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人民生活质量迅速提升，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紧锣密鼓，各地面貌日新月异，奇迹般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稳定问题。这些事件大多源自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活“小事”，特别是社区里五花八门的“不公平”。这种“小事”久拖不决，就会让一部分人的怨气日积月累。
科层制的社会治理难题
与革命时代相比，体系从“扁平”组织变成了“科层”组织。原本“扁平”的党委和政府管理层级增多，称为“科层化”（亦称“行政化”）。
科层化催生了有关社会治理的三大结果。第一，科层系统要求“下级服从上级”。若非如此，政令就不通畅。然而，对下面百姓中五花八门的“小事”，一些官员们可以轻易找出无数个理由不管。换言之，科层系统主要是“办大事”的机构。
第二，政府官员按规矩办事。简单说，就是“去人情化”。但法规制度是死的，法律是简单和抽象的，执行者则是活的，百姓也是活的。百姓需要解决的“不公正”问题五花八门、不断变化、经常跨越多个法规和部门。办社区生活中的“小事”，古今中外都是“天理”在前，“人情”在后，统一的“国法”居于最后。而“依法办事”要求一些官员把“国法”放在第一位，不能依“情理”办事。官员“依法办事”，事办不成，自己没责任。官员办事兼顾“情理”与“国法”则费时费力，办不好还要自行承担责任。由此，官员普遍缺乏办小事的动力；遇到棘手问题，必然来回“踢皮球”。“依法办事”事办不成，就只好靠“人治”，靠人情、靠关系。“关系”一词的内容异常庞杂，但大体属“交换”范畴，早晚要落在“物”上。
第三，科层系统缩小了干部与群众的情感交流面。多数干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而是自上而下层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致“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情感交流面缩减到了“基层政权”（名义上是社区“自治”组织）这“上有千条线”的“一根针”上面。而且，这“一根针”基本上属于科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基层政权要落实上级“交办”的任务，而且也要“依法办事”。在一些地方，群众生活遇到具体麻烦，他们基本无能为力。
“社区自组织”的弱化
科层化无暇顾及越来越多的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小事”，更不妙的是扁平的“社区自组织”逐渐崩溃了，被科层化了的、“法定”的（社区）“自治组织”取代。
市场化导致社区“空壳化”。鼓励“先富”，鼓励“民营”化，鼓励社区公共服务“外包”给牟利的“社会企业”。农地承包、政企分开、乡镇企业改制、农村税费改革，等等措施相应而至。社区自治组织能够支配的财力、物力越来越少，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弱。固然，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然而，投入主要是直接给予农民个人，给予社区集体组织的极少。结果是社区“自治组织”既缺少积极性，也缺少办事能力。
政府需要办的大事越多，可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越多，权力就越大。社区扁平组织如果不能“转化”为科层组织，就会萎缩消亡。村委会和居委会为事实上的“派出机构”，成为科层系统的最“下级”。科层系统对法定“自治组织”的“管理”越来越细，党委组织部甚至对村支书村主任候选人的年龄都提出“指导意见”。这种科层化了的“基层政权”只是在执行“上级”交办任务，而那些与居民的生活和参与相关的事情，顾及不多。北京，三分之二的居民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有的小区有“业主委员会”，但名存实亡。居民与“物业公司”发生矛盾，居民之间的矛盾，全都得找政府寻求“公正”。
对“维稳”问题的新认识
“科层化”和“社区自组织”崩溃是产生“维稳”问题的根源。第一，“人民”分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只能找科层体系解决五花八门的“公正”问题。社区没有了，“人民”变为原子化、碎片化、边缘化了的“个人”。个人利益得不到集体的维护，自私自利就成为理性选择，“不让自己吃亏”就是“绝对真理”。自私自利的人越多，私欲越膨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越多，关于“公正”的信仰就越淡薄，“道德文化”就越少。矛盾不能在社区得到化解，个人只好将诉求对象转向政府。基层政府解决不了，就转向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数以亿万计自私的个人，事无巨细都找无力“办小事”的政府科层机构。从此，一些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一些社区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然而，各级政府无从判断五花八门的个人诉求是否属实、是否合理，遑论还有一些腐败分子谋私利，偏袒侵害别人利益的行为。于是，多数普通人产生怨气，少数人则抱怨金钱之权太小，还不够“自由”。这是维权与维稳成了一对悖论的根源。
第二，“精简机构”和“维稳支出”的不良循环。作为事实上的政府派出机构，基层政权数量多，成本高，“不方便管理”。要精简开支，方便开会“布置任务”，政府当然希望“合村并镇”，旧称“精简机构”，新称“小政府”。行政村数量大为减少，支书、主任面对的群众数量大幅增加，结果群众连“一根针”都难见到了，“办小事”就更艰难。
为什么“维稳”成为重要任务？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办小事”的能力不足，有心无力，无法满足社区群众对“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自组织消失了，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只能找科层体系寻求“公正”，而科层体系不可能与亿万分散的个人“对接”。于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内的“潜规则”盛行，“维权”和“维稳”成为悖论。
不过，否认科层化的积极作用也是徒劳的，谁也离不开科层组织办“大事”。大事办好了，国家兴，民族兴，百姓富。但科层组织“依法办事”，不擅长的、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小事”，应该让社区自组织来负责处理。
一些各层党政机构的决策者大多非常能干、自信，不愿承认自己有“办不到”的事。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办法督促基层官员“亲民”。然而，科层体系从本质上是“办大事”的系统，无力应对千家万户五花八门的“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才能维护社区的“公正”。
以“社区自组织”为基石
我们认为，复兴“群众路线”，以社区扁平组织为“本”，沟通和强化科层系统与扁平组织的纽带，乃是我国的“久安之道”。
其一，人民民主的真正载体是社区自组织。科层系统与扁平组织功能不同，前者能办“大事”，全国的事，后者能办“小事”，社区的事。阴与阳要互补、互通，但前提是阴阳不同，两者共存。
只有草根的社区“自组织”才接“地气”，才凝聚“真正的”社区和社区生活。组织人民靠的不是“钱”，而是依靠扁平组织给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解决五花八门的具体矛盾，维护社区“公正”。有了治理“家务事”的权力与尊严，才有“人民”，才有“社会”，才有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自组织”是“人民民主”的基本载体。
其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科层体系与扁平社区自组织的交流平台。各级人大，应成为社区“自组织”与各级科层体系交流沟通的平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需要大量社区“自组织”的代表者们参与。
其三，政协应当吸纳优秀公益组织的代表。建立专门的“统战”组织，赋予其“政治协商”的参政地位，是我国的一大创举。21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政治潮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组党”来宣传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动员人民参政，已经过时了。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互联网时代，围绕着五花八门，不断变迁的社会具体问题，非政府的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如德国的“绿党”，美国的“茶党”和“99%”运动。这些组织多少都有全球活动的背景，却没有传统“政党”那样的严密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围绕社会具体问题而兴起，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新理念和新颖的组织技术。新理念、新方案、新领袖层出不穷，吸引了大量民众。公益组织是新时代的政治，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是有活力的政治。
为顺应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为重建“社区”，“统一战线”工作也应重视“社会公益组织”，吸纳其优秀代表进入各级政协。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服务于中华复兴大业。
其四，可以考虑在社区自组织的建设中培训党政官员作为党建的基石。
社区乃根基，为社区人民福祉服务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无论管理国家各部门的工作多么出色，国家进步有多大，最终都要落实到“增进社区人民福祉与社区人民和谐”上来。
可以考虑有如下举措：一，党政机关公务员招录条件应包括两年“社区服务站”工作经验。二，科层官员在升迁前应回到社区工作站，重温社区服务的艰辛。官员们去党校“回炉”重要，去基层“回炉”也重要。他们应回到基层，回到社区，直接服务于社区百姓，由社区百姓来评价他们“回炉训练”的成果。三，党政官员要在社区亮明身份，定期参加社区党组织的活动。在社区亮明党员身份，党员干部主动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交给群众监督，是党员先进性的最好体现。四，党政官员退休后要“叶落归根”，回社区服务。退休的中高级官员是社区的天然领袖，有能力、有办法组织人民，并让人民的疾苦上达天听。回到社区做社区领袖，还能回头审视自己执政时的缺点和不足，提醒现任官员们注意改正。
阴阳互补，上下相通，使“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就有了真正的社会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