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杨帆教授让我谈一些关于宪政的看法，刚才听了关于过去三十年尤其十年思想的梳理，我也补充一点说法。过去十年中，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大分化，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由主义的力量有所衰减，这个分化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观察。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和市场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即便是政治自由主义，它的非常重要的诉求也都是财产权的神圣性。从90年代兴起的时候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和经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
刚才杨帆讲到了2003、2004年是过去二十年中的一个转折性的年份，这一年市场化声誉扫地，给自由主义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自由主义最初和市场化完全捆在一起。根据我的观察，经济自由主义一下子就衰败了，由此也出现了一个分化，包括其他的比如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我有很多朋友都变成了基督教徒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原来自由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启蒙，要反对传统，其中包括反对宗教。这之后开始有很多人都变成了基督教徒，还有一些人变成了儒家的信徒。还有一些比如包括刚才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秦晖老师的想法也是在现在的自由主义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经历了某种程度向左转的一个倾向，在向中间靠拢，那种相对而言主张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特别强调个人的解放，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在衰减，而向中间靠拢的趋势比较明显。当然我自己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想法，文章发在《开放时代》，叫做《儒家宪政民生主义》，儒家试图想要寻找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的价值，也是要把我们构建现代中国国家秩序的努力放入到历史的支流中去，我们要延续中国从尧舜禹汤的历史，而不是试图切断这个历史，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这是我强调儒家的一个含义。宪政就不用说了，我一会儿会专门讲宪政问题。还有一个是民生主义，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发展最终是要让广大的民众能够享有幸福。我后面的宪政民生主义，我写完重庆和广东的报告之后发现，跟他们正好是相对应的，我上周写的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报告，对他们两个都支持。广东提出的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某种程度上是要解决宪政的问题，因为我提出的是一个治理失调的问题。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包括私人企业家、白领、专业人士等等，他们的政治诉求和原来的统治的国家体系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就会推动了法制的诉求，他们提出了法制的诉求，提出了民主的诉求。广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三十年同样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随着增长出现了三大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等，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重庆是试图要解决这个问题。和我的宪政民生主义都是相吻合的，我对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态度和很多人都不一样，实际背后我还是有一些理论思考的。
接下来我讲讲对于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
讨论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好像比较敏感，“宪政”是一个敏感词，过去大概二十年里的讨论，宪政这个词，人家附加了很多价值的因素，一谈宪政，好像就是说要推翻现在的政府，要重新建立一个政体的结构。当然，要说宪政没有这个含义也不诚实，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现在的政体架构和宪政之间是有很严重的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是最高的宪政主义的最高的诉求，我们在谈论宪政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治理的技术来理解。也就是说这个宪政实际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治理的技术。宪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也有很多误解，包括很多主张宪政的人，比如说主张宪政的人很多说我们要一个最小的政府，或者是守夜人的政府，这种看法应该是存在偏差的，因为宪政事实上并不考虑政府是大还是小，事实上宪政主张的是强政府，宪政主义的基本主张是要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能够有效执行法律，维护秩序。这是宪政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专制也会是这个目标，所以宪政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区别在于后面还有一条就是同样也要采取一些制度的安排，让强大的权力不至于侵害个人的权利，让它自己不至于变成秩序的破坏者，专制的政府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本来是要维护秩序的，但是它所采取的很多的措施最后其实是在破坏秩序，就如我们现在的政府很多措施都是这样的，维稳其实是变成了制造不稳定的途径了。我们现在这些执政者应该好好看看宪政，他们现在对宪政有一种恐惧心理，以为宪政就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实际宪政的目标是要让他们节制自己的权力，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要理性地节制它，所以宪政是一个智慧，看起来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不像专制或者直接民主，其实宪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包括统治者怎么看待它，对自己究竟是好还是坏，直观而言，它对你可能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但是从长远而言对你是有利的，实际上它会让权力既足够强大，又能够获得一个长远的稳定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接下来我会针对现在的现实提自己的一些类似于某种立宪的选择的一些方案性的设想，我还算是比较关注现实的，会讨论到解决当下的一些难题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的设计方案。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们怎么样在现在最高政治层面设计出一个政治审议机构。我觉得现在的政体，尤其是从90年代以来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政体，这个国家只有行政，没有政体，各级官员都忙着做行政管理、维稳、经济增长，大家不去考虑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任何一个政策出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政治的过程对它进行一个理性的审议，我们现在其实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全国人大是一个摆设，政协也不发挥作用，共产党自己的体制内也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有一种说法，现在甚至于连政治局常委的会都开不起来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变成了这个国家的事情，管这个事的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于一些重大的长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进行比较理性的审议。
李伟东：行政的自由裁量权。
秋风：政治局常委也是，我自己管这块，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一个政治审议对于一个有效的治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罗马和美国，最重要的机构，比如在美国最重要的并不是总统，而很可能是参议院，比如有80个人、100个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对这个国家的短期的政策和长远的政策、战略能够进行研究，做出一个集体的决策。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没有这么一个政治审议机构。我觉得也许一个可行的办法，假如我们在给定现在政治框架，还是共产党的一党的统治的框架下，有一个方案，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实体化，也就是说，让中央委员会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开会，他们要经常去开会，现在委员会实际是虚的机构，根本不开会。假定中央委员半年时间都在开会，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政治审议机构，所有的法律、重要的政策先拿到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做出一个决策，然后再把它要么提交给行政部门，要么提交给全国人大，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参议院。
王俊秀：现在也有，无论是制定立法还是行政，但是不是一个政治层面，是技术层面，就是怎么让这个法令能够更快、更便捷地实施，而不是把这个法令在民众中讨论。
秋风：这和我对未来的政治判断有一定的关系，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因为三代下来，单一中心的权威是越来越弱小，没有单一中心来怎么决策，这个时候怎么办？也许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包括现在的思想的分化和辩论又预示了一点，就如张老师讲的，也许共产党内的派系政治会发展出来。有了这个派系政治，他们怎么决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怎么样有代表，能够把自己的政治诉求表达出来，这些不同的派系的政治诉求怎么样做出一个集体的决策，这个时候一个政治审议机构、一个类似于参议院性质的机构其实就是必要的，否则的话就会崩溃，大家就会各干各的，等于这个党其实就不存在了。不管是现在给定这个政治框架，还是突破了这个政治框架的宪政设计，这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政治的机构，让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的诉求能够集中地表达，这些不同的诉求能够进行理性的、面对面的辩论，而不是背后划圈或者搞阴谋。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设想。
第二、司法改革。我在《领导者》发表过一个文章，题目是《以司法为中心的政改方案》，我觉得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一个政权要想维持一个长远的统治，一定要维护秩序，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纠纷，现在制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连这个纠纷都解决不了，尤其在基层社会，所以上访这些问题每一天都在侵蚀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现在底层的这些问题根本没法解决，有一个办法至少是缓解这个局面的，就是司法独立，当然这个“司法独立”也是一个敏感词，尤其统治者一下就会警惕起来。我提的司法独立是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我们先不要管最高法院要干什么，我们首先能不能把县法院、市法院从财政和人事上独立出来，或者让省法院、省财政或者中央财政来承担所有法院系统的财政，让这些县和市的法院不要受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控制，能够摆脱县长和市长的控制，我相信如果能够进行这样的改革，其实现在所发生的大多数的上访、群体性事件，起码有一半不会发生，这样部分的司法体系能够解决老百姓之间的纠纷以及他和地方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县政府之间的纠纷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解决渠道，这样的一个渠道可以大大减少现在政权的正当性的流失。执政者确实应该考虑怎么去对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复杂性、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约束官吏，就是所谓的吏治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司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第三、基层治理的变革。
现在的政体的改革，如果进行高层改革难度比较大，能不能先进行基层的改革，减少民众的怨恨，基层改革涉及面也比较广，我只是提出一个方面，这一个方面跟我对广东东南沿海的长期关注有关，其实是跟城市化的一个方向的思考有关。我们能不能调整现有的基层的治理架构，以镇为中心或者以县辖市为中心，重建基层的治理秩序。其实任何国家，美国、法国，包括台湾地区，以及民国时候的中国，帝国时代的中国，其实它的治理的中心都是在镇一级，现在搞的村民自治，可是村民自治实际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它没有资源，一个村庄几千人，由于农业的地方根本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在中国的一个县规模比较大，镇大概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作为治理的核心的。
李伟东：是不是要乡镇自治？
秋风：叫做县辖市的自治，县以下设城市，这跟城市化的考虑有关，现在城市化的模式实际是大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带来的巨大问题，比如交通的问题就不用讲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城市化会极大扩大城乡差距，城市化越快，城乡差距越大，而且永远都不可能消除，以后可能就是某种程度的拉美化，一方面是高度繁荣的大城市，一方面是急剧衰败的基层社会。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大城市化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是小市镇，以小市镇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有一些大都市，最大的好处就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就使得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本身就不远，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尤其是它能够提供一个最合理的社会自治的政府的政治单位。这个其实也可以跟司法配套进行，这个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关于宪政方面的具体的制度设想。
第四，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出现具有远见的立宪者，或者叫做修宪者，能够推动宪制的改革。我觉得未来的政治格局可能有利于宪政的变革，其实过去十几年，大概从92年以来，基本上政体方面就没有任何变革，改革完全停止了。这个其实是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也许现在地方政治的这么一个空间不断扩大，让政体在地方的试验变得有可能了，我觉得也许未来随着单一权威的崩解，一个全国统一的宪政变革基本已经不可能了。比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地方层面分别进行的一些创新，所以我觉得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包括重庆模式，大家也可以引导他们多进行制度方面的变革，这就像满清一样，真正的政体变化在地方比中央层面快得多，而且难度要小得多。所以我们对地方政府政治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关注。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