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与方舟子的这场“官司”，是“关公战秦琼”，还是“三英战吕布”？要看事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是一个“文化事件”。要想不沦为“娱乐节目”，而能对社会和公众有些意义，恐怕得说清三个问题：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
当然可以。这是方舟子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对象，则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公民。说名人必须保护，是不对的。相反，名人更应该接受监督。因此，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
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公民行使权利，根本就不必问动机。比如某个台湾人因为喜欢“三只小猪”，就去投蔡英文一票，不可以吗？同样，质疑方舟子的资格，也是不对的。公民二字，足以表明其资格。这就是我主张的“批评三不问”：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请参看《李辉、文怀沙与批评的自由》，原载2009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已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书生傻气》一书）。
但，批评权人人都有，“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很难分清他是代表政府还是个人。一旦被认为代表官方，就有公权力侵犯私领域之嫌。也因此，一旦他的质疑失误，不但必须赔礼道歉，还必须辞去公职。
公众人物的空间，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一旦质疑失误，对被质疑者的伤害也大。这个时候，赔礼道歉都未必管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公众记住的，往往是第一印象。如果被误疑的还是公众人物，他可能一辈子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就不能用“公众人物就该如何”来说话了。没错，公职人员最该被监督，公众人物次之，普通民众守法即可。但，该被“盯着”，不等于该被“冤枉”。公众的“知情权”是要满足，名人的“名誉权”难道就一文不值？真相固然重要，善意难道就可以罔顾？
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其次要有过硬的证据。第三，一旦失误，不妨郑重道歉。当然，对此，我只有建议权，也不认为可以强迫道歉。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
首先要肯定，起诉是韩寒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包括：说，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这样说，那样说。这三条，都自由。而且，既然是权利，就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回应、答辩、起诉，是行使“言论权”。不回应，不答辩，不起诉，是行使“沉默权”。无论哪种，都是我们的自由权。
因此，起不起诉，是韩寒自己的事。受不受理，则是法院的事。这两件事，公众和媒体，都可以议论，可以批评，更可以建议，但不能干涉。议论、批评、建议，是行使“言论权”。干涉，则是“越权”，也“越位”。
起诉是否“不智”，也是韩寒自己的事。何况每个人能够忍受的尺度和底线，是不一样的。自证清白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节妇断腕、烈女跳楼，虽不宜提倡，却应该同情。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哪里还谈得上智不智？出于爱护，私下里劝劝是对的，说说也没关系。公开指责，就未免没有心肝。
所谓“笔墨官司笔墨打”，则是扯淡！学术观点不同，艺术评价有异，才是“笔墨官司”。包括《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因为曹雪芹没说是自己，不存在名誉问题，也该“纸上谈兵”。疑人窃斧，也“笔墨打”？说你是“强奸犯”，还弄得谣言四起，大家都将信将疑，也不起诉？这种“大度”，留给阁下自己为好。
没错，名人是应该更宽容，但宽容不是纵容。你们家的宠物，也该善待吧？公园里的草木，也不能践踏吧？名人就可以随便蹂躏，然后让公众消费、媒体狂欢？士可杀不可辱。被逼无奈，也可以拔剑而起，何况诉诸法律？你说韩寒不成熟，是孩子，我看他是汉子。方舟子慨然应诉，也是汉子！
韩寒起诉，是否“示弱”？问问阿Q就知道。阿Q是决不会起诉的。他只会说，这是“儿子骂老子”，或者“方舟子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没有爱心”。至于把法院等同于“官府”，把起诉看作“打不赢就叫哥哥”，恐怕太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大家若都这么想，法官们真可以去“休假式治疗”了。
韩寒起诉，是否“妨碍了方舟子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除非法庭剥夺方舟子的答辩权。但即便如此，那也是法庭的错，不是韩寒的错。相反，正因为韩寒提供了法庭这样一个平台，方舟子反倒有了更好的发言机会。难道在微博上说就是自由的，到法庭上就不自由了？没这道理吧？
还有人说，现在司法不独立，韩寒的起诉，会造成更多的人不敢说话。呵呵，依此逻辑，小白菜就不该告御状，那时可是慈禧当家；秦香莲则要算运气好，因为包公只有一个。那么请问，韩寒是该去找包公呢，还是等到司法独立那天再诉呢？如果大家都这么等，那一天又啥时候能到来呢？
至于韩寒起诉方舟子，是否“滥用诉权”，则要看情况。如果韩寒视清白为生命，那他就是在为生命而战，岂是“滥用”？这事也要看结果。结果不是谁胜谁负，而是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借此机会弄清言论自由的概念，制定批评质疑的规则，那就不但不是“滥用诉权”，还应该说是“功德无量”。
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首先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其次，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第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剥夺他人自由，无一例外。
责任也有种种。比如，一个外交官出言不慎，引起国际纠纷，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政治责任；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当面骂学生，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道德责任。前者可免职，后者可开除，但都不能判刑。至于普通民众，骂爹骂娘，百无禁忌。但被认为素质低下，也得认了。这叫“负审美责任”。
名人责任更重。比如方舟子，是以“打假”闻名于世的。他对韩寒的质疑，如果被证明错了，得负“判断失误”责任。当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可以原谅。但前提，是得认账。不认账也行。既不违法，也不缺德，但“没品”。说他“死皮赖脸”或“不像男人”，也得认了，也是“负审美责任”。
另外，由于方舟子是科学工作者，一贯主张科学，因此，如果他的质疑，被发现违背科学精神，不守学术规则，则还要负科学责任和道德责任，即承认有违科学良知和职业道德。这一点，希望方是民先生能有思想准备。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是指“不负刑事责任”。由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容侵犯，因此，一旦侵权，就必须负“民事责任”。不负责任的言说，决不是自由的言说；不能追究责任的自由，也决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韩寒诉方舟子”一案的意义所在。哪怕最后法院判决方舟子不构成侵权，也如此。
因此，正如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我也支持韩寒起诉方舟子。但我希望，双方都做好败诉的准备，并表现出良好的风度。“寒战”虽非“选战”，但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其参选人的表现，是可供参考的。果能如此，则方韩之争，就真是意义深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