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良:从党的执政理念看中国现在需要鼓励生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0 次 更新时间:2011-12-03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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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良  

自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8,中国的生育率便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就要减少。从1991年总和生育率降到世代更替水平开始,中国生育率快速下滑到超低的危险水平。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也仅有1.33,近年历次人口抽查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3左右。1.3的总和生育率危害有多大呢?在性别比正常、儿童死亡率比较低的发达国家,1.3的生育率可使人口每过一代减少40%,二代减少64%,三代减少78.4%!但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新生儿男女性别比超过120:100),儿童死亡率也大比发达国家高,实际上中国1.3左右的生育率在一代人(约3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就可以使中国人口减少50%!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在低生育率之下,人口形势何等严峻!

实际上,在低生育率之下,无论从党的宗旨、党的理想来考虑,还是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执政需要来考虑,中国现在都应该大力鼓励生育。

一、党的宗旨内在的要求中国现在应该大力鼓励生育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应该为人民的现在服务,也应为人民的未来服务。低生育率、少子化的结果就是未来老龄化极其严重,社会经济与民众压力极大。从服务于人民未来考虑,党的宗旨就内在的要求要鼓励生育。

有人认为,少生孩子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十分谬误的。经济发展的根本依赖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口。人口的持续发展是人力资本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科技进步的强劲动力。所谓节约的社会抚养费,那是在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远高于物力资本投资。我没有在哪本经济学教科书上看到有“节约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一说。少生孩子,减少人力资本或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发展的潜力,皆不利于科技的发展进步,因而少生孩子根本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并且,少生孩子、低生育率必将使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使未来中国重老龄化,养老负担极重,社会资源被迫更大比例的投入养老,严重抢占用于发展的资源。跨国研究表明,由于老龄化降低人口活力、创新活力、经济社会活力且恶化投资预期,老龄化是十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日本工业部门的投资大致相同,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超过日本。目前日本的投资额比美国多三分之一,但劳动生产率仍落后美国近20%,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情况也大致如此。另外,少生孩子使未来中国生产创造的人口大减,劳动人口比重大幅降低。中国的整体家庭结构模式介于一孩与二孩之间,但偏向于一孩。对于一孩的家庭模式,也即是421家庭结构,当最大的一代退休时,劳动力一次性暴减2/3或4/7!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劳动力暴减2/3或4/7无论是对它的家庭总收入还是家庭人均收入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国家由数以万计的家庭组成,家庭的经济遭受如此冲击,难道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还能比这更好?日本家庭模式也居于一孩与二孩之间,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5月21日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家庭平均年收入556万日元,比前一年减少了1 0.6万日元,为1989年以来近19年的最低,回到了1988年的水平。这与1994年664.2万日元的峰值相比减少了108万日元,也即降低了16.26%。厚生劳动省同时认为,家庭成员的老龄化导致的工资等收入的减少是造成整体收入下降的原因。而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家庭财富在未来20年将进入绝对下降期,到2024年将降至1997年的水平。中国与日本人口结构相似,可想而知,少生孩子的结果是:今天日本的状况将是明天的中国所不得不面对的。这说明少生孩子最终危害经济发展,也最终危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鼓励生育,多投资人力资本,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人认为,少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可以降低人口分母,降低养育压力,从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其实,这是相当目光短浅的,而且是大错特错。是的,现在一对父母养一个孩子看似降低了民众压力。但未来呢?一个421结构的家庭,一个孩子要养两个父母四个爷爷辈势必要大幅提高民众的养老压力。这怎么是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呢?有人认为,未来经济发展了,养老制度健全了,不靠孩子也能解决养老问题。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养老人不是饲养动物,人的需要会跟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特别是,人均寿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人均医疗护理费用又随人口年龄提升而递增。其最终结果是,经济发展未必能够提高养老能力,也可能因为经济发展导致寿命延长和寿命延长所导致的医疗护理费用加速提高而最终导致养老能力降低。就像经济发展反而感到养孩子越来越难一样,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是养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甚至养孩子还因此成为年轻人的“奢侈品”。经济发展未必提高养老能力,从中国城乡养老压力差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养老压力差别、发达国家现在与过去的养老压力差别来看,经济发展反而降低养老能力、提高养老压力。所以,说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就自动解决,那纯粹是忽悠中国人。而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老人手中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纸,还必须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真正的财富,否则它只是一堆废纸而不能购买任何东西。无论任何养老方式,真正的依靠者和养老供给者还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的的孩子。如果整个国家社会都没有孩子,未来就没有劳动者,也就不会有人给你养老,一切养老方式也都无法存在。所以,养孩子,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由于养孩子边际成本递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高,养孩子风险远比其他投资方式低,且能解决老年依赖和感情需求问题,所以养孩子是最好的养老方式。而只生一个孩子,无疑让许多国民老来穷,养老压力沉重,甚至因独子死亡而老无所依,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穷人更是如此。特别是,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服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经济不景气,使老年人的养老投资大幅缩水。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养老空有制度而严重缺乏劳动力对其投入,社会化养老方式处于低水平的濒临破产的运转,老人获得的养老资金必定相对大幅减少。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而鼓励生育,则会很好的降低未来的养老压力,提高未来民众的生活水平。

有人认为,少生孩子可以降低就业压力,提高工资,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实,经济规律决定恰恰相反,少生孩子反而提高就业压力并降低工资。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从怀孕开始,到大学毕业,这些未参加劳动的人口创造了大量消费。少生孩子,必然减少孩子的相关消费,特别是孩子创造的消费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少生孩子必然增大就业压力。况且,孩子需要人照顾,少生孩子则提高就业参与率,进一步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许有人说孩子终会长大并进入就业市场。是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要就业岗位,但是这个年龄段也是人生消费最旺盛的时候,汽车、房产、各种电子电器等这时会被他们大量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就业来自消费需求,需求创造就业,他们旺盛的消费所创造就业岗位大于他们的就业需求,因而孩子长大了也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是相反。由于少生孩子提高了就业压力,必然不利于工资的提高。况且低生育率使人口迅速老化,年龄活力降低,创造力下降,就业竞争力降低,显然也不利于工资的提高。工资提高的长远动力来自科技发展,少生孩子减少人力资本放慢科技发展速度,自然不利于工资的长期提高。而鼓励生育,不仅会降低现在的就业压力,还有降低未来的就业压力,更有利于工资的长期提高。

还有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减少了,降到所谓的适宜人口水平,未来我们就生活的更好了。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原始人生活水平最高,因为原始人最少!但恰恰相反,原始人是赤贫。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口密度仅137人/K㎡(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即使按“瑷珲腾冲线”以东人口稠密地区计算,也仅为299人/K㎡,排名第34位),而日本350人/K㎡、韩国490人/K㎡、新加坡6376人/K㎡、英国249人/K㎡、德国236人/K㎡、荷兰397人/K㎡、比利时342人/K㎡,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生活的更差,他们应减少人口以改善生活。特别是新加坡,已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也最美丽。显然这种减少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说法是相当谬误的,因为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经济科技水平为基础所形成的综合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原始人均资源的多少。经济水平以科技为基础,而科技是由人创造的,创造科技使用科技的人口越多则生活水平就越高,因而人口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而所谓的人口多,人口密度高,人口拥挤,这是在玩数字游戏。在城市化之下,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口其居住的人口密度是一样的。美国只有三亿人,但纽约、费城、芝加哥一样非常拥挤。西欧国家人口低惯性增长,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仍快速增加。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是人口还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虽然俄罗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样高房价!所谓的人口密度与总人口数的关系在城市化下都是数字假象,人口生理密度在城市化下与人口总数无关,适宜人口生理论在城市化下是虚伪的数字游戏,毫无实际意义。其实,无论是城市交通还是铁路,人口多可以使交通更便利。城市交通最快的是地铁和轻轨,但建设与运营成本大,只有足够数量的人口才能降低人均成本到经济适可的程度。而铁路也同样如此,比如京津高铁、京沪高铁让京津沪的交通更便利,而郑西高铁还迫使郑州至西安的航线全部停飞,人口多让这些固定成本高昂的便利的交通方式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而使交通更便捷便宜舒畅。所谓人口多挤公交、挤火车、高房价等,统统与人口的多少无关或相关很小。在经济贸易全球化和资源使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多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更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鼓励生育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有人认为,世界不能承受一个13亿人口的发达中国。所以中国需要少生孩子减少人口,否则就不能进入发达国家、享受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不仅有美国专家劝说中国人口不减少就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竟连曾给中央讲课的经济学家程恩富也认为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人口就必须降低到5亿。可惜,据美国预计,美国2010年人口要超过5亿,是不是美国由此沦落为发展中国家呢?欧洲现在有人口7.3亿,是不是合并成一个国家后就立即变成穷国呢?现在非洲人口已经超过10亿而且还在高速增长,印度人口预计2100年要超过18亿,是不是非洲永远贫穷印度永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呢?“世界”人口68亿,而且还在增加,是不是“世界”要永远贫困呢?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是不是把中国34省看做34国而任何一个省人口都不过一亿是不是又可以成为发达国家了?显然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但让人费解的是,中国明明知道自己人口多,却要学习美国高耗资源的发展模式,一边大量浪费自己的资源大肆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再一边高喊自己这种耗费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模式无法承载13亿人口进入发达国家,中国人岂不太可笑了?为什么不学习日本节约资源高效环保的发展模式?世界可以允许100发达的日本,未来地球也可以允许一个人口达100亿人口发达的世界,为什么独独不能允许一个13亿或者20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显然不是无知就是在阴谋误导中国。所谓发达,也就是经济科技水平高。而鼓励生育,多培育人力资本,则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因而鼓励生育更有利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既然少生孩子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低生育率又要降低未来民众的生活水平。那么,在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党的宗旨就内在的要求停止当前抑制生育的政策并鼓励生育。

二、实现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要求中国必须鼓励生育

我们党自成立起,我们党就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仁人志士、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目标。重温党的这一伟大理想,回顾革命先烈的追求,我们不仅有责任鼓励生育,而且有义务鼓励生育。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现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但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载者,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识技术和物质资源使用无国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实力和财富。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不是经济的竞争,也不是科技的竞争,更不是军事或政治的竞争,因为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只是人的竞争,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竞争。未来大国长期竞争的实质是创造竞争主体——人口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不断发展,后发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使世界各国人口素质具有趋同趋势,未来很难再有今天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人口素质差别。当人口素质的鸿沟消失时,人口数量和结构就是人口实力的一切。创造和吸引竞争的主体——人口,才是未来大国最根本的竞争。保持或促进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将是未来大国竞争中最具根本性的竞争。由于相互学习和发展,制度因素趋于同质化,经济基础差别鸿沟消失,人口因素将更趋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地位。在人口这个竞争上胜利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就跟着胜利了。而在人口竞争上失败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败。无论过去他多么强盛多么辉煌,人口竞争的失败将注定一切的失败。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识技术)只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维持这个力量之源的强大。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中国崛起就无从谈起。

所以,在低生育率的今天,鼓励生育,即是实现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又是实现先烈遗愿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全世界中华儿女心愿的必由之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复兴第一的人口根基,如果这个人口根基毁在我们当代人手里,我们何颜见炎黄二老?我们中国建国时本有崛起第一的人口根基,如果这个人口根基毁在我们当代人手里,我们何颜见革命先烈?我们中华民族有再次长期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根基,如果毁在我们当代人手里,我们何颜面对子孙后代?鼓励生育,强大国家力量,壮大民族实力,保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再现中华民族雄踞世界的伟大辉煌,为人类留下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子孙留下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世界留下一个维系热爱和平的强大力量,为未来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的人口活力,是历史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伟大使命。这样,我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和先烈,下对得起子孙和未来。所以,现在鼓励生育,不仅是实现我们理想的要求,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与义务。

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鼓励生育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人类社会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试想想,一个孩子不生,一百年之后哪还有物质再生产?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物质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是人活动的结果,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所以人口是生产力的生命载体。本文第一小节已经证明,少生孩子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即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现在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是在压迫人口再生产,也即是压迫生产力生命载体的再生产,因而压迫人口再生产就是压迫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的根本依赖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口。人口的持续发展是人力资本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科技进步的强劲动力。少生孩子,减少人力资本或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发展的潜力,根本不利于科技的发展进步,因而也不利于发展生产力。

同时,现行抑制生育的政策也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首先,如本文第一小节所说,少生孩子会提高就业压力,更导致未来的就业危机。而就业问题,对穷人更加重要,就业压力的扩大或就业危机对穷人的危害更大。失业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穷人的问题,而少生孩子降低内需增大就业压力制造就业危机无疑要使贫富差距更大。其次,一胎政策导致养育费用大幅升高。由于独生子女的唯一性和珍贵性,家庭采取精品关爱和精英教育模式,导致抚养和教育投入大幅提高。结果导致一般收入及以下人口因教育负担高而贫穷;或因上不起学失去发展机会,失去摆脱贫困的机会。最终导致贫困及一般收入群体与富有群体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温家宝总理感叹大学的农村娃越来越少,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穷人孩子越来越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费用的大幅提高排挤了穷人。第三,现行人口政策反向调节,富裕的城市仅规定只生一个孩子,拉大了城乡贫富差距。第四,缩小贫富差距依赖人类资本的投资,而“超生”罚款降低了“超生”父母培育孩子的经济能力,无疑是扩大了贫富差距。如果是鼓励生育,就会恰恰相反。首先会扩大内需,降低就业压力,更有利于穷人提高收入。其次,国家鼓励生育,就会加入教育投入从而降低生育压力,其结果就是教育费用与教育贫富差距的双双降低,十分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第三,允许城市人多生,允许富人多生,不仅会稀释财富集中程度,还会因城市人与富人多生而扩大内需(有利于穷人与农村人就业和收入提高),从而降低贫富差距。第四,鼓励生育,国家补助父母,会增强父母培育孩子的经济实力,有利于提升孩子尤其是中低加入收入孩子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强有力的降低贫富差距。

所以,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鼓励生育。只有鼓励生育,才能更好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决定中国应该大力鼓励生育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还是应该鼓励生育,我们也应该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决定。

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基础,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是经济实力的载体。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继续实施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必然严重损害中国未来的人口实力,使未来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旺盛人口持续的大幅减少,将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而鼓励生育,培养更强大的人力资源,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将强有力的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创造劳动大军实力的提高,进而将强有力的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实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上依赖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综合国力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综合国力当然是以人为基础的。少生孩子阻碍科技发展,也就同时阻碍了经济发展。少生孩子、低生育率造成中国兵源大幅萎缩和未来支持军事发展的财政力量相对大幅削弱,当然不可能利于中国军力的发展。GDP=人均GDP×人口数量。而少生孩子、低生育率,既会通过重老龄化相对降低未来中国人均GDP(像日本相当于美国一样),又要大幅减少未来的中国人口,无疑要大幅削减未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笔者已经证明,在知识经济时代:边际人口科技拉力递增,边际人口GDP递增,边际人口军事实力递增和边际人口综合国力递增。所以,无论如何,少生孩子根本不可能强国。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所惩罚“超生”父母而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其实全是宝贵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对民族国家力量之源的投资。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而父母只收益了一小部分,如果按照“谁收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不应是父母向国家支付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也即是超生罚款,其实大部分变成了各色各样的行政成本和灰色收入)”,而应是国家与社会向父母补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父母所得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一般不会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总收益的10%,而90%以上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被国家与社会拿走了,所以按照“谁收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国家应至少向父母支付“从孕育到毕业”90%的费用。而我们现在,却要惩罚想多投资人力资本的父母,奖赏少投资的,结果是罚了父母的款,把父母原本用于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资金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行政耗费。人家生孩子本来就影响工作和收入,这时再来罚款或开除公职,对这些家庭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结果,不仅我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总实力由此大幅降低,而且超生家庭的生活水平由此降低;不仅不利于未来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且还不利于未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完全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背道而驰。

鼓励生育,不仅可以通过降低未来老龄化水平、降低未来养老压力和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来提高人民的社会水平,还可以通过改善分配和改善民生的效应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鼓励生育,为了提高生育率,像其他国家一样,国家必然会想方设法降低民众的生活压力和养育压力。比如,生育补贴,儿童补助,医疗补贴,教育费用减免,提高最低工资,减免所得税,住房优惠,加强劳动社会保障(尤其是对妇女的保护与保障)等,而不是现在额外增加的各种罚款和对工作工资的惩罚。所以,鼓励生育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民生投入的提高,因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如在美国,2009年美国加州单身无业母亲娜德雅?苏尔曼生八胞胎,仅靠领取社会福利就生活无忧。苏莱曼总共已经生育了14个孩子,现在她每个月都要领取大笔社会福利,不包括这次产下的8胞胎,她单靠6个孩子现在每月都可以领取相当于25000元人民币的社会救助。而在中国则没有那么幸运了,2006年河南杞县一夫妇生了5胞胎,与2008年北京奥运吉祥物五福娃同名。由于中国在实施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自然就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资助。由于无力养活,该夫妻生被迫带五福娃沿街乞讨。如果中国鼓励生育,不仅仅是奥运五福娃命运的改变,还可以趁机改善改善民生、改善收入分配、改善中国的社会生态。

所以,依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中国应该停止当前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转而大力鼓励生育。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在要求鼓励生育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内在的要求中国应该大力鼓励生育。

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也是经济全球化与资源贸易全球化的时代,更是人力资本成为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力资本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效率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完善,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提高,从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本、从人力资本转化为知识技术、再从知识技术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效率越来越高。人的价值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拓展,人力资源业已成为当今时代最宝贵的资源。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在知识技术引领世界的时代,在人口素质相互追赶差别日趋缩小的时代,在人力资本为王的时代,鼓励生育是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最源头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以人最高、一切为人服务的文化。而过去人口政策所反映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马寅初人口经济思想、人口负担论和人口减少人均GDP增加的发展观是以物为本、以物质资本最高、为短暂人均GDP服务的陈旧的落后的短视的文化。而计生宣传与行为所塑造的仇视生育、贬低人口、不尊重生命与人身权利(如强制结扎、坠胎,非法逮捕、关押)的文化是十分不健康的文化。只有鼓励生育,肯定生育与人口的价值,才能更好的创造出尊重人、赞美人、重视人的价值、敬畏生命和公民权利的现代社会文化。所以鼓励生育,塑造赞美生育、肯定人口价值的健康文化,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也是中国人口文化现代化的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包括人民当今的利益、人民未来的利益,还包括人民远未来的利益;民族未来与子孙后代的利益。无论任何计划生育惩罚措施,实际上都有损于人民现在的。而少生孩子、低生育率所造成未来重老龄化和沉重的养老压力,又损害人民的未来利益。我们中国现在的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低到世界的10%,我们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决定这个比例还会继续降低(因为全世界总和生育率是2.6,而中国仅1.3左右),这必将严重损害我们民族未来的实力和子孙后代生存与安全。所以,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中国应该大力鼓励生育。

六、实践党的科学发展观需要鼓励生育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最先进的发展观。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载体,所以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有机体。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而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科学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核心组成部分。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必定使未来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很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到来,科学发展观就自动要求中国要与时俱进、大力鼓励生育。

七、党的执政需要鼓励生育

在新中国成立时,我党是通过推翻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因而赢得人民的支持获得了执政地位。而现在,在民主法制发展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我党执政合法性与稳定性的最重要基础是改革开放31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国力的迅速增长。但是,由于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现在的超低生育率必定会严重危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持续的低生育率将造成我国劳动人口急剧衰减,老龄化急速推进,必定会造成未来的经济发展危机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危机。

另外,现行人口政策下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十分严重。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20万。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同时,现在人口政策所造成的超低生育率与“为富先老”,势必严重危害稳定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稳定器,但现在和未来急剧增长的养老负担和中国还比较穷的现实使中国这一稳定器的建设至多是很低水平的广覆盖。因为中国即使再发展10年仍旧比较穷,况且中国的发展本身需要整个国家的大量投入,除非中国愿意让国家发展的资源被被社保吃光。现在尽管有来自全国的年轻人口去补贴上海人口再生产的不足,且上海经济实力又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强,但上海面对自己的社保仍力不从心。2008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支出不到900多亿,而用于弥补社保的窟窿竟达170多亿,占财政支出的18%。现在是全国年轻人口补贴最富裕的上海,但未来谁来谁又能补贴依旧比较穷的中国?恐怕上帝也给不出答案。但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又比较脆弱,对社会的和谐安定稳定作用必将严重不足。

现在人口政策和低生育率所塑造的未来,不仅有养老的危机、老龄化的危机、人口大规模衰减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危机,还有性别比失衡和社会保障的危机。而据这场危机的爆发,或者说这些现行人口政策恶果的集中显示,我们大概仅仅只有10年或15年的时间。根据《人民论坛》杂志“千人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10项挑战依次分别为: “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基层干群冲突”; “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在这十项挑战中,现行人口政策将直接或间接加剧“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基层干群冲突”、“收入低”、“老龄化矛盾”、“大学就业难”这六项危机。按照时间推测,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六项危机和其余四项危机很可能将会集中爆发。到那时,现在支撑我们党执政基础的“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国力的迅速增长”将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危害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危机将或多或少的在低生育率危机大规模显现时集中爆发。到那时,恐怕我们党只有疲于应付了。而鼓励生育,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或解决养老危机、老龄化危机、人口大规模衰减危机、经济危机、民族与国家危机、性别比失衡危机和社会保障危机的危机,还可以消除计生腐败、缓解干群冲突(尤其是农村)、改善收入分配、降低贫富差距、改善社会生态、降低就业压力,更有利于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良性发展。所以,无论从党的执政需要考虑,还是从解决国家未来危机考虑,中国现在都应该毫不迟疑的大力鼓励生育。

依照客观规律,科学分析党的宗旨、党的理想、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需要与人口政策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鼓励生育完全符合党的执政理念。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今天,鼓励生育不仅是党的执政理念的要求,更是科学贯穿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党的执政理念内在要求鼓励生育,这不仅说明了我党执政理念的科学性与前瞻性,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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