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0 次 更新时间:2011-11-29 13: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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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华  

  

  【内容提要】南海本田开启的罢工潮在规模、范围、形式、强度、效果和工人的诉求等方面都体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特征,已有的劳工抗争视角难以对这种变化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研究通过对珠三角三厂罢工事件的考察,指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动员的中介,对代工厂工人的认知形塑和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避免镇压,示范动员以供经验借鉴。但其动员效果也因国家的封锁和资本的反击而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另外,互联网在组织动员潜力方面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可与其相互补充。

  

  【关键词】代工厂工人 互联网动员 集体抗争

  

  一、问题缘起

  

  2010年5月份的南海本田罢工强有力地开启了绵延全国各地代工厂新工人的罢工潮。来自国际工会联合会香港联络处(IHLO)的一份报告表明,仅广东省就有一百多家企业随后爆发了为争取更高薪酬待遇的罢工①。新工人的反抗声势在北方代工厂中也丝毫不减,仅大连一地就在短短三个月内爆发了波及73家企业、有7万工人参与的罢工潮,其主要诉求同样为加薪②。让人惊讶的绝不仅仅在于此次罢工潮的规模、范围和工人抗争的主动性。参与罢工的部分工人在同时面临政府镇压和资方的威胁恐吓、分化诱骗时,表现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烈的战斗性和团结精神,一些工厂的罢工甚至在酷暑中持续了一星期以上。许多罢工也表现出高度的有序、理性,工人往往从一开始就商定要文明罢工,不破坏工厂设备,甚至连公司一草一木都不碰,在面临与资方、政府工会的冲突时也保持克制。工人罢工的时机和策略选择也让人耳目一新,相当一部分工人对自己的市场和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有明确的认识,因此选择在民工荒最严重的时候发起罢工,并且罢工往往从占据要害位置的部门或由可替代性低的工人发起,在罢工后工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第一时间通知各类媒体并时刻努力与之保持有效互动,以寻求外界的关注和支持。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工人全新的意识和诉求的涌现,工人不仅仅要求工资的大幅度上涨,还力求常规利益表达诉求渠道的建立,重整工会和建立工资协商制度是两项最有代表性的提议。这些特征也促成了部分罢工事件以一种劳资双赢的方式解决,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谈判③,在部分工厂这种谈判贯穿于整个罢工过程中,通过谈判,工人的工资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④,资方承诺不追究罢工工人责任⑤,在少数企业还试行工会民主选举,并建立了一年一度的工资协商制度⑥。

  南海本田开启的这股罢工潮对研究中国劳工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虽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此次罢工潮较以往的全新特质(蔡禾,2010;陈峰,2011),但尚未有研究对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缺乏制度性组织和领导力量的集体行动何以进行得如此有序并讲究策略?被镇压的危险和资方的恐吓分化为什么难以有力瓦解工人的战斗性?罢工行动如何能够超越单个企业在整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形成声势?工人如何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并开始主动性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诉求?他们又如何想到寻求制度层面的问题解决方式?这种全新的意识从何而来?

  

  二、代工厂工人抗争:寻找动员中介

  

  诚如席尔瓦所言,“资本到哪里,冲突就到哪里” (Silver, 2003:41)。“世界工厂”中工人的抗争行动自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代工厂工人的抗争作出解释。

  第一类视角注重代工厂工人抗争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席尔瓦认为资本的全球转移将导致资本流入地工人权力的增长从而带来相应的抗争行动的增加(Silver, 2003),其观点也被称之为“经济决定论”。潘毅等人则注意到传统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工人代际转换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其工业化而不城市化的半无产阶级化现状,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生活期望,这种差别带来其与乡村、城市、国家和资本关系的全面变化,农民工的大量抗争行动的形成正是源于体制和代际转换之间的根本错位(潘毅等,2009;郭于华等,2011)。加拉格尔的分析则更具有综合性,她认为在当前农民工抗争的背后,是人口、社会和政治情境方面的变化。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与国家不断的工业化扩张带来的是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和工人力量的增强;与老一代人口特征和生活经历的差别又导致其新的身份认同、生活期望和潜在的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而政治情境方面,国家的立法、劳动仲裁和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的设立又将减少自发的劳工行动的可能性(Gallagher, 2011)。

  第二类视角关注宏观的国家制度如何型塑工人的抗争行为。通过对国企老工人和代工厂新工人的比较,李静君发现国家“去集权化的法律威权体制”导致了两类工人以地方政府为目标、以法律为武器的限于单个工厂的蜂窝状的抗争形态,国家对代工厂的立法干预和农村土地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充导致了新工人温和的依法抗争(Lee, 2007)。新工人的这种抗争模式也与国家对劳工权利的建构策略密不可分,国家在对工人权利积极立法的同时却通过对工人民权 / 自由权和政治权利的限制以及官方工会的下渗和控制来阻止工人的集体行动的出现和集体权利的建构(陈峰,2011)。

  宏观的结构和国家制度确实是理解代工厂工人抗争行为的重要前提。但这两类视角未能回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如何解释代工厂工人不同的抗争形态的并存?国家制度的视角只能解释工人频发的个体性的法律维权行动,而不能解释长期存在的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集体行动,更难理解本次罢工潮的出现。郭于华等人尝试从中观的工厂政体来解释工人抗争类型的分化,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准军事化专制政体”和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常规专制政体”分别导致了工人个体和集体抗争行动的出现(郭于华等,2011)。但其与以上视角一样,仍然不能解答第二个重要问题,即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工人抗争事件中,工人超越法定权利的抗争诉求、无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斗争策略、工人的团结性和战斗性以及跨越单个厂区甚至城市的抗争关联模式等等这一类新的特质是如何形成的?新形式的集体抗争行动的形成过程仍是一个黑箱,我们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去挖掘其组织动员机制。

  中国代工厂的新工人的抗争长期以来面临着组织和话语资源的匮乏(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黄岩,2010)。在同为威权体制的韩国,民众运动、教会和学生为培养工人阶级意识、动员工人抗争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具海根,2004)。而民国时期动员工人参与一次次大规模罢工潮的是政党和帮会组织(裴宜理,2001)。即便是同一时期的国企老工人,至少还保留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过去集体生活的记忆和阶级话语这一类可利用的资源(Chen, 2004; 2006; Lee,2007; 佟新,2006)。因此即便是基于生存威胁而起的激烈抗争,也往往由于缺乏团结的文化传统、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和外来力量的支持,最终在资方和地方政府的分化下最终陷于分裂和沉寂,代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往往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似的特征(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黄岩,2010)。宿舍体制和地缘关系网络可能是工人抗争动员的宝贵资源。出于对地缘关系的忠诚和信任,工人更可能在集体行动中共担风险(Chan, 2009;蔡禾等,2009)。而宿舍体制可以强化和扩展工人原有的性别、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并为工人在其中建立共识、发展策略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条件,是动员工人抗争的社会和空间基础(任焰、潘毅,2006b;Chan & Pun, 2009;蔡禾等,2009)。但两者的局限性也同样非常明显,宿舍体制和地缘关系网络同样很容易成为资方分化、控制和规训工人的力量(Lee, 1995;任焰、潘毅,2006a, 2006b),并且其组织动员和传播范围也极为有限。很难想像工人能在宿舍和老乡关系中形成新的利益诉求,展开有序性和策略性的抗争,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形成相互的抗争关联模式。

  不过占据代工厂工人生活中心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宿舍、亲友、老乡和同学关系网络,日益渗透其工作、生活甚至意识之中的还有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与互联网普及的趋势相类似⑦,新工人也普遍性地接触并熟悉网络世界(邱林川,2008;郑松泰,2010),尤其是手机上网,因其廉价和携带便利,已经成为新工人工作之余娱乐休闲、获取信息、与人聊天沟通甚至权且打发时间的绝佳选择(Cheng, 2008; Qiu, 2008)。而部分国内外媒体和学者开始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此次罢工潮中,工人开始用互联网和短信组织协调罢工行动,甚至与外界互动(郭于华等,2011;Barboza & Bradsher, 2010; Qiu, 2010)。代工厂工人以手机互联网为中心的全新生活方式如何与其集体抗争相结合,互联网能否成为未来新工人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利器,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三、资料、方法与个案简介

  

  本研究主要的分析资料来源于笔者2011年1~2月份对珠三角两城市三个工厂罢工事件的访谈,期间对30多位工人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被访者主要包括罢工积极分子、普通参与者和跟风甚至持观望态度的工人。同时,笔者也获准进入部分工人的QQ群及其空间,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工人当时罢工的资料和平时的互动情况。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也将作为本研究分析的补充资料。因为时间原因工人的回忆有时难免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即时的新闻报道材料可以用来对照访谈材料并更正其中的错误。

  在访谈及网络媒体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发现工人在罢工过程中对互联网及其他信息通讯技术的利用非常多样。三厂罢工虽有许多相似处,但对于互联网的利用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以某一个厂为个案可能难以充分展现互联网对于劳工集体抗争动员的潜力。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三厂罢工资料的综合分析,全面展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动员新工人集体行动的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文章还将分析政府和资方对此类抗争的应对及工人在互联网上与前两者的互动,力图将互联网对于新工人抗争动员的意义置于特定制度情境和使用者对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创造性运用中。

  A、B、C三厂均是日本H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关联企业⑧。其中A厂为H公司在华的零部件子公司,负责H公司的变速器、变速箱、传动轴、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厂址设在F市S镇,拥有员工两千多名,普工基本都是有中专学历的年轻人。B厂则由H公司与Z市X镇下属企业合资,主要为H公司生产车锁总成、门锁等配件,拥有员工一千五百多名,相当部分工人都是初中学历,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C厂亦是H公司在华零部件供应商,与A厂坐落在同一工业园区,规模不大,只有两百多名员工,多是有中专学历的年轻毕业生。和其他珠三角其他代工厂一样,这三家企业由于工资低廉长期面临民工荒问题。罢工先由A厂发起,随后B、C两厂也相继响应,不过罢工时间上并无重合,三厂罢工时间都在6天以上。

  

  (一)A厂:互联网编织起的罢工

  

  A厂员工早就对公司长期以来的低工资状况普遍不满⑨,厂里也早有罢工的传言,此前也出现过几次针对中低层管理者的小规模罢工,但这些都未引起高层的重视。在F市最低工资调到920元之后,公司只是将员工的一部分职能工资划入底薪,这无疑加剧了员工的不满,并坚定了小部分工人罢工的决心。

  罢工最初由已递交辞呈的小吕和小肖发起,他们以车间安全警报的蜂鸣声为号,号召各自生产线的工人发起罢工。其他部门也有一些工人在劝说下加入了罢工,但相当一部分工人被管理层拦在休息室不让加入,最终只聚集了上百名工人到篮球场静坐。不过这却迅速导致了全厂的停产。罢工的消息也通过短信、电话和QQ群传到实习生和正在休息的中、晚班员工那里,许多员工在得知罢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给当地电视台打报料电话,并上各种论坛发布消息。公司管理层只得答应和员工谈判并承诺一个星期后给答复⑩。工人在罢工之前就在内部分别建立了以班组为单位和以罢工积极分子及其熟人网络为基础的QQ群,而对外则通过TTX论坛传播罢工的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当然工人本身也从该论坛获得各种信息和通告以协调行动。

  随后的三天工人恢复了生产,但积极性明显下降。公司也于三天后开始和员工选举的代表进行谈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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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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