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东方封建专制主义”与中、俄(苏)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

——答秦晖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5 次 更新时间:2011-12-29 20: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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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进入专栏)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底,连续六期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其中对我的批判尤甚。这里,我愿意响应秦文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对其批评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并不仅仅是因为秦先生批评我个人的调子很高,态度很严厉,更是因为这背后涉及一系列对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学术的态度,我们之间其实有着深刻而尖锐的分歧,这些都值得公开讨论。

  

  一, “关中模式”与列宁的“美国式道路”

  

  秦晖先生在第一篇《有趣的“左右夹击”》 1中首先指控我对于其著作《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完全不涉及该书的主要内容:既不涉及‘关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却指责其‘隐瞒’了列宁‘土地国有化’言论”,是“深文周纳的‘动机’分析”, 这不符合基本的事实。

  本人发表于《读书》2004年4期的书评《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其副标题正是“评《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也就是说是专门讨论秦先生此本书的。但奇怪的是,先生六篇连载的批判文章,却只字不提此文。而2010年《田园诗与交响曲》的再版序言中(该序言涉及批判我的内容基本重复第六篇文稿),对我的批判也(同样)只是涉及《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篇长文,好像上述书评并不存在。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直接涉及秦先生的“关中模式”,是因为另有话题,却是以上述书评的批评为基础的。如果要说把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中国农民问题绑架在一起,始作俑者正是秦先生自己。秦文夸张地说该书“提及列宁的文字不过数百,就值得吕先生做了七万字的大文章来驳斥,笔者受宠若惊自不待言” 2,但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知道: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本身就是《田园诗与交响曲》的重要理论框架,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列宁的论述,单是最后一章中第二节:“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专门谈美国式道路的;第四节:严重的教训,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新经济政策;第五节: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两种前途正是“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直接论述的就岂止万言。还有大量散见在各个章节的部分,因为该书是随时用它来对比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套用秦文中的话,如果对您的引用有误,大可驳斥,“但说我隐而不论,这就叫人叹为观止了。”

  说起对秦晖先生著作的兴趣,缘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一直关注“大众传媒与民工潮”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报道框架并不是来自于大众传媒的内部,而是整个社会思潮的博弈式体现。首先需要清理的应该是这些报道框架与知识界话语的关系,从中找到自己看待问题的思路。研究者对问题的独立理解是关键,也是前提,否则很可能失于表象,丧失与现实的真实联系,因为大众传媒本身既受制于知识界的主流认知,也会因为自身的权力场域放大或压抑特定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早发表与“三农”问题相关的文章是《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10期),以此作为自己重新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个过程中,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和“农民学”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受到关注,势所必然。

  当时读完《田园诗与交响曲》很惊讶,也很沉重。因为这本书的整个逻辑是论证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无理性(比俄国农奴还不如),最反动(与现代化的历史进步对立),也最需要改造。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当时中国正风起云涌的民工潮,我觉得问题很大。所以对秦先生的理解,正是从对这本书的书评开始的。

  先回到这篇书评,这样,后面的问题才可以看得清楚。在书评里,我对它的基本评述如下:

  它把中国所谓“大共同体” 与西方国家模式作静态的结构主义式比较,却没有具体的历时态的考察与开展,这种方法论本身的问题构成局限,因此该书关注的只是“前近代社会”,没有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外来因素放进国家分析的框架里,没有把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立的全球历史视野放在其理论建构里,从而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个人化”的农民和“摆脱宗法共同体的自由私有制” 成为其理论的目的和归属。全书整个论述都在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上展开。 3

  八年前的看法,今天并没有改变,秦先生此次六篇大作的方法论依然如故。秦先生认为该书“不是研究列宁思想”,只是提到某些观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说法并不是什么“秦晖新自由主义农民学的核心”——这种否认很奇怪。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两条道路正是秦先生该书的核心,不仅如此,也是其所有理论的核心。为了辨清这一点,本文希望补充的正是秦晖先生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和宗法农民两大问题的理论来源,它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否如其所说,秦先生究竟有没有隐瞒列宁的观点,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式道路”所体现出的“国有化道路”的争议上。其实,秦先生之所以要讨论列宁的观点,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这一点正是新自由主义世界话语体系的核心,而且,此次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也昭显无遗,既毫无顾忌,又何须掩盖?

  来看全书的两个主要内容,即一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是中国的“宗法农民”。

  “封建社会”本身是一个聚讼严重的概念。有意味的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以来,一直到八十年代,每次围绕封建社会的大讨论都与具体的中国社会政治的道路与变革密切相关。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围绕冯天瑜教授出版的《“封建”考论》而展开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学的主轴。 4秦先生的封建观讨论也不例外,其实是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产物。

  概括说来,就是秦先生用自己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否定“列宁主义”的封建观,“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就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 5,强调的是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秦先生认为这样的封建观被“我国理论界”歪曲为地主封建观,即从土地私有制的角度去反封建反地主,是反错了。而“我国理论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来源其实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在俄国革命之后出于政治家的谋略,为了从民粹派手中抢夺农民的支持,突然转换了自己的封建观,站到了落后农民的一边反土地私有制,“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观已经与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有了惊人的差异: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高纲领’与‘完全胜利’既然以村社农民的目标——消灭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为标志,封建主义自然就被理解为地主制、‘土地私有制’与租佃关系等等,而‘超经济强制’与人身依附关系有时被提起也忘不了强调它们是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 6 而这一点又被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继承下来,封建制就成了地主制。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不过是对斯大林的拿来主义,郭沫若的“自由封建主义”学说建立在中国商品货币经济和土地私有化基础上,不过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延伸。这就构成了严重的历史教训,从苏联的集体化农业到中国反封建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根源于此,这导致文革成为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回潮,——这就是秦先生最基本的历史叙事的逻辑。

  正是在这两种“封建观”的基础上,秦先生强调列宁从民粹派手中拿来的讨好农民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不过是“实用”的政治功利主义或投机主义,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本身是空洞的,——这就是自称比左派更懂列宁的秦先生对列宁“土地国有化”理论的全部解释,从《田园诗与交响曲》到此次的六篇雄文,秦先生不断重复的不过就是这些观点而已。秦先生质疑我不知道他对列宁土地国有化主张的论述,他忘了自己在《田园诗与交响曲》中的这些话了吗?

  而列宁却以政治家的敏锐与对俄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在“分家”与否实际上已经不是问题,而两种“分家方式”(即列宁说的普鲁士道路与美国式道路)之争又明显地是当局的“方式”占上风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与农民一起反对“分家”(实即反对斯托雷平式的“分”法)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分家”。至于这在理论上是否“反动”则并不重要,因为“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

  因此,列宁在1917年前后通过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农民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反省。……党的土地纲领不仅不应该与村社作对,而且应该主张土地国有化。应当说列宁当时说这些话是带有很强的实用考虑,因此他不仅强调了“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这一限定语,而且指出这一土地纲领主要作为“否定的概念”提出的,即它只说明我们不要什么(实即不要斯托雷平式的“分家”),而不说明我们要什么。 7

  上述论调是在讨论“什么是封建社会”的第一章出现的。在讨论“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的第七章,仍然建立在这样的论调基础上:

  列宁在不发达的俄国强调这一理论,主要是在1905年革命,尤其是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为使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适应并利用当时反对斯托雷平资本主义改革的民间村社复兴运动而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把村社运动的保守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实用目的。这一理论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8

  这里,秦先生强调正是列宁的这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实用主义”导致了其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灾难,所以,把这一理论(即中、俄农民具有革命性)用之封建时代的宗法农民,“则完全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见解”。换言之,只有“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才具有革命性,因为那时的农民具有“私有者的属性”,“资产阶级继承了农民作为私有者的属性”,而无产阶级接受的只是农民作为“劳动者”的属性。据说“从英、法、美等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农民在本质上首先是作为私有者,挣脱束缚的私有者,而体现出他们的革命性的”,至于作为“劳动者”的反剥削要求,“只有在融汇到自由私有制摆脱宗法劳动者束缚的过程中去时,才能发挥革命的、积极的作用。” 9 ——即只有作为“私有者”的农民才是革命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只有宗法性。而这样的理论用的仍然是列宁的名号:“我们知道列宁正是把自由化地主用暴力破坏农村公社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称之为‘彻底’的‘革命’。所以,我们说封建时代的农民能起革命的、积极的作用,在本质上只能是就他们的私有者属性而言。” 10但是,正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列宁投机革命,转向民粹主义纲领,导致二十世纪中、俄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只能是“民粹主义”反动性的体现。因此,告别宗法社会的民粹主义的“田园诗”,迈向私有制的自由解放的“狂想曲”,就成了秦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以上这些论述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一脉相承,特别是涉及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叙事上。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注意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的论述除了纯理论部分(消灭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交给国家)以外,予以肯定的实际上只有一点,即它将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也就是土地国有化有“破”的一面,而对于土地国有化的“立”的方面,即它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列宁却没有肯定任何东西……。

  ……

  这样一来,土地国有化在“立”的意义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了一个随意性极大的问题。如前所述,列宁在这个口号下既主张过一连串的“自由”,也主张过一连串的“禁止”。他曾把土地国有解释成美国式的、英国式的土地制度,解释成自由农场主制度,甚至声称在这一制度下全部土地将只“在富裕农民和中农进行分配”,而不应该分配给“贫农”或“无法成为农场主的”“懒惰农民”、“懒汉”和“废物”,否则就等于保留了“旧有”或“中世纪的”土地制度。但在另一些场合,土地国有化也被解释为“把村社放在第一位”,解释为“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这样一种随意性极大的土地国有化主张附予了布尔什维克以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可以使他们在斯托雷平改革后的复杂形势下,在“进步”与“反动”的主张交错存在于许多利益集团的格局中,在“彻底的”改革成为“反动”事业,而“开倒车的意图”反而是“社会进步”动力的“极其罕见的历史时刻”,得纵衡裨阖,游刃有余地度过那个尴尬时期,顺利地实现了理论重构,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调整与社会定位。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这部分社会民主派,从早期只求彻底“分家”,中期坚持“美国式分家”而反对“普鲁士式分家”,转化为后期适应于重建“大家庭”的村社复兴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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