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的症结不只在于垄断，更在于垄断权力本身就具有不正当性。
与教育的独立本性和功能相背离的权力
随着私立学校被改制和被吞并，公立学校大一统，教育被驱入政治功利的独木桥，这就注定了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反常关系，本应对学校提供服务、对全社会的教育发挥协调功能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掌控了不应属于它的权力，这种权力派生自与教育的独立本性完全背离的目的——控制教育。
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和相应的控制型体制导致了教育功能的极度萎缩和畸变。就连教什么、怎么教或招生、考试这些地地道道的学校事务都必须听命于它。近十多年集中暴露的种种教育问题，无论是教材水平低下、教育质量低劣，还是摧毁学生的应试教育，根子都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样一个掌控了巨大权力的机构所标志的教育独立性的丧失，根子都在这个权力的专横。
大学表现尤甚。近些年随行政权力恶性膨胀而派生的几种现象，就颇值得推敲。一是行政部门成了校内“政策”制定者，教师完全被排斥在学校大小事务的决策之外。行政部门所定“政策”但凡关涉利益，无不带有损害教师权益而大幅向行政倾斜的偏私性；二是以庞大编制存在且机构重叠的行政部门热中于制造出无数“工作”来骚扰教学、折腾教师，而且“政”出多门——别的不说，仅只来自不同行政部门的重复填表就令教师不堪应付，行政部门乐此不疲的折腾活动对教学造成严重破坏。第三，也是最恶劣的，是把过去对教师并不那么公开的贬损和防范公开化。例如，不少学校在所有教室安装电子监控设施，把教师的教学置于全程监控下。校内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监管在有些学校以更露骨的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对教师授课的电子全程监控，教务处还每天倾巢出动，堵在教学大楼进出口监视教师出勤；如果他们自己要开溜，盯教师的“任务”甚至可以委托给打扫教学楼的清洁工。行政人员和教师之间关系的颠倒就被行政部门如此放肆地以老板、监工对劳工的最荒唐形式彰显出来。如此贬损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哪还有中坚力量的尊严？大学校园哪还有什么自由对话和创造性发展知识的氛围？
不正当的权力、更不正当的使用
建国之初，因天下甫定，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那时赋予教育行政部门巨大权力，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五十多年过去，执政方式的转变已成了时代主题，教育行政部门仍故步自封，其权力运转架构明显跟转变执政方式的时代主题不合拍，这已经是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障碍。问题更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在以惊人速度扩张；扩张了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以自我授权方式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腐败性发挥到极致。
政策性祸害教育的一大恶果是由政策和制度预设并强化的教育不公，它贯通于教育的一切环节。其中对底层的排斥尤具制度性，近些年尤被强化，使得教育不公成为种种社会不公中最刺眼也最无由辩护的不公。包括1999年秋季全面推行、而如今无人认账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如果考虑到通过教育推进社会公正的教育民主化国际潮流，近年不断强化对底层的排斥，不能不说是倒行逆施。
说起教育腐败：学校滥评职称、滥授文凭、权学交易……，无一不发端于政策口子。而所有形式的教育腐败背后都有部门利益作祟。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对权力的扩张和权为己用的方式已具黑社会倾向。诸如教育行政部门顽固坚持应试教育的利益动机；许多公立学校学费要先打入这个部门的账号进行再分配；在出台所谓“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政策瓜分和抢夺公共教育资源的同时，打压真正的民间办学，终止民办教育机构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均是这一危险倾向的有力证明。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教育并没有被人家看做立国之本，而是被人家看做喷涌金钱的宝泉。放纵公立学校化公为私办假民校，打压真正的民办学校，则是把教育当成自己的码头，掌控下的公立学校犹如码头上的小兄弟，好处是要上贡的；民办学校不是码头伙计，所以不得染指。而且“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政策与终止民办教育机构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无理规定相配套，结果是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上都依托于公立名牌学校的假民校大批涌现，制造出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假象欺骗国人。而在这个假象下，一方面是对真正民间教育的釜底抽薪，把近十多年间艰难起步的民办教育推向绝境；另一方面，公共教育资源大量落入小集团之手，成为权贵们的私有财产。
教育行政部门的公权私用并没有限于教育界，而是到处延伸。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甚至延伸到出版社。出版社要想出教材教辅，必须给它纳贡才能立项，纳贡名目比如“点子费”什么的，占出版的教材教辅经济收益10%左右。无论有没有介入编写，这不小的百分比照取不误。当然并非所有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如此行径，但如此行径的性质极其恶劣，哪怕个案不多，危害也很大，何况它极具扩散性。
事实在在说明，教育为公，而不是蜕变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私家领地，其前提必须是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握有对教育的管制权，真正回归服务性、协调性功能；为着对教育服务和协调而拥有的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不下决心先走出这一步，教育兴国也好，立人也罢，都不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