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福:风险社会的法理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 次 更新时间:2012-02-08 22:44:03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  

杨春福  

  

  【摘要】风险社会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已经成功地波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是存在差异的概念,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和场域之中,中国的风险社会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风险社会的生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理念更新,法理学界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大变革。文章主要从法律理念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层面对风险社会进行法理学的解读。

  【关键词】社会转型;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自然风险

  

  一、导言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一股新的社会潮流正在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第一次现代性已经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便是高度工业文明下的产物风险社会(吉登斯所言的第二次现代性)的孕育和生成。“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风险的影响被普遍化了。我们生活在‘风险文化’之中,解释这一点的是现代社会特征的彻底化和普遍化。各种变革引导或迫使我们越来越多地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1}(P77)吉登斯的言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人类已经步入风险社会,风险文化已悄然成为这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基本坐标。与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具有其明显的时代特质和价值驱动。与此相呼应,基于传统视角的现代制度设计和政治(社会)运作都应当积极地回应这一时代转变,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求,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状态。

  通过对CNKI的文献检索,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系统论述大多局限在社会学的层面,学者们热衷于在社会学的话语系统或分析框架中对风险社会的种种理论或进行阐发或进行建构。尽管风险社会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是社会学语境下的产物,但是,基于当今时代的高度同质性以及社会科学领域本身的模糊藩篱,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不能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政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或视野都应该对风险社会理论投之以相应的关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型塑风险社会的整体理论、推动风险社会的有效应对、促进风险社会的平稳发展。可喜的是,法学领域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风险社会理论,并试图以此为背景对法学话语进行建构或修复。但这种努力更多的是体现在部门法领域(主要是刑法领域),从法理视野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概览或全面解读的文章尚未呈现。我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呼唤着法律制度的适时更新以及法律价值理念的合理变迁,这一转变无疑是建立在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法理内涵加以认真分析和研读的基础之上的,缺失这一基础性工作极有可能导致风险社会理论在法学领域内的存生和合理运用的根基不牢。基于此,本文的主要意图在于从法理的层面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个系统的解读,进而挖掘出风险社会的基本法理意蕴。

  

  二、社会转型、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

  

  西方学者曾言:“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置于特定的地域之中予以考察和分析”,笔者对此深以为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或多或少会带来浓郁的地方性特色,与自然科学寻求规律性的价值取向不同,社会科学更多地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规则,这种规则立基于特定时空场域中的民众并以对民众基本人性需求的积极回应为前提条件。毋宁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于其赖以存生的土壤,如果说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一种普遍性的事物,那么社会科学的精髓则表现为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中国的社科界曾经有过“本土”与“西化”之争,而中国的法学界也曾经就此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这种论争还在以不同的方式显现。笔者认为,在特定的启蒙时期或转型期提倡用较为先进的理念或制度来引领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变迁与制度更新是具有重要证成价值的,然而对这种呼吁必须保持谨慎的克制,尤其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必须在西化的浪潮之中寻求一种基于本土价值理念的合理反思,这种反思对于一国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对风险社会理论加以法理学解读的同时,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理论产生的特定场域背景———吉登斯语境中的第一次现代性向第二次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以及贝克意义上的由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过渡。无论是第一次现代性还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在我国的社会体系或学术话语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存在或对应。因此,在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提出了社会转型、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这三对基石范畴。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即由传统文明模式向现代文明模式的转变。我国学者大多将此归纳为社会转型,无疑,社会转型这一范畴较为准确地界定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宏观的时代背景,也为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背景框架。风险社会是本文的基本理论源泉,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主线与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及其未来的可能路径提供了一定的思考方向和理论指引。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存在语词排序上有细微差异,但两者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应当首先从语义学的层面出发将与之极为相似的社会风险这一概念进行一个合理的界分。

  据学者的考证,社会转型的概念源自于对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引和使用,借用该生物学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转型’这一概念逐渐进入中国的学术语系中,普遍地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文学等学科所接受和运用,主要用以描述、分析中国社会自80年代开始的社会变革和变迁的过程。”{2}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解释框架,社会转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包容力,其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转型所反映的并非社会局部的变化而是一种整体性的透视,因此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起到有效的涵摄。第二,社会转型是一种承接两种社会与两类文明之间的特定时期,对于两种社会或文明之间的变更、过渡与发展,社会转型做出了完整而细致的记录,任何一点细节都生动地呈现在社会转型这一特定话语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社会转型这一概念亦是源出于西方的话语,但它对于中国当下的时代背景作出了最为清晰的论断。无论我们经历的是哪两种

  社会类型的变更或交替,社会转型这一术语本身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准确的界定力。其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只是客观地揭示出了两种社会类型的交替,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或观点均可以利用社会转型这一话语证成自己的观点。西方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及至风险社会的时代过渡,这一社会类型的划分在中国显然不具有判断意义。根据张恒山教授的观点,我们当下所经历的乃是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商工文明的转变。[1]笔者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直接动力,在外源性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在经历了亘古未变的农耕文明之后,匆匆走上了向现代商工文明转变的艰辛历程。正是这一转变的急速性和跨越性为分析中国问题预设了较为困难和复杂的逻辑起点。“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2}这一论断清晰地指明了社会转型所具有的价值二重性,孕育在这种二重性之中乃是社会风险的概念,作为社会转型之必然产物的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等要素都为社会风险提供了生成的空间。

  就社会风险而言,从其价值坐标的层面考察,其基本指向是自然风险的概念。无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或农耕文明下,自然风险是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家的建立、政权的组织以及政府的运作都必须有效地回应自然风险类型,以此帮助个体驱逐来自于自然风险的恐惧和压力。更有甚者,国家或社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风险的地域和反抗上,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我国古代的大禹治水这一典故之中。随着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风险的方向标也逐渐由传统的自然风险向孕育更多现代性内涵的社会风险转变。吉登斯准确地指出了:“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科技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则是传统的终结。”{1}(P191)这种由自然风险为主导向社会风险为主导的形式切换催生了风险社会的诞生,风险社会的基本关注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更多地是来自于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人力的建构。

  笔者认为,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主要存在如下差异:首先,语义上的差异。风险社会无论是从内含还是外延的范围来看,都远远宽于社会风险。如果说社会风险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的话,那么风险社会无疑可以视为一个社会学体系,风险社会蕴含了更多的价值内容与责任担当。其次,载体上的差异。风险社会主要是社会风险为载体,但与此同时蕴含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蕴含了自然风险。而社会风险则明确界定了其载体,那就是,源自于社会的而非自然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特定的源头。最后,社会风险是一种历史概览式的概念,主要应对的是过去;而风险社会则是一种展望未来式的情境,主要应对的是未来即将发生的风险。社会风险是一种静态的概念体系,而风险社会则是一种动态的概念体系。概言之,社会风险催生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化解社会风险。当然,这种概括是建立在一种理想类型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在风险社会之中,社会风险层出不穷。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个人力所难以完全控制和企及的社会,一句话,风险社会中的人类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预知自己的未来。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必须紧紧扣住社会转型这个时代背景。与此同时,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应该高度关注社会风险的概念,借由社会风险的存在,风险社会得到了进一步证成。可以大胆地预料,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将始终处于风险社会的形态之中。社会转型催生诸多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内在地催生或推动了风险社会的形成,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单位正在逐渐消解,而全新的以个体为元素的新型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社会转型的过程既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产生与酝酿社会风险的过程,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与危机感以及生活压力之大令社会风险层出不穷。社会风险的显现旋即为风险社会的登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层出不穷的社会风险而生成的,风险社会理论有助于帮助文明更好地理解与应对社会风险,提供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以有效地化解社会风险的危害度。更进一步,从风险的时代特征看,中国既面临着传统风险的挑战,也不乏反思现代性风险,但从根本上而言更多面对的是前现代风险。换言之,中国社会既不乏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诸如战争、天灾之类的传统风险;也不乏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风险亦或反思现代性风险。但中国其实更多面临的仍然是前现代的社会风险,即现代性不足的风险,而非现代性过度带来的反思现代性风险。在此意义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即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层面与全球化时代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理念对接的问题。因此,在风险社会的大理论背景下的特殊语境在于,中国的风险社会与西方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面临的时代主题与挑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离合。中国语境下的风险社会具有一定的二律背反,亦即在追求实现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要注意避免与克服因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风险社会中的法律理念

  

  “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而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风险’一词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3}(P32)吉登斯从积极的层面阐述了风险的意义,畏惧无法改变风险,回避无法驱逐风险,只有在对风险加以认真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妥善地找出解决的方案,才能最大限度的克减由风险给人类带来的不利和负面影响,并充分发掘寓于风险之中的机遇。正因此,可以说风险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风险的积极意义寓于其消极意义之中。我们认为,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较为合理的媒介与方式正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841.html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