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领导干部思想政治修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干部在对待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的态度和行为上。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要着力推动领导干部切实解决这四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决上述“四个问题”，要从哲学的层面上透析“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的认识论根源。
关于“是与非”
错误地评判是非，大致有二：一为“是非不分”，另为“是非不定”。前者，说到底是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是与非的判断完全根据主观意志；后者是是非评判不明确、不恒定，认为是也好非也罢，都无关紧要；或者是随意进行是非判断，此说“是”彼曰“非”。
哲学上，“是非不分”的认识论根源主要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派生物质。如柏拉图，把精神性的实体“理念”看做万物的本原。理念独立存在于一切事物和人之外，物质世界或具体事物由其派生。抱持这种哲学主张的人，评判是非根本不考虑事物的客观性，只凭主观意志，凡是符合我的，便是“是”；凡是不符合的，便是“非”。
与“是非不分”不尽相同，“是非不定”的认识论根源主要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不同于相对性。相对性观点认为事物是相对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言：“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而相对主义把事物的相对性“绝对化”，只承认相对，不认可绝对。庄子的《齐物论篇》通常被引为论据。在《齐物论篇》中，庄子提出，是非是相对的，有所是则有所非，有所非则有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庄子眼中，是非还可因主体变化而变化。他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意思是说，人认为毛嫱、丽姬是美女，但鱼儿见了潜入水底，鸟儿见了高飞远避，麋鹿见了奔跑逃窜。
无论“是非不分”还是“是非不定”，其哲学基础都存在问题。唯心主义的谬误早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洞穿，不再赘言；相对主义虽敏锐地发现了事物的相对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认为是非评判会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的错误在于把相对性无限地放大，以致抹杀了事物的规定性和界限，掩盖了是与非的客观性。讨论至此，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是非观？这就是“唯物主义是非观”。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和派生意识。根据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万事万物的是非都有客观标准，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唯物主义是非观？一方面，唯物主义是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立场；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是非观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观察事物的认识方法，有益于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特别是有益于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站对立场。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正是因为坚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进行是非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可。
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唯物主义是非观？以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为要，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划清政治上的是与非，首先是对待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及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历史的立场和态度，涉及这些方面的是与非都是大是大非。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善于辨别这些方面的“是”与“非”，旗帜鲜明地坚持“是”而反对“非”，不可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关于“公与私”
公与私，是中国哲学家、思想家讨论非常多的两个范畴。总体看，崇公、尚公是主流。儒家主张：“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墨子·尚贤》（上）甚至认为：“举公义，辟私欲”。不过，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也没有决绝地排斥“私”，认为“私”是人的一种本性。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概言之，中国哲学对于公与私的把握，既主张“公”的重要又不一概否定“私”。我们党承认并发展了这种辩证思想。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然而，在承认个人利益的认识环境中，有的领导干部大私而小公，甚至私而无公，把“私”凌驾于“公”之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看，同一思想根源就是信奉利己主义。亚当·斯密有一本世界闻名的著作《国富论》。在本书中他认为，具有市场机制的社会应该鼓励个人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只无形的手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没有注意到的结果——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识地去促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在这里，亚当·斯密宣扬人要利己。退而论之，通过利己实现利他。
对于利己与利他，共产党人始终主张奉公。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中表达了明确的态度。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公与私的处理上，《中国共产党章程》也作了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就是说，所有党员不仅要把“公”列于“私”前，且要把“私”控制在“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
领导干部在实际中真正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信奉“大我”。“大我”是指党、国家、集体。信奉“大我”，就是在权衡利弊时把党、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是摆正“小我”。“小我”指的是集体或单位。虽然在总体目标、根本利益上，“大我”和“小我”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目标、具体利益上，“大我”与“小我”难免出现矛盾。怎么办？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小我”也是“公”，不是“私”。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邓小平同志把它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三是摈弃“唯我”。“唯我”就是一切工作只从自己利益出发，对个人有利之事便做。毫无疑问，这不是共产党员的品格，更不符合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今天，社会上各种因素对权力的侵蚀和诱惑不断增多，领导干部随时都面临公与私的考验。领导干部也有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利益，也有亲朋好友，但不能假公济私，不能损公肥私，更不能以权谋私。公生明，廉生威。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胸怀大局，增强公仆意识，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做到履行职责为公、行使权力为民，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不为私利所惑，绝不能一事当前首先考虑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绝不能把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
关于“真与假”
真与假，乃事物属性。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以本质示人或以假象示人的现象。准确辨别事物的真假，法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真理的实践性，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实践的真理认知，反对经验主义。
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主要特点是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在认识论上，本本主义割断认识与实践的联系，否认基于实践理解认识。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明确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有些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这种心理要不得。我们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真假，不能光看书本、教条，必须把它放在实践中检验。
当然，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弃“本本”，不读“本本”。否则，就要掉入“经验主义”泥沼。
经验主义代表性哲学家约翰·穆勒反对一切从概念出发的、先验的认识论，强调一切人类知识均起源于经验。他说：“借直观所认知的真理是一切其他真理所由之出发的根本前提”，哲学以及人类一切知识均应以经验范围为限。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由此更进一步，主张彻底的经验主义，认为人只能以经验中的名词来解释事物。一言以蔽之，经验主义者在哲学上拒绝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观点，而采取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观察问题，判别真假。
对此，深谙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毛泽东同志表示了反对。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觉阶段，主体开始接触外界事情，获得感性认识；第二阶段是概念、判断和推理阶段，主体综合感觉的材料，形成理性认识。可见，人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和真假判断，不仅要有感性的认识（经验），更要有理性的综合。因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除了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还要把握好真与假相互转化的“度”。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核心规律为“对立统一规律”，也叫“矛盾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矛盾不仅具有对立属性，也具有统一属性。统一性就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可以相互吸引、结合、贯通、转化。“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就是矛盾统一性的形象表述。真理是随着事物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规律。因此，每个领导干部要与时俱进，讲真话、讲实话，带头做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人；明是非、辨真伪，带头做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人。
关于“实与虚”
如同真假，实与虚也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
在哲学上，实与虚除了“有”与“无”的判断之外，还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问题。《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说，形而上的东西就是道，既指哲学方法，又指思维活动。形而下则是具体的，可以捉摸到的东西或器物。形而上是抽象的，形而下是具体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由此可见，“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高举真理的旗帜，而且要脚踏务实之地。
至于领导干部如何做好“务实”这篇文章，关键在于落实。习近平同志说，领导干部抓落实“不要怕遇到矛盾和问题，而要敢于正视矛盾和问题”，“同群众一道千方百计地去求得矛盾和问题的及时正确解决。”并且，要持之以恒。如果抓一阵子松一阵子、热一阵子冷一阵子，不能一抓到底，工作就不能落实好。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定位于抓大事、管宏观，坐机关、发指示，这种认识和做法显然是不全面、不恰当的。领导干部只有思想实、干事实、为人实，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如果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待人处事不实、耍滑头，就干不好事业、得不到拥护，甚至让人反感厌恶。因此，抓落实必须抓得很具体、很细致、很扎实，“从细处入手，落实才会日见成效”。
同时，也应该看到实与虚必然是对立统一的。《道德经》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意思是说，用三十根辐条制造一个车轮，当中是空的，所以才能装车轴，发挥车的作用；用泥土烧制器皿，当中是空的，所以才能放东西，发挥器皿的作用；开窗户造房子，当中是空的，所以才能放东西、住人，发挥房屋的作用。
当今，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在重大决策和行动之前都必经理论务虚的过程。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新征程的起步阶段，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判断，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走向。因此，我们在倡导务实的过程中，也必须避免“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处理“实”和“虚”，还要贯彻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阐释的思想：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因为主要的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不同的工作阶段中分别侧重“实”和“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