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纲:“五院院士”的八年抗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2 次 更新时间:2004-09-12 22:13

杨学涛  

稀里糊涂到了台湾

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张立纲在河南开封出生。战争爆发后,1岁多的张立纲就跟随父母逃难到了四川,后来又辗转去了湖南等很多地方。由于父亲的职业是采矿,张立纲一家从来没有在大城市里呆过,而是一直在小城市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张立纲才回到了北京,接着念完了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内战爆发的时候,父亲过世了,张立纲一家又过起了逃亡生活,南京、上海四处跑。当时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觉得在哪里关系并不是很大,四川、上海、广州、北京都想过,也有人说要去台湾。后来有人说,台湾离大陆比较近,而且隔着海,“肯定很安全”,就这样,在北京政府机关做事的母亲就跟着一大帮人,把全家带到了台湾。张立纲从初二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立纲第二名,李敖第三

由于“从小对学习、工作的态度都非常认真”,张立纲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相当优秀,除了几个学期外,从小学到大学差不多都是第一名。到台湾后,张立纲很喜欢说话,并参加了很多辩论会。

在《李敖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的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张立纲纠正了这种说法:“李敖在回忆录里讲的不全对,实际上我是第二名,他才是第三名。”

由于李敖“一般不骂好人”,所以张立纲并没有被他骂过;但李敖一般是不会表扬人的,这次却在回忆录里主动提到张立纲,并附上了一句“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足以证明李敖对这位亲戚的敬重。实际上,张立纲和李敖的关系并不是从哥哥做了李敖的姊夫才开始,祖籍同样在辽宁的母亲和李敖的父亲很早就认识,并有过往来。但鉴于“李敖说话很凶”,张立纲和他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只能敬而远之”。

美国的衰落

1963年,从斯坦福大学固态电子/电机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的张立纲到了IBM,历任汤姆斯-华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分子束外延部、量子阱结构部主任,从事现在很火的纳米材料研究,一干就是30年。当时在美国的生活很舒服,工作的地方很漂亮,IBM的同事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很优秀的人,那段时间,被张立纲称为“美国工业研究工作的黄金时代。”

但是,1990以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衰败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很多人、尤其是毕业生开始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难题。IBM公司受大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小,公司也没有真正感觉到这种危机,但是有一个细节还是很能说明这种影响:张立纲离开公司的时候,公司举行了欢送仪式,但到第二年、第三年员工再离开的时候,已经享受不到这些花样了。

真正的衰落发生在1993-1997年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冲击,IBM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公司感受到了下滑的冲击,并开始裁员。“经过这次危机,很多美国的公司开始改头换面。”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此前,IBM和其他很多公司会去研究太空、高端物理等和实际生活差不多毫无关系的问题,危机之后,美国的公司很少再有闲钱和能力花在这些方面了,这种局面保持至今。

而香港科大延揽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恰恰是在这个时期。

想到亚洲做事

呆在IBM的30年是很舒服的,然而,张立纲还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单调,“想着这辈子做这种研究工作也差不多了,想换一下岗位做一点不同的(不敢说‘有意义’)事情,而且当时IBM也不是很好了,因此就想到要回亚洲去。”1992年7月1日,张立纲正式离开了IBM。

实际上,在离开之前,张立纲已经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当时想到亚洲的很多地方,香港、台湾、大陆都想过,反正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要在美国呆下去了。巧的是,科大当时已经在办了,而且创校的一帮人都是念物理的。张立纲念的专业虽然是电机,但从事的工作也是物理方面的,所以和这些人都认识,听说他们在香港办一所大学,张立纲就有点蠢蠢欲动了。

回绝“三位一体”

做出要回亚洲的决定后,张立纲开始在内地、香港和台湾之间抉择。1975年,张立纲曾随美国一个代表团回过内地,之后,又于1978年、1981年、1983年几次回国,和大陆很多个人和研究机构都有联系。“我当时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是东北人,”但是,“当时去大陆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般人想起来也比较遥远。”

台湾大学此时也向张立纲发出了邀请。大学为了吸引他,十八般武艺样样出齐,除任过台湾“国防部长”的台大校长孙震亲自出马游说他加盟外,还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也极力拉他回去,甚至他执父辈的李国鼎资政也加入了劝说他回台大的行列。三位出面的人物,一位是天字号的好校长,一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位是科技教父,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孔宪铎在《我的科大十年》里形容当时的情形:“三位加在一起,无论请谁回台湾,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说‘不’的”。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张立纲真的说了“不”。“自己老说‘我不来,我不来’,会让人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不能因为不好意思就不说出来。”张立纲回忆起那段显然不会轻松的时刻时显得轻描淡写,“我不需要什么理由推脱,就跟他们说了实话。”

得知张立纲的决定后,他们说:你现在去香港,到时候随时可以再回来。

第一个自己做出的决定

实际上,张立纲不是没有考虑过台湾,因为他在台湾长大,从初二一直念到大学毕业。“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回台湾,就回到了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对我来说可能是如鱼得水。”但是,“我心中想的其实是大陆。”

张立纲袒露了一个很少向人提起过的情结:“当时香港回归祖国大局已定,到时候到香港也就相当于到大陆了,这才是我选择去香港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我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因为在香港讲这话不合适,在台湾讲更不合适,而在大陆就没有讲的必要。”当时科大已经在办,而世界上重新办一个大学的机会不多,可以说是很少。就这样,张立纲最终在三地之间选择了香港,1993年2月13日,张立纲到科大报到上班。

对于这个决定,张立纲感触良深:“一个人的一辈子,很多决定看起来是自己做出的,其实不是。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家里说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学毕业后,家里人凑在一起商量,说你要上一所好的大学;毕业以后,又随大流去美国找了一个好的大学;毕业以后想到人人羡慕的IBM,想着先做两年研究工作,以后回学校,等等。可以说,每走一步路,都不是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只有去香港这件事,我想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自己做出的决定。”

如果张立纲不来科大,负责找人的孔宪铎就将面临一次重大的失败。就在孔宪铎在绝望中进行游说的当天,李国鼎又给张立纲打了个电话。当时,张立纲把孔宪铎叫到客厅的一角问:“孔宪铎,我不去科大,会不会影响你?”这句话让孔宪铎感动很深,“也一生难忘”。回忆起这段惊险的故事,孔宪铎说了一句“谢天谢地”,“坚持和诚心,毅力和信心,是成功礼聘张立纲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的最大武器,利用这项武器,赢来一场胜仗。”

香港科大的待遇其实一般

在到香港工作这件事情上,家庭成员没给张立纲任何压力。张立纲的太太很开明,“因为她比我爱国”,儿子当时已经毕业了,在做投资方面的实习工作,女儿则在《华尔街日报》做新闻记者,跑过欧洲、香港、台湾等很多地方,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他们只是担忧离开以后不能天天见面了。倒是张立纲的兄弟姐妹比较担心他“到了香港后什么人都不认识了”。

和在美国相比,科大的条件显然说不上诱人。就居住条件来说,没有地方可以和美国相比,“一个家庭有四五亩地是很正常的”,科大的住房条件在香港虽已算是不错,但还没有张立纲在美国住房的1/4大。所以,“可能除了吃以外,香港的条件没有一样能和美国相比。”但张立纲并没有特别考虑待遇问题,他更看重的是“相比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很多东西很上轨道,政治、经济、财政方面很规范,整个社会的气氛比较有秩序。公民普遍守法,官员的贪污也较少”,“所以,我很享受这种环境,厌倦了在美国很多的人事斗争。”

从学术到行政

担任理学院院长一职对张立纲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张立纲自己也把做理学院院长看成是“take a risk(冒险)”,“如果是一所已经办好的大学,我想多半不会有人来找我。科大找我的原因可能是:第一,觉得我在学术界的工作还不错,去了以后可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第二,创校初期的这批人都能互相认可,大家平常的谈话、做事,使他们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

但张立纲对于接掌这个职务的信心还是很大,“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困难”,除了在学校呆过以外,IBM研究中心的工作也是信心的来源,“严格说来那不像一个工业单位,而更像是一个大学,大家都一视同仁地做研究工作,组织的方法更像一个大学。”除此之外,张立纲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熟悉,但只要你全心投入,应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各种活动、会议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很习惯,但大家互相帮忙,困难也就克服了。

真正难以克服的是心态。做了理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以后,张立纲发现自己心里其实还是很想做研究工作,看着别人做研究出成果,“你会觉得其实这些成果我也做得出来,如果自己有时间做的话,可能比他们做的还好。”为了扭转这种心理的误差,张立纲告诫自己一定要有一种超然的心态,“把学校里任何一个成果当成是自己的成果,并能够对自己说:‘这个成果太好了’”。

张立纲实现这种角色转变只花了很短时间,在做副校长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不再做研究工作,而他坚持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第一,如果你还做研究工作,其实你在和其他人竞争,大家就很难和平相处。这两个角色不可能同时扮演好。第二,很多人在做了很高级的研究之后退休了,但退休后还在做各种研究工作,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好处在于钱容易挣,坏处在于,即使你已经不做研究工作了,你的讲话还是很有权威,而你其实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工作的性质,你讲的话有时候是错的,但大家迫于你的权威都接受了,这是最可怕的。我赞成一点,如果做研究到了我们这个阶段,你可以帮他们找钱、找人,但是最好不要再搞研究。一方面要适应你角色的转变,另一方面要真正从研究领域退出来,给后来人空间。”

“我现在常听人家说,我已经做了校长了,但我还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对这种人不忠实本职工作的人一点都不佩服,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我敢肯定他不可能做好现在的工作了。”“我这样可能批评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

眼看着瓜熟蒂落

在科大的四个学院里,最有钱的是商学院,因为他们有社会各界人士支持,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工学院则可以出产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让大家看到它的成绩;而理学院就非常困难,因为理学院讲的都是都是抽象的、摸不到的东西,很多人觉得无用,“假如说几个学院是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孩子,理学院就好比先天残疾的那一个,需要特别的照顾,也需要自己特别的努力才能成功。”正因为如此,理学院的发展尤其地艰难。

张立纲也有过一些挫折,也曾经产生过“我在美国呆得舒舒服服,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受罪”的想法。但总的来说,理学院、包括科大整个的发展还算顺利。最让张立纲满意的是,呆了几年以后,学校整个地发展起来了,招到了很多年轻有为的老师,在研究工作上从一无所有到做出一些成绩来,而且,这些成绩很快达到世界水准,并且超越了自己的想象,“这种感觉比任何一件单个的事情都让人有满足感。”

张立纲很庆幸当初离开了IBM,“要是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呆二三十年,那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有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一群人,做那么好的一件事情。”“科大在我一生中的意义,不是科大的八年和IBM三十年8:30的区别,而是质和量的本质区别。”

【张立纲简历】:(Leroy L.Chang) 物理学家。美国国籍。1936年1月20日生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1957年获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学士学位。1961年获美国南卡罗林纳大学电子电机工程系硕士学位,1963年获斯坦福大学固态电子/电机工程系博士学位。1963至1993年初历任美国IBM汤姆斯?华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分子束外延部、量子阱结构部主任。1993年起任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教授,1998年出任该校学术副校长。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8),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1994)和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在华人世界中,除力学和生物力学家冯元桢外,张立纲是唯一一位“五院院士”。

张立纲教授是半导体物理、材料科学与器件等多科性交叉形成的前沿领域──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工作在这一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开拓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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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名牌杂志,200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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