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0 次 更新时间:2011-11-29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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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近年来,收到几家出版社的编辑来信,约我编自选文集。这些盛情之约,皆辞谢。

自选文集带有个人学述精粹选的味道,亦似乎在小结学述,其前提是:个人学述已洋洋可观,不然,从何而选?面对这些味道和前提,我甚为惶惑。余之学述,因问学之心惶惶然,多变而未始精一,实残章断片,且问学尚在途中,自选精粹,从何谈起?人或责我傲气(未免夸张),或赞我谦虚(未免过誉),姑且任之。自我把握的感觉不必跟着别人感觉走。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温洁在约函中提出了一个理由,令我不自在:为了家乡。

我对家乡感并不敏感。在欧留学四年半,去过十余个国家,常遇刺激中国人感的事,皆以平常心视之。个体之出身,属偶然,并未征得个我的选择;做中国人,幸也罢不幸也罢,自是缘分,为此自傲或自卑,都是文化性过敏或神经质。祖国感如此,遑论家乡感?家父生长于乐山井研县马踏镇(廖季平生于斯、逝于斯),我自幼听他念东坡、廖平、沫若的贤人经。家父念小学未毕,然一生嗜读古书。“文革”中,我念中学时,除令我死背唐诗、宋词和唐宋文,竟敢对子坐讲“古文观止”篇什。但家父从小给我念的乐山诸贤经,并未令我起追慕效模之感。

出身系偶然,受育则使然。我生于渝州枇杷山,饮嘉陵、长江两水长大,念完大学方出川进京问学。并非四川的人文气,而是乡土气围浸余之初生。小巷的叫卖和打群架、农村的煤油灯和柴火、市民的学艺和吹牛、大学的孤陋和躁动,使我成为川人。个人的经历,毕竟属于自己的生之所秉,能不感念?

思之再三,我应承编一部文集,但不是编自选文集。

我上小学时,进重点小学得考好成绩。我没考上,父亲托人情进了重点小学。二年级时戴上红领巾,因个头高,着白衬衣、蓝制裤,走在国庆游行的少先队方阵中,浑身洁白感。三年级还没念完,一天,班主任走进教室,欣喜的脸说: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的小学课程,我念的是“文革”初级阶段,见过不少血腥恐怖。中学四年(初中高中)间在纱厂学过纺纱,生产队学过农桑,军营学过野练,课堂学过大批判,念的是“文革”中级课程。高中最后一年有点醒事,偷读旧体诗词、新诗、小说。高中毕业下乡落户,才开始自修。友人从城里每隔两月寄几本欧洲古典小说,还帮我借旧高中英文课本,偷音乐理论书和唐宋笔记小说,三年半务农,成了全把式农民,也还读了些中西杂书。返城后在重庆图书馆做学徒工,这个原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建的图书馆有不少英文书。借书有限制,目录还是可以随便看。闲翻英文书目录卡片给我很大刺激:若不通西文,等于半盲,于是始自学法语。其时大学开考,我的考分不高不低,进了外语学院。大学四年,多不务专业,有计划地读文史哲书。余之为学,无不以自学始,得四处找书,所以特别感谢家乡许多朋友的帮助和关怀。自八二年进京念硕士课程,离川已十五载,过去的学友、师长已疏于音讯,然所受之情谊、师恩未曾淡忘,尤其一些师、友的为人感铭在心。

为感念二十余载的家——乡养育之情编这本文集,所以选初学(第一组)和近学(第二至四组)。我初好文学,小说、电影脚本均尝为之,自觉慧根不足,弃文从学。初学文艺理论、美学,延及心理学;进京后始习哲学。毕业后到南方任教,改习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近年又习经学。初学时的文艺学、美学论述,有如破烂,今不堪重拾;但我自知天资不慧,勤奋而已,不必掩饰初学的幼拙,且近学亦未见练达。八六年至九六年,出版专著四种(《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两书将有修订本重刊,《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和小品文集一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坊间可见,不再重复抽选。所选近年各种学述,部分未刊,大部为国内未刊;初刊部分从正在撰写的两本书(《罪与欠》和《儒教与民族国家》)中择出。

从学十余年来,学路彷徨多变,友人颇不解,有言曰:刘某留洋习“神学”,今又习“经”学,实为“神经”。君不见,为学多变寻繹则始终如二:一、寻求个体性思想信念的安顿;二、寻求切合时代问题的学问样式。我在大学本科念外语,上硕士念哲学;毕业后在深圳大学中文系教书,系主任乐黛云教授和校长罗征启教授信任我,允许我依自己的研究兴趣开课,于是开过“西方思想史”,“社会学理论”,“英文哲学原著选读”和“电影语言分析”之类不成体统的课程,全无学科家法。留欧念神学,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又转治社会理论,不断改行。

不断改行使我有可能进入文化理论研究。文化理论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在各人文——社会学科的支撑下,分析文化(文本织体、思想流变、表意行为)现象及其与社会(制度变迁、生活结构)的关系。由于文化理论负担的问题无法由某一专业化的学科来支撑,便得突破现有的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分割。欲从事文化理论研究,就得在好些学科中泡一番。这绝非所谓中国古代学问的文史哲不分家,而是在分化的发展起来的各具体学科知识积累基础之上的理论融贯。

我的学述文风变化颇大,友人时有问及其故。今答曰,原因有二:一,有意走出既定文化制度的文体;二,摸索切合自己关心的各种思想学术论题的不同文体。我没有好变癖,也没有“向来如此”的习性,看自己不顺眼就要调教自己。文集所收五篇旧文,可以看出时代的文体痕印,亦可见挣脱文化制度既定文体的努力。《拯救与逍遥》的文体本身就是个体信念的表达;《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文体看起来又变,其实,我在1989年写的知识社会学短论已尝试这种文体。我并没有摒弃《拯救与逍遥》的文体,只是要区分单纯个体信念式的文体和切合文化理论品质的文体,并在这两种不同的言路中前行。

家母自幼教谕,人生一世,当勤恳劳作。因有心为学,执母之训遂为躬力学述。因惧浮名惹身,为文曾用笔名,且时有变更。为学则尚:观古今学思之变,成一己之言。但已到念大学的年龄,我才开始自修,补习初中高中课程,在问学体质上,觉得自己患过小儿骨质炎,为学之路走得深一脚浅一脚。从八二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已恍然十五年矣,仍在初学状态(因不断改学)。这部文集呈现的是早年初学的幼拙疤痕和近年初学的疏见浅识,踉跄足迹而已。

刘小枫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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