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埃及:广场革命第二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 次 更新时间:2012-01-03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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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11月19日晚祷后开始的埃及警民冲突,究竟是“第二次革命”或“第三次革命”,似乎并不重要。正如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所评论的,关键在于,这次冲突的场景似曾相识: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诸如解放广场、内政部大楼门前,以及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等地,要求当权者赶紧交权,而当权者则试图用高压手段“清场”,“清场”不力后则改取缓兵之计力图“时间换空间”。甚至这出戏的细节,如警方射向示威人群的催泪弹、橡皮子弹或实弹,和示威者回敬的燃烧瓶、石块和口号,也让人恍惚回到了今年1~2月间的“尼罗河革命”。

“广场派”和军方分道扬镳

本轮示威主要发起方为“青年革命同盟”、“4月6日运动”等曾在“尼罗河革命”中冲到广场一线的激进派示威者,即通常所称的“广场派”,而参与者还包括自由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部分支持群众。“青年革命同盟”在网上号召“百万大示威”。据接近示威者的网站统计,最多时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示威者约3万人,亚历山大的示威则有约5000人参加。

11月20日,试图拆除示威者帐篷的军警与示威者在解放广场发生冲突,示威者高呼“解散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坦塔维下台”等口号,对抗“清场”。21日清晨,在塔利尔清真寺阿訇谢赫·马扎尔·查希尔的调停下,示威者短暂撤离解放广场,冲突暂时平息,但22日示威者再度回到了原地,打算在解放广场安营扎寨,作持久抗争。

这是2月21日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所发生的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伤亡最惨烈的示威者和军警间对抗。据埃及卫生部宣布,4天的冲突已导致23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在开罗,至少750人受伤,而开罗当地医院有消息称,至少有36人死亡,受伤者更达1200~1800多。示威者和一些医生宣称,有些人受到明显枪伤,但军方否认使用了实弹。

追究此次冲突的导火索,乃是埃及过渡政府副总理希尔米宣布,将在修宪中加入两项特别条款。这两项“军队特权条款”,一则规定“埃及军队是宪法的保护者”,二则规定“成立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如果这两条生效,即便军方“交权”,也依然能“合法地”确保自己对埃及政治的高度干预能力。

原本激进派就对军方的恋栈不满。根据3月19日全民公决结果,埃及本应在今年9月举行立法选举、明年选出新总统,届时过渡政府将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但在一系列变故后,立法选举被推迟到11月28日,总统选举和军方交权更可能被推迟到明年底甚至后年初。如今“修正案”的条款则显示,即便到了那时,“交权”也会极不彻底,这便引发部分激进派的不满,后者继6月后再度发出“二次革命”的呼吁,试图再借广场运动的威力,彻底将一直稳当“太上皇”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和其首脑坦塔维元帅赶下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9个月前受到示威者夹道欢呼、被誉为“挽救国家命运英雄”的军方,如今却被同一群“革命者”斥为“反革命的源泉”,要打倒而后已;9个月前信誓旦旦称“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而非镇压示威者”的军方,如今却正做着当时他们拒绝穆巴拉克要他们做的事。

穆巴拉克的下台,导致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解体,和由军方幕后操盘、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的上台。最初示威者和军方相处还算融洽:“4月6日运动”等示威组织完成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夙愿,享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军官团通过推翻穆巴拉克,摆脱了做穆巴拉克家族世袭两代“臣子”的“陪太子读书”命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点。最初的几个月里,示威者的主要动作,集中在对穆巴拉克政治机器的穷追猛打上,先后把穆巴拉克父子和许多旧政权要人送上法庭,解散民族民主党和全埃及1750个市镇委员会,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军方同样不无共同语言。

但随着对穆巴拉克清算的告一段落,示威者和军方的矛盾开始突出。

在军方看来,“革命”并未能解决埃及动乱的根源—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低迷,且由于示威者“欲求不满”,示威频仍,仍习惯于“上广场”,而非诉诸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导致外国投资大量流失,经济和社会秩序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频繁的教派冲突、流血,也让“尼罗河革命”时“埃及人大团结”的幻象破灭,在埃及共和国历史上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军官团由此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充当“宪法守护者”,而不能容忍示威者继续“胡闹”下去。

可在示威者,尤其是最早发动街头示威的激进派看来,埃及局势至今不能平静,症结恰在于军方恋栈,不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指责军方“纵容腐败”、“包庇贪官污吏”,要求他们尽快让位。在许多“革命者”看来,2月的“胜利”最后成了替他人火中取栗:军官团的地位不降反升,而在“革命”中首鼠两端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渔翁得利,很可能在立法选举中获胜,他们这些“正宗革命党”反倒被“遗忘”,只能无奈地继续做街头抗争者。

自由派和兄弟会借力打力

无奈退场的是埃及过渡政府。11月21日,过渡政府总理夏拉夫提交辞呈,次日,军方AFSC宣布接受辞呈,并将和各方协商,组成“民族拯救政府”。

表面上看,军方作了妥协:22日他们不但宣布接受过渡政府辞职,且强调将确保按期甚至提前交权,期限不迟于明年6月30日。一些接近AFSC的人士预计,两项修正案在新政府组建后,也将被取消或修改。

但实际上这种妥协是有限的:“广场派”如今的要求已不是“如期交权”,而是解散AFSC,让坦塔维元帅如穆巴拉克那样“立即滚蛋”,对此军方显然不想妥协;“广场派”希望成立的“救国政府”,是一个以自由派巴拉迪等人出头、“青年革命同盟”、“4月6日运动”等激进派唱实际主角的“广场派内阁”,而军方所同意组建的“民族拯救政府”,将是又一个过渡性质的“维持会”—其领导人不论是自由派的巴拉迪,还是兄弟会的福图赫,其性质都不会有多大变化,乃是又一个军方和各派妥协的过渡品。

而这场妥协再次把“广场派”边缘化—11月21日AFSC和各派的对话,共有5个政党代表、4名总统候选人应邀出席,发起示威的8个激进派别再度被拒之门外。情况一如“2月革命”那样:上街的是一群人,登堂入室的,却是另一群人。

夏拉夫政府的无奈退场不难理解:原本他们就是由各派组成的折中产物,主要功能是维持、调解,确保几项重大选举的顺利,和交权前过渡期的平稳。如今弄到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本就不作长久打算的他们自然更想早日抽身。

自由派和兄弟会想得更多的,却是借力打力。

自由派和“广场派”的主张其实并不一致。实力较单薄的他们认为,原定11月28日的选举太仓促,自己根本没准备好,过渡期并非太长,而是太短。在要求军方更多放权方面,他们和“广场派”有共同语言,也谴责军方暴力,但在其它方面却并不一致。“广场派”曾表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是“救国政府”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结果后者几小时后便表示“不感兴趣”。

兄弟会则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两面性:他们的会众大批参加广场运动,甚至许多人都表示,若没有兄弟会支持者参加,仅凭“广场派”很难聚集起如此人潮,而兄弟会的大本营亚历山大,也成为示威声势最浩大的地方,冲突爆发后,兄弟会立即对军警的镇压行为表示谴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声明中呼吁冷静和克制,反对“一切暴力和对抗”,并积极参加了AFSC召开的政治对话。作为“尼罗河革命”最大赢家,即便选举在一片混乱中如期举行,他们也有极大希望获胜,且军方即便保留一定影响力,对他们也未必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因此谨慎对他们而言是最佳选择。

美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事件发生后,“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谴责了埃及军警对示威者的镇压,但较诸2月的声势逊色很多,对埃及军方的压力是相对温和的。

不仅如此,埃及最大盟友和援助者美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直拖到22日,美国政府才做出正式表态,但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仅对暴力“感到悲伤”,并呼吁双方克制,实际上将责任归咎于冲突双方,而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的表态也同样含糊(一些埃及示威者讥讽道“面对死亡威胁,让我们怎么保持克制”)。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美国事实上又回到穆巴拉克倒台前的状况,即为了确保美国利益不受损,尤其多达13亿美元的美援不至于打水漂,政府对批评埃及军事当局始终小心翼翼。尽管“后穆巴拉克时代”开始之初,美国曾逼迫军事当局尽快解除《紧急状态法》,加快交权进程,但对AFSC的直接批评却如凤毛麟角。问题是明摆着的,随着巴以局势的不稳,和埃及-以色列边境的紧张,美国政府如今重新认为,埃及的稳定比其它一切都重要,而埃及军队则是稳定的保障。

本质上,美国既渴望“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又担心这些变革造成阿拉伯保守势力的抬头,并威胁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冷和平”,因此寄希望于循序渐进的变革,倾向于支持军队控制下的政体过渡,而非直接甩开军方,让文职过渡政府直接负责到新政体诞生。之所以如此,正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东计划主任玛丽娜?奥特维所言,问题在于美国如今并没有好的“备胎”,一旦撤销对军方的支持,就意味着在埃及事务上基本失控。自由派巴拉迪等人,在国际事务上对美国和以色列多有批评,一直沉潜的兄弟会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不管是美国的含糊其词,或其它一些国家、组织对埃及军方的高调批评,他们都希望选举如期举行,军方“按程序”交权,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尼罗河革命”总算有个可以摆在陈列室里的“阶段性成果”。

在军方和埃及各大门派达成的妥协中,各派均表示将确保11月28日立法选举如期举行,甚至一向主张推迟选举,以便自己更充分准备的自由派也不例外。唯一的例外,恐怕是未获谈判邀请券的“广场派”:如今的结果不啻于让他们又一次扮演火中取栗、为人作嫁的角色,且从大半年来的走势可知,这一派声势虽大,群众根基并不牢固,在选举中他们未必是自由派的对手,更不用说和根深蒂固的穆斯林兄弟会抗衡。于情于理,他们自不能喊出“抵制11月28日选举”的口号,在此情形下,“先交权后选举”、“不达目的不走人”就成了他们顺理成章的选项。

如果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立法选举将不得不在示威喧嚣中举行。当然,在最渴望选举的兄弟会主导下,示威群众中的大部分会参加投票,而不是在广场上和“广场派”枯坐到底。至于“民族拯救政府”,鉴于巴拉迪或福图赫均未必愿意扮演“维持会长”,这个政府很可能会在28日立法选举后,视选举结果而组建,以赋予其足够的法理性和执行力,而不必急于在选举前的短短一周中,匆忙搞一个“七日京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军方允诺“交权”,也很可能放弃两项修宪案,但埃及军队和军官团的势力庞大,根基深厚,军事干政传统源远流长。由于埃及系前线国家,加上美国一向视埃及军队为其在埃唯一能明确施加影响的着力点,不论以何种名目、方式,他们在“交权”后都不会甘于蛰伏,届时削弱与反削弱、制衡与反制衡的冲突,仍将十分激烈。

(作者:加拿大《环球华报》社论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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