与收入分配,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提供了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也指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转变。

  

  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10个阶层,并指出能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为15%左右[5].尽管如此,在中国不同的人包括学者的心目中,中产阶层的所指是不明确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是些什么群体?他们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有无不同?他们将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分析支架: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体系

  

  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社会变迁进入了加速变迁阶段,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二是社会现代化。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现象。由于中国发展背景和经历的特殊性,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急剧分化之后正趋于协调稳和的分化与组合趋势。深入研究和把握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动态趋势,分析总结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现象的整体效应,作以相应的关系协调和规范,促进其分化与组合的健康有序发展及阶层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以提高社会整合水平和推进现代化的实现。

  

  (一)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

  

  国内外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社会变迁是一个衡量社会运行的动态指标。社会变迁既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和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变化的结果,是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新阶段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行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中国当前加速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社会制度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给予社会变迁以直接影响。政治制度既可以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又可以限制或束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稳定与否,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方向和过程[6].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社会变迁的外部拉力机制,但也不能忽视其消极的客观存在。人们常常认为,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是对立的。功能主义者从静态角度强调“均衡”而否定“变迁”,冲突主义者却从动态角度强调“变迁”而质疑“秩序”。这二者都具有片面性,社会是稳定而持久的系统,但的确又在经历冲突和持续不断的变迁[7].与之对应的是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分化和社会整合。社会转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其主体是结构的转型[8].结构(structure)是指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单位或有着相对稳定模式的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文化与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转型过程中非平衡[9].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今,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快速化分化时期,而社会整合机制相对滞后,阻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正向分化与有效组合,不利于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垂直结构的变迁更为明显、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社会阶层的大分化与新组合是其具体表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现代化即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现代知识(包括科学技术)为动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以社会结构的协调优化为纽带,涉及政治制度、组织管理、生活方式、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发展过程。

  

  (二)社会分层体系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有两种界定方式:一为客观过程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二为主观方法的界定,既认为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其实,对社会分层的不同理解或界定并不矛盾,因为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映[10].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社会中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社会资源包括财产、权力、收入、教育、声望等,也可理解为经济、文化(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和获取机会上的差异构成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隐性化的关系,是对垂直分化所产生的各阶层之间关系的集中概括。社会分层研究的模式由于客观评价标准、视角不一,呈现出如下主要理论模式:收入源泉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阶级分析理论(卡尔·马克思)、多元分层理论或三位一体分层模式(M ·韦伯)、精英理论(帕累托)、社会职业论(艾尔巴·爱德华兹)、社会流动模式(布劳和邓肯)、新马克思主义论(赖特)、网络结构论(格兰诺维特)、市场转型理论(I ·撒拉尼和维克多·N )等。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两个特定角度。社会分层理论从静态上描述和分析阶层结构分化和整合的基本特征和质变过程,社会流动理论从动态上描述和分析阶层结构分化和事例的量变过程[11].中国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主要是由政府和市场推动的。产业革命(工业化)、知识革命(信息化),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原动力”,而作为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背景的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也构成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项制度得到了很大完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分化与组合的趋势将不会减弱,但也趋于协调稳和的分化与组合。

  

  三、理论基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相关研究和国内研究概况

  

  (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相关研究

  

  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有两个传统,一是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一是马克思·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卡尔·马克思认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是形成阶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资本家和工人各自迥异的经济收入、政治权力和价值观念。马克斯·韦伯则采用了三位一体的分层标准,即经济、权力、声望作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各自独立,整个社会按照这三个标准划分,构成了多元分层空间结构。在韦伯那里,引入对身份地位的主观评价标准,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趋向,基于收入的分层来源于一种市场占有关系,即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在市场上交换能力的差别。在对这两位社会学先师进行比较时,有学者认为,阶层概念比阶级概念的含义宽泛,更适宜用来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的阶级现象,并且,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属于经济范畴,强调了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用来分析具有根本利益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似乎更为合适;韦伯的阶层概念则是一个社会范畴,包含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等多种社会差别,强调社会整体协调功能,所揭示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动态变化特点[12].

  

  在延续以上两个传统基础上,西方社会学者重新探索,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取向。同样,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般也有新旧之分。马克思曾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少量资本自主经营的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称为“小资产阶级”或“旧中产阶级”。对后资本主义社会[13]中的“靠工资谋生”的各种、各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马克思的继承者[14]称其为“新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而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发扬者称其为“中产阶层”或“新中间层”。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冲突论”观点认为,这一阶级是游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新韦伯主义者基于“功能论”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促进社会发展、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社会主体力量。

  

  1.新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中的中产阶级观

  

  新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抓住与马克思提出的“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来界定、认识“新”小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一致认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特点: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份;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15].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新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功能等认识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行成了“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五大阶级理论流派[16].

  

  希腊的尼科斯·普兰查斯在其“新小资产阶级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析社会阶级,并没有局限于经济标准,而是明确提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17].对此,普兰查斯提出了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条标准划分社会阶级,并分别加入新的变量来界定“新小资产阶级”。经济标准反映个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普兰查斯提出,只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与剥削关系“联系起来”,这一标准才有意义。工人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占有:“新小资产阶级”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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