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里伊:在没有特别要思考的东西时,你在想什么?

——吉亚尼·瓦蒂莫著《哲学家的责任》简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1-12-20 2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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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里伊  

  

  乔纳森·里伊 著 吴万伟 译

  

  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著《哲学家的责任》简评(弗兰卡·阿格斯蒂尼(Franca d'Agostini)编辑和撰写绪论,威廉·麦克维格(William McCuaig)翻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53页 24.50美元

  吉亚尼·瓦蒂莫2000年首次以意大利语发表的像书一样长的“哲学家的责任”是对自己一直处于争议中的哲学家生活的辩护状。瓦蒂莫青年时期的天主教思想在他阅读尼采后被打得粉碎,在“上帝已死”的觉醒中,“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前景让他变成反对天主教等级体系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激进斗士。在1968年(正如他在简要但很说明问题的自传《不是上帝》2009出版英文版)中,他觉得自己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分子转变成了具有革命思想的毛主义者,不管毛主义者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几年后,人们得知他是同性恋者,通过积极参与争取艾滋病人权利和同性恋自豪政治的活动开始反对意大利整个既得利益者集团。

  与此同时,瓦蒂莫不知不觉地成为红色游击队的暗杀目标。如果他们认定混乱或妥协的任何迹象都是犯罪的观点是正确的,那瓦蒂莫就不大可能免除责任,他也可能懒得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是拼命工作的人,一直认真履行都灵大学教授的职责:对学生关心体贴,管理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礼貌客气。

  在选择哲学朋友时,他很随意不顾后果。他从来没有放弃早先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正确反对者尼采的狂热。在海德堡留学很长一段时间返回意大利后,他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鼓吹者,此人不仅是臭名昭著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而且被广泛认为是文化反动派,鼓吹回归充满神秘性和主观主义的前现代世界神秘力量。

  瓦蒂莫后来养成了访问美国的习惯,在那里他陶醉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活力和多元性中。他成为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朋友和革命同志。罗蒂的名声很大但也很有争议,他不仅把整个传统哲学扔进垃圾堆而且在自己头上戴了一顶笨蛋高帽,后来成为美国爱国者和“后现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糟糕的是,瓦蒂莫成功地通过尼采式无神论开辟了一条通往早已丧失的天主教信仰复兴的道路,这不仅惹恼了正统派基督徒也惹恼了正统的非信徒。最后,他决定通过他对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的特殊综合,用挑战性的非攻击性招牌“柔软思想”(pensiero debole)羞辱了每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哲学激进分子。

  如果瓦蒂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疏远和得罪潜在的朋友,那么他的《哲学家的责任》可以被看作赢回朋友的迟到的尝试。他认真地解释了他喜欢罗蒂与这位美国哲学家对待哲学经典的蛮横态度没有任何关系。在瓦蒂莫看来,经典著作是经过不断重复阅读而幸存下来的书,当自己的哲学思考尝试“很多程度上是其持久性的成果”时,把它们当作骗人的玩意儿不屑一顾是没有道理的。他对罗蒂夸耀的没有任何真理也能在哲学界混下去的说法也不以为然。他说,真理是普通的日常思考的前提,哲学就是从日常思考中诞生的而且应该返回到日常思考中,任何“拉直狗的后退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但瓦蒂莫仍然喜欢罗蒂:他欣赏罗蒂的大胆挑战和不合情理---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的意思都差不多,他颠覆了罗蒂真诚与讽刺的结合以及他的顽强、谦虚、滑稽、马虎、和怪癖。

  瓦蒂莫讲述了其他思想英雄的类似故事。他承认海德格尔在阐述西方哲学是命中注定的遗忘过程时的反动的怀旧情绪,但认为如果我们仔细倾听,将会听到更有意思的东西:海德格尔仍然存在的微小希望,希望未来我们能组织记忆中的苦难并有勇气做出新东西。他在尼采著作中也发现同样微妙的乐观主义。一旦停止对“如何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的嚎叫,尼采就非常慷慨地承认我们需要与不同观点的人对话。在拥有不同视角的世界,我们必须对话,不然只有死掉。

  如果不存在通向真理的特殊热线,那么哲学在瓦蒂莫看来就并不比“被弄得不那么模糊和混乱的流行意识形态”强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过是对通俗常识的无休止重复。“流行的心态”包含众多内容,包括健康、疾病和抗体,或亚当、夏娃和毒蛇。日常生活的河流或许因为污染堵塞了,但哲学如果厌恶地离开,它将死于空虚。讨论是哲学游戏的名称,哲学家应该更敏感地与魔鬼而不是天使共进晚餐,如与最邪恶的大屠杀刽子手、最狂热的恐怖分子和最残忍的独裁者对话。即使最坏的道德恶魔肯定也包含些许善意或为世界做好事的想法,通过集中在这些仁慈的萌芽上,我们或许能把难以妥协的差异变成长久对话的可能性。瓦蒂莫实践的“柔软思想”不是胆怯地回避对抗而是坚持温柔的对话艺术的微小但无私的决心,绝对与任何人对话,不是拿着锤子而是拿着葡萄酒和杯子进行哲学思考。

  在《哲学家的责任》最后几页,瓦蒂莫追踪了他对哲学和政治的态度变化轨迹和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他说,“如果你是可怜的寡妇的儿子,父亲从偏僻的南方来到都灵当警察,你对社会的不满会促使你鼓吹激进改革。”他的身世使他对“救赎”非常感兴趣,正如他说的“但主要不是我自己的救赎”,因此基督教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一发现哲学后就有了找到家的感觉。他最初接触的是作为天主教教育一部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因为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吸引了他。当他转向尼采、海德格尔、罗蒂时,他感到快乐的是他们讽刺的能力、生活在没有确定性、没有自豪感、没有观点甚至没有思想的社会的意愿。

  瓦蒂莫用在我看来对哲学的最佳定义之一作为结束,他说“哲学就是在没有特别要思考的内容时,你在想的东西。”从体制的观点看,哲学当然是一个丑闻,不像科学性学科那样严谨,也没有思想优势。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生活在这个时代和地方,让他能靠当老师谋生,除了提供一些“没有具体思想的想法”外,一无所能。但如果瓦蒂莫在哲学中找到栖身之地是一种幸运,那么,哲学能在他身上找到捍卫者则是更大的幸运。

  

  作者简介:

  乔纳森·里伊(Jonathan Rée)居住在英格兰的自由哲学家。著有《无产阶级哲学家》(1984)、《哲学故事:哲学和文学文集》(1987)、《我看见了声音:失聪、语言和感觉---哲学史》(1999),编辑《克尔凯郭尔读本》(1988)和《简明西方哲学百科全书》(2004)。他的哲学文章常常发表在《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独立报》、《展望》、《新人文主义者》等著名刊物上。

  译自: What You Ar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Have Nothing in Particular to Think About By Jonathan Rée

  http://www.thecommonreview.org/article/article/what-you-are-thinking-about-when-you-have-nothing-in-particular-to-think-about.html?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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