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从江平先生的崇德中学到我的第三十一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4 次 更新时间:2011-12-22 14: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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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2011年10月底,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迎来百年华诞。

  去年,在一次为祝贺江平先生八十寿辰举办的法学界同仁的聚会上,我对德高望重的江平先生说:“江老师,说起来,我和您还算是中学校友呢!我是北京第三十一中毕业的。”江平先生眼睛一亮,马上笑着回答说:“对!早年叫崇德中学,是所教会中学,我在那里读了三年。”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位于西城区西绒线胡同33号,用今天的话说,位于京城“金不换”的核心地区,沿着这条胡同向东的方向前行大约1000米左右,就是北京的中心 —— 天安门广场。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由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于1874年的崇德学堂。学堂于1908年迁入绒线胡同筹建崇德中学堂,并于1911年10月28日正式开学,当时是北京市建校最早的普通中学。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31中学。当时还有一所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第一个将“万国公法”介绍给中国的外国人)创办的北京崇实中学(著名作家萧乾的母校),则改名为市立第21中学。

  在学校的杰出校友名人榜上,赫然显示着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级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测量学家的方俊、著名结构工程大师林同炎、有机化学家高振衡、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数学家关肇直,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江平先生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其介绍文字为: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江平先生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出生于大连。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父母迁入上海。一年后,因父亲调民国中国银行北平分行工作,他又随家迁居北平,就读于著名的崇德中学,在崇德中学期间,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的主席。194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8月,选入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从那时起,江平先生开始与法律专业结缘60年,其个人的命运跌宕起伏、枯荣交替,几乎就是新中国法治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在江平先生2010年出版的个人口述回忆录《岁月与枯荣 —— 八十自述》一书中,他用很多篇幅回忆了自己在北京崇德中学度过的难忘时光。很多人以为,江平先生早年留苏,俄文自然很好,其实,江平先生的英文可能比俄文更好。80年代中期,我在参与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法学卷》的编辑工作时,曾看到过一本经江平先生亲自校对过的英文翻译手稿,其中对英文词语的精准把握和校对速度,令我们这些后生们叹为观止。江平先生的英文基础,无疑就是当年在崇德中学打下的。

  在我们从小读过的历史教科书上,往往会将“教会学校”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读教会学校的人可能被有些人视为“汉奸”。这类仇恨教育对我们这代人影响甚深。在我幼年的时候,每当我站在街上用那种不谙世事的眼光注视着北京协和医院的招牌或者那些西方人遗留下来的教堂时,总会以为,里面或许要么潜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和特务,要么埋藏着发报机和变天账。

  其实,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当年来华办医院、办学校的欧美传教士们,其中绝大多数都虔诚地奉仰基督教济世助贫观念,他们一心希望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贫弱状态,我们从利马窦开始的传教士们竭尽全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行动中就不难获得证明。

  从那些赫赫有名的杰出校友名单中,人们不难看出,早年的崇德中学吸引了很多来自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与早年中国的私塾教育相比较,教会学校的师资、教材以及学校硬件设施都明显优越。在重视英文教育的同时,这些教会学校也表示出对所在国的尊重,比如聘用华人校长、重视中文教育、不强迫学生信教等。据记载,崇德中学当时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神职人员的子弟可不经考试,优先入学,免交学杂费;教徒子弟要经过考试,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学金待遇;同时还有百分之六左右的学生从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家庭生活拮据者学费全免。

  据查,“崇德”二字语出《论语•颜渊》,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由此可见当年的西方传教士们之用心良苦。据说,近十几年来,数任校长和众多校友都在呼吁恢复“崇德中学”的老校名。遗憾的是,一涉及到“教会学校”这个敏感背景,中国的事情就大致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前些年里一进校门矗立的领袖巨幅画像的地方,如今倒是换成了那个“崇德敬业、健康尚美”的早年校训。

  江平先生在他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中,还专门提到当年轰动北京城的芮德兰事件。1949年11月8日,崇德中学英籍教师芮德兰在课堂上训斥一位随地吐痰初二学生时,使用了侮辱中国人的“蛮横语言”。后来,发生在崇德中学校园里的这件事几乎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教育界的“声讨”。后来,人们一致主张向人民法院控诉“芮德兰罪行”,而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一控诉。

  1950年1月10日的《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如下:“北京市私立崇德中学英籍教员芮德兰侮辱该校学生卢祖翼、白违集、唐仑、李绍康、檀煜等五人,并诋毁该校全体同学一案,已于本月十日上午十时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宣判。判决为:被告芮德兰应登报悔过,并向崇德中学全体学生口头道歉。原告与被告双方对于这一判决都当庭表示接受。下午二时,法院派审判员贺战军到崇德中学执行这一判决,在该校全体学生与教职员工的集会上,由芮德兰向全体学生道歉。芮德兰认错启事也已送人民日报刊登”。

  今天看来,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此事件显然被过度放大了。据史料记载,英籍教员芮德兰本人其实是个很敬业的英文教师,崇德中学当时使用的英文教材大都是她一本本亲手编写的。但是她的脾气古怪,对学生过于刻薄和严厉。当年的事件,已经从个人品德修养层面被彻底“政治”化了。此事如果发生在今天,估计人民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此案的。退一步讲,芮德兰辱骂学生并“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确有错,但是那个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的同学是不是也需要做些“自我批评”呢?当然,再退一步讲,假如芮德兰不是个外国人,而是个具有中国血统的“洋买办”,在那个年代,大概会直接作为“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的,就大可不必去人民法院起诉了。

  后来,芮德兰又因为阻挠学生参加五一游行以及在学生中散布不利新政权的言论,被北京市军管会下令“48小时离境”。据说,当时数百名学生把芮德兰的宿舍围得水泄不通,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分子芮德兰!”。这个满头白发的英国女人,吓得直发抖。当天,她在军管会护送下绕道天津去了香港。

  接下来,前身属于教会学校的北京第三十一中,在1949年后迅速“向左转”。

  很多人大致都还记得,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著名的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然而,文革前的60年代初,三十一中有一位名叫李恩光的特级语文老师在教解此文时,遭遇了学生在课堂“造反”。

  一位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将士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拼死战斗,作者居然在此还提“喝豆浆、吃苹果、和爱人悠闲散步”的事儿,这其中明显有“资产阶级腐朽作风”之嫌。后来,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关“喝豆浆、吃苹果、和爱人悠闲散步”的句子统统被删除了。据说,当时主持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叶圣陶先生,也觉得这些话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他也力主删去这些词句。那位“造反”学生获得上级表彰。文革期间,那位身宽体胖、一脸佛像的李恩光老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名叫“李敢”。

  非常不幸的是,在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学老师们曾是最早的蒙难群体。那些時間里,校园里充斥着喧嚣、疯狂、暴力、死难以及不间断的民间私刑。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位旅居海外的三十一中校友写的文章,她回忆到:我生平第一次見到尸体,是在我的中学母校。一个男子躺在在担架上,面色铁青,被一群身穿绿色軍裝的男女红卫兵们簇拥著,把他抬进小礼堂里。据說他先被打,后“畏罪”跳楼。而那一端,教务小楼外的走廊上,一群红卫兵正追打一位外校女教师,她被剃了个“阴阳头”,小小的個子,黃黑大方格衬衫。她跑到走廊的尽头,终于被扭住,有人在用带铜头的军用抽打她……。

  学校的这个著名的小礼堂,在崇德中学时代,曾经是一个师生们做礼拜的小教堂,早年屋顶上还竖立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十字架。文革期间,那些耸人听闻的批斗和暴行就发生在小礼堂里面。可悲的是,当年的小教堂,如今成了停尸房。在这个据称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里,文革十年里竟发生了一幕幕惨剧和丑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恶魔一样的凶手?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至今依然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三十一中成为北京市率先“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专程来到学校看望“革命师生”。不久,在教学楼的后面还建立起了校办工厂,再次成为教育革命的示范。从此。前来参观访问的宾客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

  1971年,杨振宁夫妇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和探亲,他向大陆方面提出想到绒线胡同的中学母校看看。当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期。据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老师们回忆,为了迎接杨振宁夫妇,学校大搞卫生清洁、并特意对数十年的旧教学楼进行了紧急修缮。当时,让杨振宁夫妇看到的,只是一个简朴清洁的校园和一群群在小礼堂里“书声琅琅、歌声嘹亮”的学生们。没有什么人会告诉他们夫妇,就在几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不堪入目的疯狂和暴行。

  对于文革的看法,今天的人们会有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分析理解;即便涉及价值观、理论或主义之争,也可以继续研究和探討。但是,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們必须首先面对,这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革了文化的命,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是革了文明的命;它一开始就摧毁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违反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宗教信徒还是无神论者,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不约而同地信奉如下生活常识:仁慈、友爱、尊敬师长、崇拜知识、非暴力、讲卫生、懂礼貌等等。这些基本的常识,是所有的思想、主义、政治、制度、乃至各种宗教信仰都需要遵守的。不难想象,如果不从人类基本文明规范这个角度对文革做出彻底反思,我们这个民族今后的进步就可能永远是个疑问。

  据媒体报道,杨振宁先生在这次三十一中的百年校庆典礼上发表了即席演讲。他告诉年轻的中学生们:“我就读的30年代(1933年至1937年),是中国最暗淡的时期”。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重返母校时,一位名叫翟京华的女同学代表全校同学们向杨振宁先生献过花。如今翟京华已经是北京市杰出校长、知名教育管理专家、西城区育民小学校长。从这位女士的年龄看来,她应当是文革时“红色恐怖”的见证者。不过,她今天的身份,注定了她在主席台上发言时不会坦诚地告诉人们:自己当年就读这所中学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和阴暗的年代之一。

  述说历史,其实并不难,但难在述说本身的禁锢和限制。显然,这需要心灵的挑战和道义的承担,也需要知识的积累和启蒙的普及,我们在此不想过分难为这位杰出的女校友。只是,当我们今天和下一代谈起那个疯狂和恐怖的年代时,希望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们少一些怀旧,多一点反思,最好不要再告诉下一代人,当初那一回叫做“壮志豪情”,或者,今日这一章属于“青春无悔”。我想,这个请求或许不算过分。

  1974-1976年期间,我在北京三十一中学读初中和高中。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那是个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时,已经接近文革的尾声。中学里,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已经很少了,但是当众辱骂、羞辱老师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比如,我的同学们常常会肆无忌惮地给老师们起各种外号。看了《列宁在1918》后,有同学们对影片中刺杀列宁的女特务印象极深,就把这个形象和学校里一位外貌有些像外国人的英文老师联系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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