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诗人正越来越退居到社会精神生活的边缘，这是不是真实的判断？诗歌的困境在于创作者、读者，或者是它所借助的语言工具本身？
主持人 刘芳
这是世界诗歌界最为关切的话题。在11月10日至13日举行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来自世界各地的19位诗人，就大师与母语、词与世界、跨语际写作、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等主题展开了对话。
财新《新世纪》周刊特邀两岸三地汉语诗人，畅谈诗歌在本地的困境与出路。
罗智成：
（台湾诗人，现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
来香港之前，我刚从台湾花莲的太平洋诗歌节回来，台北诗歌节也在同时举办。我感觉现在在台湾，诗歌的状况比较友善：诗人相对活跃，喜欢读诗的年轻人也很多，有些忠诚度很高的读者，常常会先于学院和评论界关注诗人的创作。前几天我还开玩笑说，这么多人来听诗，我们写诗仅有的孤独感都要没有了。
这大概跟大陆的状况不太一样。我感觉到，在大陆写诗需要更勇敢，因为这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那比较像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诗有较明确的指向和反抗的目标：常对传统或者说主流的价值含批判态度，排斥中产阶级的世俗趣味，关注内心的躁动，以及表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选择诗歌创作并非只是决定一种文学工具，更是选择你要如何面对这个社会。相比之下，现在台湾的诗更加生活化，更像是一种life style（生活方式）。有时候最艰深的现代诗，可能也是最流行的歌词，比如说年轻人喜爱的方文山、苏打绿都是这类。
之所以如此，我想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教育，现代诗逐渐进入台湾教材，作为考核学生标准的内容之一。二是媒体，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历了理想主义的媒体时代。很多媒体都致力于促进文化发展，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都不是官方的奖项，而是诸如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代文学奖等媒体奖项。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得文化人在台湾社会很受尊重。他们的穿透力很强，如果在媒体上发声，其意见与共识会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的自信与社会贡献也越来越大。
也因此，在台湾，文化人在引导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描摹出通往美好生活的多种路径，比如有知名摄影师放弃大城市生活，回到家乡种植有机稻米，这让整个台湾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自主选择，而不必在同一条道路上拥挤竞争，因此整个社会的心态相对从容。这可能也是与当下大陆情况的最大不同之一。在大陆，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被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经济增长，所以房子越大越好，车子越贵越好，大家普遍有一种焦虑感。
当然，台湾诗歌也有自己的困境。在我看来，现在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在写作技巧以及各种实验方面都非常熟练，但是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我们要拿这个来干什么？时代的典范在变迁，到底要把自己安置在什么样的任务上面？在个人风格辨识的问题上，我想他们还在寻找答案。
王良和：
（香港诗人，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副教授）
今天两岸三地的情况大不相同，仅从我所知的香港部分来说，我觉得说诗歌陷入“困境”并不恰当。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诗歌，那时台湾的诗人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立刻成为香港诗坛的中心。同时他也担任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评审，评选出来的获奖作品也都有点像他的风格。这类追求凝练、古典风格的作品被大家称为“余派”，是否真正适应香港诗歌，当时诗坛对此也有讨论。
上世纪80年代，本土诗人逐渐崛起，如梁秉钧（也斯）、叶辉等，他们提倡诗歌创作应根植于香港社会的市民生活，用平实的口语创作。这些作品有清晰的香港本土意识，有时一首诗可能就写茶餐厅里的谈话，或者洁工扫地的情景，这与余光中“与永恒拔河”的隽永风格很不相同。所以1985年余光中从香港回到台湾，1986年梁秉钧从美国回来香港，香港诗风大转，转为提倡朴素、具象的现代派。这从文学奖的评审风格可看出来。
到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黄灿然来到香港，介绍了很多海外译作。关梦南在《星岛日报》创办“文艺气象”副刊，每日以整版内容介绍文艺内容，黄灿然在此版面做了大量工作。1997年诗人廖伟棠也从大陆来到香港，在旺角的东岸书店做店员，那时书店里有很多大陆诗集，比如张枣、西川的诗集都可以买到。可以说那段时期，香港诗歌又受到很多内地诗歌的影响。
现在香港诗歌的状况是，没有什么中心人物，但活跃、多元；虽然相对边缘，但情况并没有差到需要大声疾呼的地步。相反，应该说现在的状况好多了。过去我的很多写诗的朋友，连讲演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只能做工，业余时间才关注文学，但现在不少人可以靠创作为生，可以在大学或者中小学授课。此前中国语文与文学课是分家的，认为中学生不怎么需要懂得创作，2000年左右的课程改革开始教授文学创作与欣赏，预科文学考试也将文学创作列入考试内容；以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也不选香港本土的创作内容，现在包括我的作品在内的诗歌都被选中；包括这次国际大型诗歌活动，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诗歌有自己的一条路，它比较看重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对我们而言，你自己生命中宝贵的经验，怎么狠下心去残忍地隔离？有这样的共识，是因为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反思，究竟是否要完全切断诗与读者的联系。现在大家不再喜欢句句跳跃的风格，而是希望读者句句都懂，依然感动。
所以台湾人大概都不欣赏香港诗，我们也不那么认可台湾诗。而大陆的很多诗人都志存高远，认为要写前人都没有写过的诗，要把失去的几十年快点追回来，要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在这方面，香港很淡然。现在我们看诗只看一个点，就是生活底蕴够不够厚，有没有你爱的人、人的生活在其中。
于坚：
（大陆诗人、作家、纪录片导演）
诗歌从来没有真正主流过，至少在大陆是如此。它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一样，是精神高端，自古以来就是一部边缘的历史。但它因为边缘而不朽，也从不因主流文化的忽视而消失。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诗歌显得相对活跃，那是因为80年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与其说诗歌成为中心，不如说是时代造成的假象。当然今天也有诗人为诗歌的位置感到焦虑，他们认为诗歌既然是精神高端，也应该成为传媒高端。
其实诗歌的边缘化很正常，在当代中国尤其正常。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与人民币没关系的严肃写作与美学都被边缘，不独诗歌如此。而诗歌的边缘，也不是因为诗人高尚，而是写诗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这个状态，想围着人民币转也转不了。
但我认为即便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在中国也不会太边缘化。因为汉语本身就是诗歌的语言，运用汉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在今天，国际上最为认可的中国当代文学还是诗歌，如上世纪80年代以北岛、多多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作品，以及今天国际评论界逐渐意识到的新的一代。
所以今天我们说汉语诗歌的困境，主要是在讨论汉语的困境。汉语本就是指向诗而非指向工具的语言，它不像起源于地中海的西方语言，本为了商贸而产生，需要精确；汉语是用来招魂的语言，语义暧昧，有韵律感，所以中国从古代就被称为是诗国。
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民族都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已不适宜现代化，不能精确表达，因而进行语言改革。如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就驱除宗教意义在语言上的干涉；比如日本明治维新，首先就是引入平假名，加入现在时、过去时等时态，对语义进行限制。汉语没有经历这样的调整，却以几千年前的古老语言在40年中实现经济起飞，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是在西方，现代化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与其背后的宗教信仰体系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则仅学习了工具理性层面，精神支柱空乏，因此汉语也就变得贫瘠。这是今天很大的困境。或者说，这并非汉语本身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语言的困境。因此，诸如海德格尔才会做出不懈探寻，重新找出人在工业化时代的位置在哪里。
如今汉语面对两个选择：是勇往直前继续向工具理性发展，适应现代化更多需求，还是返回到古老的诗意传统中？这是今天面临的最大困境，自然这问题也属于诗人和诗歌。我以为今天汉语写作需要张扬的是汉语的原始神性。海德格尔说，“如若人通过其语言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与召唤之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家中。”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今天的写作，应当意识到汉语是一种最后的拯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