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革: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2-03-02 10:02:58

进入专题: 死刑   无过当防卫   警察武力  

杨文革  

  

  【摘要】在当今度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国际潮流下,应当对无过当防卫和警察武力使用中致死犯罪分子等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现象给予高度关注。为此,有必要对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关于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法定情形进行修改,并对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事后调查程序加以完善。

  【关键词】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死刑;无过当防卫;警察武力

  

  一、紧迫性和必要性: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实体规则的正当性基础

  

  在人类法制史上,除正当防卫和类似当今警察的官吏在执法中致死犯罪人的情形外,还存在着其他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情形,比如血亲复仇、依照命令直接处死罪犯、私刑等。但是,除正当防卫和官吏在执法中致死犯罪人的情形外,其他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行为都先后为立法所禁止,丧失了其合法性。

  血亲复仇等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行为的合法性被剥夺,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使用中致死犯罪分子行为的合法性得以保留,最为本质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后者具有紧迫性,前者不具有紧迫性。由紧迫性所决定的是,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对侵害人的惩罚,而是为了阻止侵害行为。[1]正如德国学者所说,“在正当防卫中,并没有将国家垄断的惩罚权转让给私人,而只是维护受侵犯人的权利。”[2]相反,血亲复仇、命令处死和私刑等行为实际上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而不是为了阻止犯罪侵害。它们在本质上与死刑更为接近,要么是死刑的起源,要么是死刑的变种或孪生物,但却与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使用中致死犯罪人的行为具有本质区别。依照现代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理念,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对犯罪分子生命的剥夺必须经过严格完善的诉讼程序,因此血亲复仇等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法外惩罚行为最终为死刑所替代。而在那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致死犯罪人的合法性仍然被承认。

  正是紧迫性决定了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使用中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行为不可能为死刑所替代。因为反抗犯罪侵害以自救是人的自然权利,也是国家刑罚权的垄断性所不可能涵盖的。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国民已经将生活利益的保护委托给刑法规范,因此在此意义上,原则上禁止国民以自己个人实力的行使来防卫自己的法益。但是,例外地在紧急情况下,在来不及寻求国家保护的场合,对国民个人以自己的实力之行使来保护自己的法益也予以承认。”[3]不可能设想哪国的法律会愚蠢到要求公民面对严重暴力犯罪坐以待毙,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再由国家出面对罪犯施以惩罚,因此,所有国家的法律无不赋予公民在紧急情况下有防卫的权利。

  无疑,紧迫性是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使用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紧迫性还不足以构成正当防卫以及警察武力使用中剥夺犯罪分子生命合法性的充分理由,还要考察这两类情形之下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必要性。本文所谓的必要性,在正当防卫中是指无过当防卫的情形,在警察武力使用中是指开枪击毙犯罪分子的情形。一般来讲,在处理有关正当防卫和警察武力使用时的立法问题和司法案例时,紧迫性并不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在制定有关无过当防卫和警察有权开枪的实体规则,还是在实践中处理这些案件时,必要性却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问题。这要求“法院在考虑什么样的暴力是合理的时”,应当综合“考虑当时所有的情况,包括特定情况下使用武力的性质和强度,要防止的损害的严重性,以及用其他手段阻止损害的可能性。”[4]而且应当注意对私人实施的正当防卫与警察使用的致命武力有所区别。

  (一)无过当防卫和警察使用致命武力时所面对的侵害必须是严重危及生命或者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为废除死刑让人认识到,除了拯救一个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自然人所具有的必需性之外,其他任何条件都不能使有目的的杀害自然人得到正当化。”[5]而对于即使使用了暴力的轻罪以及没有使用暴力的诸如一般性盗窃罪,则不应当实施无过当防卫或者致命的警察武力。1804年,英国法院曾判决一个人开枪将一个在夜间身穿白衣装鬼四处走动的人打死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开枪者被判犯有谋杀罪,因为被击毙者的伪装行为不是暴力犯罪,而只是“滋扰”轻罪。[6]在德国有一个引用率很高的案例,小偷仅仅因为偷了一个只装有10芬尼的钱包后逃跑而被杀死,是不允许的。[7]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应该说,该款所列举的几种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均是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甚至生命的严重暴力犯罪,对其进行无过当防卫是合理的、必须的。但是,“行凶”一词却不很明确。使用拳脚进行的轻伤害,也是行凶,但在这种情况下将侵害者杀死却不是必要的。该款所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已经涵盖了严重的“行凶”犯罪,因此该款所列“行凶”一项完全可以删掉。

  对于警察武力的必要性使用,联合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的原则性规定是:“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器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2条还规定:“各国政府和执法机关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一系列手段并用各类武器弹药装备执法人员,以便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有区别地使用武力和火器。这应包括发展供适当情况下使用的非致命但可使抵抗能力丧失的武器,以期不断扩大对使用可引起死亡或伤害人身的手段的限制。为了相同目的,执法人员还应可以配备自卫设备,例如盾牌、钢盔、防弹服和防弹运输工具,以便减少使用任何种类的武器的必要性。”在我国,规范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是《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警械和武器条例》)。《人民警察法》第10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根据需要,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武器。”第4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第9条规定更是明列了人民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的十五种紧急情形。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使用武器的必要性原则。但应当指出的是,警察有权使用武器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使用枪支;使用枪支也并不意味着有权将犯罪分子击毙。如果使用警棍等非致命武器即可制止犯罪的,就不应使用枪支;如果将其击伤即可制止犯罪的,就不应将其击毙。相反,使用警棍等警械也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将犯罪分子致死。对于那些对警察生命构成致命袭击的行为,警察即使没有使用枪支,也有权对其采取防卫行为。

  (二)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与私人实施无过当防卫的行为应该有所区别。私人在面对犯罪分子时每每处于弱势,而警察面对犯罪分子时常常处于优势,因此对于私人的防卫行为应当给予更多的鼓励,而对于警察的武力行为则应当给予较多限制。[8]比如,“警察对于流氓的入室盗窃或者殴打行人,不允许使用朝其腿上射击的方法进行防卫,尽管私人个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立即这样做。”[9]我国《刑法》规定过当的标准是“超过明显的限度”,并列出了具体的无过当防卫情形。美国的一些枪支法令也明显鼓励公民在正当防卫中使用枪支作为控制犯罪的一种手段。[10]否则,如果对公民的防卫行为限制过严,将会严重挫伤公民与犯罪做斗争的积极性,使犯罪分子更加嚣张。“因为警察并不能在任何地方都出现在现场。在警察不在场的时候,禁止充分的私人保护就会鼓励暴力行为的人,从而埋葬了法安全。”[11]

  但是,对于警察使用枪支,法律有必要给予较多限制,因为国家负有保护国民的特殊义务,国民既包括受威胁者,也包括威胁者,而且警察接受了特殊训练,掌握有更好的干预手段[12]。正如德国学者所说,“一名警察在行使紧急防卫时,事实上也必须比私人更小心地采取行动,因为他对防卫攻击,比普通的公民受过更好的训练和有着更好的装备,因此,他使用更少的侵犯性防卫措施就能够达到目的了。”[13]《欧洲人权公约(EMRK)》第2条第2a款也指出,只有为了制止暴力侵害,才允许故意杀死侵犯者。但这种限制只针对国家主权行为,而且主权行为受到比私人的正当防卫权绝对更严格的限制。[14]因此,一方面,使用枪支必须是面对致命的暴力犯罪,而且使用枪支也不一定必须将犯罪分子击毙。另一方面,即使面对致命袭击,也不一定必须使用枪支,如果使用非致命武器即可制止致命袭击的,也不应使用枪支。这就要求警察在使用武器时,除了符合紧迫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外,还要符合最小动用武力原则,尽量使用非致命武器,或者打击非致命部位。在我国当前的警察武力使用中,对于一些群体性事件,为了防止激化矛盾,盾牌、钢盔、防弹服等防卫性警械使用较多,但是在处置一般性犯罪时,枪支等进攻性武器使用较多,常常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公安机关有必要加强在一般性犯罪案件中使用非致命武器的配备与训练。

  (三)犯罪分子拒捕或逃跑时警察应避免使用致命武力。除了与普通公民一样具有正当防卫权外,警察还负有抓捕犯罪分子的职责,那么,在犯罪分子拒捕或者逃跑的情况下,警察可不可以使用枪支将其直接击毙?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的行为仅仅是逃避警察的抓捕,虽然具有一定的紧急性(不立即抓捕即将逃避刑事追究),但对警察的人身安全并不构成现实威胁,这有别于正当防卫情况下的紧迫性,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我国《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虽然对警察在面对犯罪分子逃跑时的武器使用作了严格规定,[15]但实践中不时有警察误解规定实施开枪行为,例如对于实施盗窃等较轻犯罪以及非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其逃避抓捕时,将其开枪击毙,并能在事后得到合法性认定。[16]笔者认为,对于犯有盗窃、赌博等非暴力犯罪的犯罪分子,即使鸣枪警告后仍然逃跑的,也不应将其击毙。因为对于较轻的犯罪或者诸如普通盗窃等多数非暴力犯罪,刑法一般仅仅适用较轻的刑罚,远远够不上死刑。

  如果允许警察开枪击毙犯有较轻罪行的犯罪分子,无异于事实上将这种轻罪的刑罚上升为死刑;而如果允许警察随意对犯罪分子开枪,也无异于将本应由法官行使的判决权让渡于警察行使。为了进一步规范警察的开枪行为,有必要对禁止使用枪支的情形做出明确规定,比如,对嫌犯手中没有枪支或刀具等进攻性武器,以及非严重暴力犯罪逃跑的情形等,应当绝对禁止开枪。[17]即使对于那些犯有可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抗拒抓捕的,也应当尽量使用非致命性警械进行抓捕。[18]只有对于那些犯下严重罪行,并持枪或持刀抗拒抓捕的,才可以使用枪支,且尽量将其击伤而不是击毙。

  

  二、监督和制约:程序外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事后调查程序的公正性保障

  

  从世界范围看,对于警察开枪行为的事后调查程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开枪警察本人提交开枪的书面报告,并由其所属警察部门进行调查。美国和日本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由专门人员对警察的开枪行为进行调查。德国和瑞典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由独立、中立的法庭对警察的开枪行为进行裁决。我国香港和英国属于这种类型。在香港,警察的开枪行为由死因裁判法庭进行裁决。依照其死因裁判条例,因警方使用枪械自卫或防止某人受伤害而导致死亡的,应当迅速向死因裁判官报告。进行死因裁判时,甚至可以组成5人陪审团进行,并可传召证人出庭作证。在英国,验尸法院是一个专门对杀人或突然死亡案件进行调查的记录法院,但它的刑事职能仅仅是控告而不是审判。验尸官所作出的控告被告人谋杀、过失杀人或溺婴的结论与起诉书是等同的,验尸官与预审法官一样享有将被告移交审判的权力。[19]

  我国对于警察开枪合法性的事后调查程序属于第一种类型,也就是由开枪警察所属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2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造成犯罪分子或者无辜人员伤亡的,应当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勘验、调查,并及时通知当地人民检察院。”第13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应当将使用武器的情况如实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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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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