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强:“中等收入陷阱”之谜

——对中等收入阶段若干重要现象的理论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6 次 更新时间:2011-09-23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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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强  

一、为什么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主要是质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首先是如何认识和界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对发展阶段主要是从现象上,也就是从收入数量上来划分,没有在本质上厘清各收入阶段经济特征,因此,难以把握中等收入阶段各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往往是从传统农业生产进入工业生产阶段,丽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是从工业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变化。表面上,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差别,要大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差别,因为,前者是农业向工业转变,生产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后者只是工业生产本身的阶段变化。不过,从劳动本质上看,后者的差别要大于前者。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仍是劳动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具有劳动质的跨越。把握这一本质关系是解释中等收人阶段许多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

为什么对劳动质的认识特别重要呢?因为,劳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劳动质和量的变化,必然引起经济现象的变化。我们知道,劳动决定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如果把人类劳动再进一步分为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可以进一步发现,创造性劳动是人脱离动物的根本力量。从一定意义上看,人的进化,人脱离动物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性劳动增多,重复性劳动减少的过程。从本质上说,重复性劳动没有摆脱动物活动的痕迹,是劳动的低级形态,只有创造性劳动才体现出人类的本质特征,是劳动的高级形态。因此,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的比重和质量变化,是决定经济、社会活动变化的主要力量。

运用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理论,可以发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虽然生产内容和形式发生很大变化,但生产本质变化不大。因为,不仅传统农业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而且刚开始的工业生产也主要是引进和复制别人的创造发明为主,没有多少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它们在重复性劳动这点上是相同的。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必须建立在普遍的自主创新基础上,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是靠重复性劳动而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因此,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是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跨越,在发展阶段上具有本质变化。

重复性劳动在工业规模增长上,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对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利用自己低劳动成本优势,获得快速发展机会。但这不是完全建立在创造性劳动基础上的发展,只是重复发达国家已有生产方式,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复杂活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状况,不仅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而且每座工厂的规模也在扩大,出现增长“奇迹”。

一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不了解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认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只是工业化的量变过程,不存在质的差异,看不到“奇迹”背后隐藏着深层问题,盲目乐观,以为可以像复制生产一样,只要全面复制高收入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做法,就可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二、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的 资本积累和高收入阶段的智力积累,在市场政策上有很大不同

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存在密切联系,有些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可以相互适用,有些则不行。例如,高收入国家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实行高消费政策,中等收入国家则不能完全照搬。为什么呢?这是由劳动本质差别引起不同积累方式差别而决定的。

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又依赖于经济积累,不同积累方式决定经济运行的不同方式。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直接劳动积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而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高收入阶段,则主要依靠智力积累。由于积累方式不同,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经济现象,进而形成不同经济政策。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回顾西方工业国,从资本积累到智力积累的一些重要变化。

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还不发展,重复性劳动还普遍存在,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进步所依靠的经济积累,只能采取资本积累的方式。马克思曾对当时社会生产做过深入和科学的研究。他认为,这一阶段生产的积极和消极方面,都是由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产生的。由于工人的收入大大低于所创造的价值,从而使生产有条件进行较高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不仅使人类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扩展,而且也为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资本积累在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隐藏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工人的收入低而稳定,另一方面在积累的驱动下,生产呈现出无限扩大的趋势,从而导致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出现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通过扩大世界市场缓解矛盾。经过上百年武力开拓,当世界市场被主要西方列强瓜分完毕后,市场扩大的运动一停止,矛盾就开始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1929一1933年灾难深重的大危机,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没有消除,程度却有所减轻,至少没有再出现1929 -1933年那样的大危机。这种情况,虽与西方国家加强宏观管理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它反映出形成危机的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出现大的增长,引起科技革命,导致社会分工迅速发展。一个现代化企业内的分工繁多而细致,专业化越来越强,科技人员和白领工人数量大幅增加,成为企业主体。创造性劳动、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又引起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变化:首先,劳动者状况发生变化,企业为了维持生产的竞争力和正常运转,被迫向劳动者支付更高工资,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提高。例如,在一个自动化企业里,只要个别技术人员离开工作岗位,生产都会受到致命打击。因此,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的实力得到加强。其次,积累开始从货币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科学技术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没有因消费比重增大而消弱,反而因创造发明增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取代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成为主要方式,它还得到加强。在现代社会,有价值的创新发明,往往比货币资本更重要,更难得。再次,智力积累使生产与消费趋向平衡。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成为智力积累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像资本积累时代主要是扩大产品数量。例如,在手机市场基本饱和情况下,智力积累主要通过对产品升级换代来保有市场,而不是主要扩大产品数量。由于智力积累对生产数量影响减少,市场趋于稳定,积累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部分。最后,创造性劳动造就了更多新产品,并不断更新市场。所有这些新情况,都是引起危机减弱的重要原因。

显然,中等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依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通过扩大出口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高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使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刺激和扩大消费,成为这一阶段的可行政策。正是由于积累方式的变化,引起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一系列变化,中等收入国家若直接照搬高收入国家做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之中。

拉美一些国家自认为人口多, “市场大”,把本来发展还好的出口外向型经济,转为立足国内市场的内向型经济,产生很多问题。人口多,消费总量大,这是客观事实,但是,需要就业的人口,从事生产的人口也多。因此,从人均消费与人均生产相比看,国内市场仍很狭小,不扩大出口,就难以完成扩大再生产。这些国家在创造性劳动还不发展情况下,进行战略调整,取消了许多鼓励出口的政策,打击了出口企业,加上出口企业产业链条长,直接和间接相关企业多,在连锁反应下,整个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出现长期停滞,甚至有的国家长达十几年负增长,教训尤为深刻。

三、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和社会保障容易超出经济能力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有收入和社会保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也非常容易出现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超越经济能力,阻碍经济发展,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情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这一段经济都假设为重复性劳动,都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在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工业生产呈现外延扩张特征,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由此,产生一些经济现象: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很多国家都一度出现两位数增长;二是国家税收增长快,有的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三是企业的利润增长快,企业绝对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在这三个增长较快现象下,容易得出一个判断,就是劳动者个人收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该相应有很大增长。

其实,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企业利润增加是因经济的外延规模扩大引起的,不是由创造性劳动发展、经济内在质量提高产生的,因此,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企业人均利润也没有提高。只是由于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工业,工业人口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而使税收、利润总量增加,但是,工业人口平均可使用的税收和利润并没有增加。这时,要提高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势必加重企业和社会负担。

当然,在重复性劳动发展和经济外延扩张中,社会福利总支出也会增加。这是由于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后,其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要相应提高到当时工业人口的水平,从而使社会保障的人口数量加大,引起社会福利总支出增加。所有这些,都不是工业人均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若要提高其水平,只有在发展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才能实现。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关系,往往被模糊,产生一些假象。例如,在外延扩张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由于就业增加,社会总的工资性收入可能增加10%,但要求人均工资也增加10%,是不可能的。可惜在实践中,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主要还以重复性劳动、外延扩张为特征的情况下,过早、过快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加重了负担。特别是,由于外延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膨胀,终会受到劳动力、土地、市场等条件限制,当增速下降时,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使问题更加突出。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都与过多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有关。

在中等收入阶段,增量的税收和利润,应该主要引导到发展创造性劳动,发展科学技术上。其中,国家税收应主要用于教育和重点科研,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企业利润应主要用于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在创造性劳动快速发展下,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劳动者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发展,人的经济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各种社会问题才能得到从容解决。

四、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容易扩大,社会矛盾容易发展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摆脱传统农业社会封闭、落后状态,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但是,企业重复性的外延迅速扩张,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平衡,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几乎所有工业国都曾经历过这一时期。

首先,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阶段,生产特征表现为重复性劳动、企业外延扩张和资本积累。在这些特征作用下,一方面企业人均利润水平没有提高,工人收入处在较低水平,若提高其收人,则增加成本,降低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外延扩大再生产又使企业利润和税收增加,为一部分人增加收入提供可能。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到高收入阶段,由于社会生产特征发生很大变化,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分工迅速发展,劳动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与资方博弈中逐步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争取更多收入,同时,资方虽支付更多工资,却不影响企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社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因此,收入问题具有内在规律。

其次,生产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化,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和规模明显提高。现代城市是工业外延扩张的结果,为了提高生产、流通效率,企业在外延扩张中的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许多经济职能从单一生产、流通过程中分离出来,社会化服务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加快了工业化发展。在现代社会,城市成为各种物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和市场,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必然加快人口集中化,在城市载体下,不同利益群体近距离聚集,容易使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加快,增加不稳定因素。

最后,西方国家利用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放大社会矛盾,误导政治进程,使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化。由于中等收入阶段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社会矛盾有所发展,社会有必要干预收入分配。但是,社会干预的程度和方法,不仅取决于对分配关系的认识,还取决于政治体制。西方国家通过输出政治体制,在“民主化”旗号下扰乱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例如,在过度民主化下,往往不是主要通过限制高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福利水平,达到缩小差距目的。其结果会减弱资本积累能力,降低发展速度,最终加剧就业矛盾,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中等收入阶段,政治制度的根本任务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尽快过渡到智力积累阶段,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与后起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同,他们从殖民时期开始,经济就处于优先地位,能够长期利用超额利润调和国内矛盾,但他们的政治制度形式并不完全适合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为确保自己优势地位,通常把政治制度与所谓人权挂钩,而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脱节,使人们忘记经济发展是人权的根本条件,经济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正是掉人这一“美好”民主陷阱,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

五、几点思考

第一,能否规避“陷阱”,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从现象上看,陷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是拉美、东南亚和东欧国家,它们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盟友,有的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它们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扰,甚至破坏,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而另一些经济体,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西方国家紧密盟友,又都处于“前沿”地带,它们的发展符合西方国家利益,得到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很多技术和产品对其他国家封锁,对它们却是开放的,因而,它们更容易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但是,从本质上看,掉入“陷阱”的国家都有其深刻内在原因,或是体制原因,或是重要政策失误原因,使其成为掉人“陷阱”的决定因素。墨西哥在美国后院,长期得到美国扶持,但由于内部原因始终也没有实现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因此,外因是重要条件,内因起决定作用.

第二,我国防止掉人“陷阱”,要内、外并举。从外部国际条件看,我们是一个大国,如果进入高收入阶段,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很多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极力围堵和限制我国发展,诱导我们掉入“陷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要努力通过外交等手段,争取好一些的外部环境。从国内因素看,主要有两类:一是基础条件约束。我国人口多,整体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还不高,重复性劳动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主要特征。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和国家制定了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明显见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断制定和调整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否符合规避“陷阱”的要求。由于这类政策头绪多,变化大,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方面工作做不好,出现偏差,也容易掉入“陷阱”之中。因此,我们要加强国内问题,特别是对各项方针、政策的综合协调研究。

第三,在考虑国内因素时,要抓主要问题。一是,要有正确理论指导,对诸如发展阶段、经济本质特征这样大的问题要有正确认识,保证大的判断不出偏差;二是,找出主要工作方面,从经济领域看,像国际贸易、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等,都是关系能否规避“陷阱”的重要方面;三是,在制定这些重要方面政策时,要综合协调,有预防“陷阱”意识,不超越发展阶段;四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基本国情,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来源:《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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