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书：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1979年6月19日）
一、空前未有的粮食增产
我在县里时候，听说肥西有两大突出：一是午季粮食成倍地增产；二是生产责任制包到户的多。到了区里，情况就更具体。官亭区过去午季最高的年产量（1977年）只收麦669万斤，而今年午收据区里估计，在2000万斤以上，超产两倍。山南区1977年午季收麦579万斤，今年估产在2500万斤，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三倍多。为了证实这奇迹般的丰收数字，我深入到社队走访调查，发现官亭公社历年麦收都在90几万斤，今年公社估计要收250万斤以上。金牛公社过去最高产量未超过80万斤，今年则收麦260万斤，增产都是两倍上下。再到生产队，奇迹更光彩夺目地展现出来了。我走进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几个村子，一眼望去，场上到处都是麦堆，家家屋内都有一两茓麦子。其麦秆之粗，麦穗之大，就象我前年到涡阳参观，看到亩产600斤的丰产田麦子一样。队长袁友和告诉我：“去年这个队只收麦1.5万斤，今年麦收前估计能收4．l万斤，但实际收了将近5万斤。”翻了两番多。以户为例，他家去年只分到麦子614斤,今年却收了大、小麦2500斤，按照定产，要交生产队650斤，但还能拿回350斤口粮，实际得粮2200斤，比往年收入增加接近三倍。据袁队长介绍，他家今年的收人，在本队不算“冒尖”，只算“中关”，还有好几户一个人口平均收麦500斤以上。在我走访途中，一个约30岁素不相识的青年社员突然拦住我，他叫方立春，自我介绍他家的收入。据云：他家五口人，去年分到麦400斤，菜油、棉油共22.1斤，去秋他包了4亩地，今年午季收麦1500斤，莱油106.5斤。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我家年年不够吃，拎着口袋出去搞粮，实在搞够了。今年一下翻了身。我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在场的人闻之，亦感受很深。
二、增产的主要原因
大旱之后，适宜麦子的生长。这是今年午季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所以成倍的增长，则一致认为是包产到户这一措施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山南区委汤书记介绍：去秋如不责任包到户，最多只能收一千二、三百万斤麦，要少收一半。夏老庄生产队袁队长说：去年秋种，如果不包到户，包到组我们也要增产，但最多只能收2万斤，要少收近3万斤。关于责任到户可以大幅度增产，连坚决不愿分的队也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如官亭公社官亭大队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说：“我们大队15个生产队，就我这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没有分到户。有许多社员对我和崔会计有意见。我在上个月已自动检讨了。因为我队比分到户的邻队，午季要少收几千斤。”这个队在公社大门口，只有67亩土地，队很小，竟然少收几千斤，这是惊人的。当何队长介绍情况时，公社有两个委员在场，他们听了一致认为：“少收几千斤不止，总要少收一万斤！”这就明显看出包产到户与到组，仍然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责任到户就成倍地多收？经大家共同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它解决了三个问题：
1、播种面积的扩大。以山南区为例，区委汤书记说：“去秋县里给我区46000亩秋种任务，我们在大旱之年，想多种些‘保命麦’，就咬咬牙安排了48000亩，但因土地龟裂，种不下去，到9月15日，才种1000多亩麦。这在六安地区7个县是落后的。以后县委来人，我们提出‘三定一奖’包到户种的办法，10月3日安排下去，群众非常拥护。到10月10日，就种59000多亩。区委看到社员积极性发动起来了，接着号召向10万亩进军（其中有2万亩是借给群众，谁种谁收），就这样，到11月底。种了10万多亩麦、22000亩油菜、27400亩红花草，全区消灭了空白田。”山南区过去每年都有三、四万亩冬闲田，大旱之年，反而能全部播种，实是奇迹奇闻！据反映，去年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的地或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挖地。金牛公社郭副书记说：“我社去秋种麦，有8000亩稻板田犁不动，完全是用大锹挖出来的。”
2、肥料的增加。我所到之处，都反映去年秋种的地肥料多。家家户户不但把屋里屋外的农家肥都铲光扫尽，送到地里，而且差不多每家都买了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化学肥料或饼肥。在官亭和山南两区，都有社员到供销社或在路上拦住汽车，抢购化肥的事。至于分到组的队，对购买肥料则又是一种情况。我曾问南郢生产队长买过肥料没有？他说：“没有。”
3、认真耕作、管理。去年分到户的麦田，一般都做到了“耕透耙熟”。连用锹挖、锄头打的也都拼命这样做。在麦苗生长困难的地方，有跑几里路挑水浇地的。至于防备牲畜糟蹋庄稼，更是人人处处自发的经心，与在队里或组里生产的态度大不相同。
三、增产后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
肥西县丰收之后，到处喜气洋洋，责任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唯恐田地要往回收，说：“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
目前麦子刚刚打下，社员正在日夜抢种，征购粮与集体储备粮都还未集中。但据官亭公社粮站统计，6月份已收进麦子3万多斤，从5月1日到6月12日，还收购陈粮（稻、米）151440斤。区粮站有位管调度的姓徐的同志估计，今年官亭全区可能要收进麦子1000万斤，而过去历年征购加超购，最多只能收100万斤。另一位管供销的同志介绍，全区回销粮至5月底到期，还有80万斤没有售出，又延期到6月10日。由此证明，农民有了粮食，国家确实也就有了。
对于“五保四属”，我了解夏老庄生产队两户无劳力未分田的干属，他们说，队里给他们的口粮不会减少，没有意见。我又问了官亭农具厂一位干部、一位工人，他们家里缺乏劳力，但分了田地，经过算帐，都说农忙时请人帮助一些劳力，所花的钱比过去交到队里的钱，要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很满意。对于“五保四属户”如何照顾，我曾向包产到户的队问过这个问题，有个社员回答：“只要大家都多收粮食，他们还愁没有饭吃？如果大家裹在一起‘绑着穷’，就是我的老太太，我也没法养活她！”
四、社会秩序安定
肥西去年赌风盛行，迷信活动亦有抬头的趋势。县委所在地上派镇以及区委所在地官亭、山南两处，都有公开赌博的。搞迷信活动的都在山区附近，但现在已看不到这些现象。农民都在披星戴月搞生产。集市贸易每天都有猪肉、油炸点心卖。但不论逢集背集，上街的人除到粮站卖粮食，换钱买肥料、买菜、买肉外，没有一个闲人在街上游逛。前几年街上是买不到猪肉的，而在农忙季节到街上闲逛的人却不少。当时区委和公社党委一班人，都曾亲自上街劝阻，甚至出动拿红棍子的专政队，到街上去赶，也无效。现在不但看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到一个要饭的或外来的流浪汉。交通秩序也好。我从官亭搭上午7时20分的汽车到上派，沿途经过都是小村镇，上下车秩序井然，到站时间往往一分钟都不差，比起“四人帮”横行时，火车都不正点，又是一大奇迹。
我为着了解治安情况，曾走访了官亭派出所所长奚业精。他说：“去年大旱，群众手中无粮，心中着慌。我们以为发案率要增加，心里也慌，但实际上直到今年正月以前，发案率比往年反而低。2月以后，案子逐渐增加，一般都是赌输了的人，偷窃还债。”对赌博问题，奚所长说：“开始我们管的不严，3月31日，省里张恺帆书记和程光华副主任开了一个大会，我们认真一管，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政治案件，奚所长介绍：“1976、1977两年发现有一、二起反标，都是小孩搞的，1978年和今年没有发现这类事件。”
五、两种意见
现在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一种说，包产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他们认为，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可以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及崔会计为代表。崔会计去秋为抵制包产到户种麦，曾与公社汤道黄委员吵了一架。崔说：“从合作化到现在，干了20多年，不能走回头路。”何队长这次也向我说：“分到户对现代化有妨碍。大机器不象一把大锹，可以扛着走。把田包到户，将来机械化了，怎么办？”在干部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农具也容易伤亡和损坏。据介绍，山南区确实有累坏了3条牛的事。
另一种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种人在干部、群众中都占相当数量。他们说，只要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土地是集体的，包产到户，也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能多收，能多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他们气愤地反问：现在大机器还未来，为什么要我们吃“大锅饭”？等大机器来了，我们再吃“大锅饭”不迟！持这种观点的要以夏老庄的队长袁友和与社员方立春为代表。他们自称讲话喜欢“捣实”，侃侃而谈，毫不隐讳。袁在这个队当了11年生产队长，也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他说，包产到户，水利、牛力，麻烦是多些，但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正是这个队放水栽秧的时候，果然他们这里没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发生。
这两种意见发展的趋势如何？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有个估计。他说：“到秋后，如果上级有指示不准分，我们两个组就并到队里、分组生产也有纠纷，不好搞。如果上级允许随便怎么种，只要多收粮食就行，我们还是要分到户。”何义安一再表示：“我不愿分是为了大方向；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到户。”我曾问过官亭公社杨书记：“你们的一季‘保命麦’已经收到家了，既然怕包到户方向不正确，为什么还不收？”杨说：“现在旱情仍然很严重，栽的又是麦茬秧，我不敢收，收了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我秋收的稻子就没有着落了。”
六、两个问题
一是一些干部和社员问道：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
二是一些比较负责的社、队干部想不通，他们问：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1962年及今年午季），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七、我的几点认识
1、我认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情况下，今年午季肥西能获得如此特大丰收，是党中央和安徽省委的正确的农业政策，号召解放思想，提倡生产自主权等一系列指示的结果。如果“四人帮”没有打倒，他们不顾群众死活，能把减产虚报为增产，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山南、官亭两区的午收是不会一跃而翻两三番的。
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有迫切的需要。
3、肥西山南、官亭两区，在去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包产到户。现在大约仍有半数以上社队维持原状。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一致公认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长期不帮助包到户的队建立管理制度，不但会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而且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纠纷。
① 这份报告是上书中央的第一份报告，于1979年7月上旬由中国社科院农经研究所转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呈送中央领导同志; 8月1日载于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政策研究》第18期; 11月载于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未定稿》（增刊）; 1981年4月编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包产到户资料选》第二册。
第二篇上书：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
（1979年9月1日）
一、广大群众的呼声
1978年秋，肥西县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大部分社、队实行责任到户（群众称
为“包产到户”），使今年夏粮获得了增产一倍半的特大丰收。麦子由过去年产5000多万斤增加到1.4亿斤。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都在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用这种生产方式，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持有这种意见的，不光是赞成责任到户的干部群众，就是坚持不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干部，也不得不承认：“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包产到户。”因此，普遍要求在农业集体经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也准许责任到户这一种形式存在。
城市职工对此有何意见？今年7月，我去北方出了一次差，行程数千里。接触了许多在中央和外省工作的同志，大家对安徽都异常关切。听说肥西大旱之后获得了特大丰收，无不为之惊异！大家认为：既然责任到户能获得大幅度增产，就说明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基本上还使用原始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就对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公开宣布这种生产责任制合法化。
当然，也有些同志对责任到户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责任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议论的压力下，肥西县7月下旬一度曾准备将责任到户的田地，全部收回。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有个芮店公社书记王学洲，由于他这个公社今年夏收产量，竟由过去的60万斤一跃而为250万斤，他坚决反对收田，在开收回责任田的“磨屁股”会期间，他跑到县委和省委，奔走呼号，陈述责任到户对巩固集体经济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处，要求继续搞责任到户。他的要求是根据实践经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提出的，省委和县委对此极为重视，并于8月上旬作出不要强行取消责任到户的指示，维护了广大农村社员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二、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责任到户，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农民多次向我质问：“我们包产到户，田地还是集体所有的，庄稼是按国家计划种的，分配和积累也是按生产队统一核算单位进行的。大家劳动吃饭，又不剥削别人，粮食收多了，自己又不能出口到外国，还都是按规定的价格，统统卖给国家，这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以为，这个问题提的很对，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未听说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资本主义”。此外，就是有人不相信，责任到户能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肥西的实际情况，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芮店公社墩堰大队，多年想通电，想点电灯，就是没有钱。去秋实行包产到户，今年麦收后，一两个月就自力更生架通了10华里高压线路。这个公社还有个林场大队，是出名的穷队，年年吃回销粮，要国家贷款。今年夏天不但不要贷款，而且还了三、四千元的旧债。关于生产资金，山南区去年共向国家贷款68万元，今年只贷了15万元。实际上，今年山南全区生产投资达200万元，平均每户拿出了八、九十元。如果不是责任到户，社员就根本不愿也拿不出这笔资金。至于粮食分配，肥西县今年午季粮食征购任务是1000万斤，但到7月25日，已入库5566.3万斤，超额4倍多。卖粮的人，还是日多一日，忙得粮站里的人拉屎、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亲戚朋友找他们开后门卖粮，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幸而上级在7月31日有个通知，自8月1日起，停收超购粮。这样才算勉强下了台。现在，肥西许多地方，集市贸易小麦，已由国家规定超购价格23元100市斤，自动降到18元100市斤。所以产生上述情况，据责任到户的山南区几个生产队的典型调查，1978年午季，每个社员分得的口粮一般都只有三、五十斤，而今年每人平均则收了三、四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今年以来，也增长了87％，家里吃、用不了，自然就要降价出售了。
凡此种种，都千真万确地说明，责任到户能大大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巩固了集体经济。许多社员说：照事实讲，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认为：以户为农业劳动单位，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的，我们搞责任到户，不象个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搞集体化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怎么能一味去追求形式？我们在50年代后期以及在“四人帮”猖獗时期，由于特别欣赏高级形式的集体经济，欣赏“大而公”，以为越大越公就越好，都曾彻底甩掉过以户为劳动单位的办法，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大呼隆”的劳动组合，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证明：责任到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同商品生产一样，已经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形式，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形式。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华主席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只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保护和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的。我以为，责任到户，是可以列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它随着当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调整和改革而产生，是很自然的，是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实现的。
三、不必要的十大忧虑
自出现责任到户以来，有些不太了解农村情况的同志，有许多忧虑：
一曰：“只是一季丰收，不能证明责任到户的方式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来回答，才最有权威。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都说责任到户，就是1961、1962两年安徽实行过的“责任田”。实行一季，增产一季；实行一年，就增产一年。农民直到现在，还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农民是经过反复实践而认识责任到户的好处的。前几年，四川有些闺女，因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千里迢迢，跑到安徽来找对象。我曾问过四川一位干部：“你们省素称‘天府之国’，何以搞到如此窘困？”他说：“你们安徽搞过两年责任田，喘过一口气，我们四川从1958年后，一直没有喘过气来。”这就是舆论对责任到户的评价。同时，还应当承认，1962年后，虽然对“责任田”大加批判，并全面回收，但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实行小范围的责任制。这也是安徽农民认识责任到户好处的一个原因。
二曰：“牛力、水利不好安排”。官亭公社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说：“责任到户，用牛、用水麻烦是多些，但能够解决。现在是集体经济，只要队干部安排合理，是不会出问题的。”果然，这个生产队和其他许多生产队一样，在今年用水、用牛十分紧张的双抢季节，也并未发生过纠纷。当然，极个别的地方，如安排不当，是会有纠纷的。有些人不赞成责任到户，就专找这一方面的个别现象，并加以夸大，这 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日：“生产计划、远景规划不好安排”。其实，责任到户之后农民并没有脱离生产队的组织领导，凡是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规划，农民是不会不执行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过去利用集体化这个方便，随心所欲地订了许多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规划，要农民去执行，结果大部分都不兑现，甚至造成重大损失，因而使人民群众对 计划、规划失去了信心。如果订出的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能使劳动产生更多的成果，农民是讲求实际的，他们对能增产的计划，会比任何人都更认真执行的。至于那些主观主义的计划、规划，一旦发扬民主种田的精神，确实“不好安排”，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用不着人们担心。
四曰：“抗灾能力薄弱”。集体农民确实比解放前的个体农民抗灾能力强，这是毫无疑义的。集体化以来，兴建了许多大水利工程，就是它的巨大成绩。问题是，责任到户的农民，并没有离开人民公社这个集体，正如实行岗位责任制的工人，并未离开工厂一样，它的土地、劳力和公共积累，生产队是可以统一使用的。它并没有妨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应当把他们当成旧式个体农民，更不能把它与过去的单干户混为一谈。而且也决不能认为，集体规模越大，抗灾能力就越强。安徽农村集体化规模最大的时候，要算1958年至1960年，但伴之而来的却是空前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能力未见其强。与此相反，1978年，肥西确实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责任到户的区、社、队，1979年夏收却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了两倍到三倍。抗灾能力未见其弱。许多农民说：“不怕百年未遇的大旱，就怕绑起来蛮干”。我认为，集体农民抗灾能力的强弱，主要看有没有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认为责任到户，抗灾能力就一定会削弱，这是没有根据的。
五曰：“劳力强弱不同，造成收入不平衡”。我认为，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收入不平衡，这是正常的现象。在“大呼隆”年代，劳力弱的有“大锅饭”可吃，不思努力;而劳力强的，则因多劳而不能多得，不愿出力；以致造成生产和收入普遍下降。肥西实行责任到户，大量的事实证明，不但劳力强的一季得了过去几倍收入，而且我访问了几家劳力弱的。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因此，绝大多数缺劳力户都赞成包产到户。大家认为，这也是当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个途径。农民常常说：“吃亏、讨巧都应讲在明处。”对于少数“五保”、“四属”，大家愿意在公益金里帮助他们，或者帮助他们代耕，但不愿大家一起站在地里混时间，更不愿不明不白地为别人干活。所以一搞“大呼隆”，大家就在一起糊，一糊就减产。“大呼隆”不能搞，一搞就误国害民，千万不能再干了。
六曰：“助长个人主义”。责任到户是适应当前生产力的水平，是发展生产的需要。生产发展了，使农民感到集体经济有奔头，越干越有劲，这只能是助长集体主义．决不是助长个人主义。过去由于吃“大锅饭”，有的队越搞越穷，有点技术和劳力强的社员，往往奔东走西，去找生活出路，这才真正是助长个人主义。
七曰：“影响四个现代化”。这是有些好心人最大的忧虑。但农民不是这样认识。他们说：国家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粮食和农产品，我们购买现代化机器，也需要大量资金。责任到户，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正是促进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影响四个现代化。有人担心现代化机器来了，一块一块土地不好种。农民们气愤地说：“谁向你们说过，我们包产到户，要包一辈子？”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凡事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农村绝大部分，都还是用旧式的工具和技术生产，我们研究当前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当然要从现实的条件出发。如果拿将来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农业生产力来确定今天的生产关系，岂不是还要自找苦吃？
八曰：“要防止暴富”。有人说，实行责任到户，怕有些农民“暴富”；薛暮桥同志关于城市就业问题的谈话发表之后，这些人又怕城市搞小集体的人“暴富”。这是很不必要的顾虑。在我们国家里，不准生产资料私有，不准放高利贷，不准人剥削人。一个人即使技术高超，劳力很强，又能发多大的财，就算能有极少数人在劳动中获得较多的报酬，积蓄一万，八千，充其量不过能盖几间瓦房、买一套新式家具，或再买部彩色电视机。这正是民富国强的表现，又有什么可怕？如果“暴富”指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那自有法律制裁，与经济管理体制是无关的。 还有一种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理论，很值得斟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居于“大河”地位的，对“大河”考虑得较多，对“小河”有没有“水”，有多少“水”，容易忽略。而居于“小河”地位的，则有恃无恐，反正有困难，向“大河”伸手，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有妨害。去年肥西山南区种麦时，因土地龟裂，难度太大，开始群众都不积极，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反正国家有粮救济，我何必急着去出力！后来责任到户，农民知道“大河”对“小河”不再实行“包干制”了，今后“小河”有水无水要靠自己干了，这才拼命生产。事实上，在自然界里，“大河有水小河满”是一种反常现象，而“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才是正常的。只有八亿农民富裕起来了，人民公社制度才能坚如磐石，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才会加快，我们的国家才会无敌于天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说“小河有水大河满”，才比较现实和恰当。
九曰：“你说责任到户可以增产，为什么旧社会农民没有发财？”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旧社会农民受地主和反动政府的重重剥削和压迫，当然不能致富。今天的农民受到人民政府和集体的资助和保护，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同样是以户为劳动单位，但其他条件已完全不同。我们天天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样性质不同的事物，怎么可以类比？
十曰：“要实行责任到户，也要讲明是‘权宜之计’，不然，将来收不回来”。我以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生产力处于迅速地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过程。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应进行不断地调整和改革。我们实行某一项政策，时间有长有短，完全是为驾驭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象驾驶员在行车中不断转动方向盘一样，根本不存在哪一个动作是长远之计，哪一个动作是“权宜之计”。责任到户是适应农业生产力当前发展水平的一种适当做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异端”和“邪路”。不论实行的时间长短，不能把它说成是“权宜之计”。至于包产到户的土地，将来好不好收回？安徽在1963年已有事实作了回答。那时农民明明看到土地收回后，又要“大呼隆”，又要减产，但农民还是默默无言地交还了土地。将来农业现代化机器来了，既可以减轻体力劳动，又可以增加生产，农民为什么还要坚持包产到户？哪一个人不懂得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众所周知，自从排灌机械以及粮食加工机械来了，农民不是自动废除了水车，自动抛弃了石磨和石臼么？把农民还当成保守的、不知好歹的愚民，这也是不必要的忧虑。
四、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
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够促进生产。凡是群众要求而又能够增加生产的地方，就应该实行这个办法。至于客观条件不适宜分户作业的规模较大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单位和社队企业，当然应当根据具体条件采取责任到组或者专业队的方法。对具有特殊条件的，也可以大队或者公社作为核算单位来负责经营。但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必须实行责任制度，而且每一个具体的劳动岗位，都要落实到人。超奖减罚，不能含糊。这是按照生产力现有的不同水平办事的一种科学方法。要真正能够增产，就绝不能把以组或者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说成是“大呼隆”；也不能把责任到户说成是为了“适应群众的觉悟程度”而采取的迁就办法。过去，我们把生产力水平弃之不顾，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给生产造成过极大的破坏。这个惨痛的教训必须记取。
责任到户应该订一些什么制度？肥西县去年秋天在包产到户时，并没有事先就订出一套完善的制度，而是在严重旱灾威胁下，仓促行事的。我认为，由于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条件不同，订的制度就不可能千篇一律。领导机关只能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在总的方面提出几条原则，以防发生重大的偏向。肥西农民直至今还在留念1961年搞“责任田”时，实行的“五统一”等项办法。归根结底，农民是最有实践经验的，他们也最了解要订哪些制度，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只要真正实行民主种田，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责任到户之后，社员的收入是会大大增加的。对生产队的干部，也应该有奖有罚。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就该受到奖励；凡是人为地把生产搞垮了的，就应该受到惩罚。怎样规定这些制度，也只能由社员和干部自己去订。
过去有一种错误做法，只要是“大呼隆”，就认为是社会主义，就断定它一定能够增产。结果，收不到粮食就在帐本子上加空头数字，大吹大擂。如果搞责任到户，首先就加你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你生产搞上去了，也把你当做偷来似的，不愿表扬你，也不替你总结经验，只是拉着架子搜集你“两极分化”的材料，然后来找你算帐。至于真正是增了产还是减了产，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益还是有害，要不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经营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不影响他每月拿的工资、粮票，所以他一概不加深究。这是我们过去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前进还是倒退
还有最吓人的一条，就是有些人一听到责任到户，就说：“你这是‘倒退’！”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不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目前的条件下，责任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可以增加生产，这就是前进。不能因为劳动组合由几百户、几十户在一起上工，改为一户人在一起劳动，就叫“倒退”。在革命战争中，我们的队伍是由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的。但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我们的正规军也不止一次地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争。这叫不叫“倒退”？当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乘车翻越一座大山，为了盘旋而上，驾驶员往往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把车子开向来的方向，坐车的不论贤愚，都知道车子还在前进。为什么在农业生产上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人听到农民要求责任到户，就叹气说：“群众觉悟低了，思想倒退了。”这也不符事实。在战争年代，革命还没有胜利，农民就愿意把自己最亲的人送去当兵，把自己收的最好的粮食拿出来支援部队。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多受了30年党的教育，反而觉悟低了呢？不是的。现在农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要求责任到户，是想自己增加收入，更是想为四个现代化多生产大量的农产品，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在“解放思想”之后，思想进步的一种表现，决不能叫做“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农业上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这统统是沿着现实的道路，跨出勇往直前的步伐，并不是“倒退”！
肥西县不过是一个110多万亩土地的县，人口也不过73万。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一季就多收了8000多万斤麦子，这在发展生产、促进“四化”上，是一件大事。我希望大家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以便领导上做出决策，以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的上升。
（1979年8月16日于黄山岩音小筑）
① 此份报告是上书中央的第二份报告，于1979年9月1日寄送中共中央，11月22日载于安徽省社科院主办的《江淮论坛》（内部文稿）第3期; 1981年4月编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包产到户资料选》第一册; 并于1986年12月获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安徽省1987-198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三篇上书：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1979年11月26日）
10月中旬，省政协介绍江城、玛金同志和我 到六安地区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从沿淮的冲积平原，到大别山区，直至巢湖之滨圩区，行程2000余里，历时1个多月。这时正是万山红叶、三秋大忙季节。所到之处，从县委到农业社员家里，都在议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有的地方争论异常激烈，对生产有极大影响。
一、责任制对生产的促进
几个县、区的产量对比
六安地区直至今年6月下旬，才下了一场大雨，基本上解除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的威胁。但大部分地区，早、中稻因缺水没有播种或栽插失时，又加上初秋的低温、多雨、虫害，除夏粮生产外，仍然是一个灾年。据六安地委介绍，今年粮食总产约为42亿多斤，比1978年少1亿斤。至于六安地区各县之间，产量的增减则差异很大。凡是对责任制抓得比较紧的，就增；凡是过于谨慎或摇摆不定的，就减。霍邱县在实行责任制中，曾犹豫反复，今年预计就减产2亿多斤。而受到同样自然灾害的肥西县，由于贯彻责任制比较认真，特别是因为部分地区实行了责任到户，今年则增产粮食7000万斤以上，是六安地区7个县中增产最多的。
这种情况，从夏粮生产的数字上，看得尤为明显。肥西县去年秋种时，从山南区开始90％土地都责任到户（夏收后责任到户面积缩小40％以上）。因此今年夏粮，一季就增产了8825万斤（1978年5175万斤，1979年14000万斤）。而比肥西多75万亩土地的寿县，夏粮增产没有超过肥西。全年增产总数，还不到1600万斤。至于霍邱县，土地面积比肥西县多98万亩，而夏粮则比肥西少收2825万斤。
霍邱今年产量何以减产2亿多斤？据县委介绍：去秋各地搞责任制时，他们“怕倒退”，只在个别社、队搞试点。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下达后，又一下子在80％的队搞到组。但“搞的粗糙，怕倒退的顾虑在干部中没有消除”。《人民日报》在3月15日发表了张浩的否定责任制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绝大多数干部认为张浩的文章是对的，未划组的不划了，已划组的也‘和头了’（即收回到队）。”虽然后来县委发现责任制确能增产，又在大部分社队搞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但几经反复，大量减产的局面已无法挽回。
从舒城县与邻近这个县的肥西县山南区对比，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舒城县耕地是67万亩，今年夏粮只增产2424万斤，山南区只有15万亩土地，今年夏粮却增产1961万斤。再以秋粮比：舒城今年总产只比去年增产400万斤，实际上秋粮减产了2000多万斤。而山南区的秋粮则增产660多万斤，今年总产则增加了2600万斤。舒城县的水利、土壤等生产条件，一向比肥西好，这是人所公认的。今年何以比不过山南一个区，主要原因就出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
哪一种形式责任制增产幅度最大
据各县同志们的介绍，按照他们的调查的结果：“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比在队里‘大呼隆’强。”但也都反映，责任到组，“还有个‘小呼隆’的问题”。只有责任到户，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这种看法，连最怕犯“倒退”错误的霍邱县，也不否认。他们在县委介绍情况的会上说：“我们对周集公社园艺大队各种形式责任制进行了调查，只有全部包产到户的一个队，增产又增收。”并且还详细介绍了西皋公社小台大队田师荣一户，9口人，包15亩地，没有强劳动力，但却“净收入粮食1万多斤，款1000多元”。其他各县也都有这类一年产量大翻身的事例。责任到户已占40％以上的肥西县有人反映：凡是到户的社队，普遍增产增收，有50％的户，粮食和经济收入，比往年要翻一番。
肥西县官亭区江夏公社在几经反复中也证实了这个问题：这个社219个生产队，14775人，总耕地26729亩。去年秋种时都是分到户干的，今年夏收一下子比1978年增产264万斤（1978年夏收96万斤；1979年夏收360万斤）。但他们在夏粮丰收后，根据中央31号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猛一下都收回到组（219个队中有38个队未收回）使11000亩中稻，要减产300万斤以上。公社党委赵书记发现这种严重情况，为了挽回大局，采取了“一竹竿插到底”的方法，又将219个队全部责任到户。这样才稳住了晚稻生产的形势。据区委黄书记说，虽然挽救较快，但全年总产，把夏粮增产的264万斤赔上，还要减产100万斤。赵书记原是坚决反对责任到户的，他曾几次批评邻社官亭公社书记杨传华不该搞责任到户，并在区委会上要追杨的后台。但江夏公社的产量，与只有一河之隔的官亭公社高庄大队相比差的多。高庄大队今年夏、秋两季丰收，共增产70多万斤。
夏、秋两季都获丰收的山南区
山南区15万亩土地，今年也遭受春旱、秋霖与虫、雹灾害，因为它90％以上责任到户，今年仍然增产粮食2628万斤（1978年总产8420万斤；1979年总产11048万斤）。夏粮增产是1961万斤，秋粮增产667万斤。对国家贡献：1978年是2400万斤；1979年为4000万斤。集体经济的积累：全区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折款三项全年准备积累50万元。而过去20多年，这个区除双丰大队与向阳生产队这两个单位有积累（是县里树立的大队与生产队的标兵单位），其余的队，帐面上年年留积累，实际上秋季留，春季就没有了。社员收入：全区人均收入由72元上升到99元，每人增收27元。据区委汤茂林书记介绍，这个数字是根据上报产量计算的，目前还未搞全面的分配核算。按区里在沈店大队搞分配试点推算，全区今年的积累要达到80万元，人均收入可达到百元以上。
为了搞清是否普遍增产增收，我在山南开了烈、军属，干、工属座谈会，一户一户的算帐，除个别户有特殊情况外，收入都比过去增加。至于经济收入一年翻番的，各个社队都有这样事例。如金牛公社塘西生产队，1977年人均粮食650斤，1978年550斤，今年为1200斤；1977年人均收入为81元，1978年为70元。今年队里赵本香一家3口，每人可收入400元。另外周隆芳一家7口人，只有母女3个人都是半劳动力，去年透支队里170元，今年不但不透支，每人还收入200元。
两个大翻身大队
在官亭区，我着重到官亭公社两个大队调查。官北大队，在这个社10个大队中，是中等队。去年秋种时都责任到户。今年共收170万斤粮食，比1978年增产40万斤。过去，全大队一般年景人均口粮是500斤，今年是800斤。这个大队殷仓生产队，一般年景粮食只收10万斤上下，今年收了20万斤，翻了一番。过去年年有20％透支户，今年没有一户透支。全队29户，有27户收入翻了一番。另两户是工、干属，外面有经济收人，家里劳力弱，包产的田少，所以未翻番，但得的粮也由过去每人500斤标准口粮，增到每人900斤。全队征购任务2.7万斤，夏粮就卖给国家3万斤小麦。这个队过去包括下放学生的公房，只有8间瓦屋，今年社员已盖11间瓦屋。还有几户买了瓦，正准备盖。官北大队今年已盖新屋111间，其中瓦屋有75间。
另一个高庄大队，是这个社里比较穷的。其中有个小高庄生产队，最穷，71口人，欠国家贷款就有7000多元，还欠粮债5000多斤。由于这个大队15个生产队，从去年秋季就有14个生产队责任到户（另一骑路生产队以组生产），今年增产粮食70.5万斤（1978年总产99.5万斤，1979年总产170万斤），只有未责任到户的一个骑路队未增产。据骑路队自己估计，比别的队要少收三分之一。我到这个大队是同区委黄副书记、公社党委杨传华书记一道去的。我们一项一项核实队里的收支，这个穷大队，今年比过去正常年景要多贡献给国家50万斤粮食，收入翻一番的户有70％。大队会计夏明权家今年除去各项上缴任务、开支之外，每人得1200斤粮，人均收入350元。夏说：“照我家这样一年收入翻几番的，在我们大队有四、五十户。”他又说：“从今年秋种的数量、质量看，我们大队明年总产量将要超过200万斤，比正常年景翻一番还要过头。”
我们离开夏家的时候，杨书记要我到最穷的小高庄队看看。一路行来，看见许多村庄草屋都陈旧不堪，穿破衣的人也不少。但从场地上看到的大堆稻草与成群的家畜、家禽，又使人确信，这个大队真翻身了。
我们走到小高庄生产队，看了几户人家，都是囤里装满了稻、麦，屋里到处堆着花生、豆子、芝麻、棉花之类。杨书记向我说：“这个队一般年景只能收四、五万斤粮，穷灰了。今年麦、稻二季收了10万斤，一年就翻了一番。”出乎我意外的是，杨在走进队长梁自传家里时，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杨郑重其事地说：“老梁啊，今年你们货收的实在，可以收一下了吧！”梁是个50岁开外的老实人，见我们来了几个人，以为真要收田了，手里端着饭碗，一下愣了半天，说：“哈，书记，瞎讲！象吃小糖一样，才舔到一点甜味，怎么能收？”逗的一屋人都哈哈大笑。接着杨问梁的老伴：“现在不跟老梁吵架了吧？”梁奶奶笑着说：“现在不吵了，以前我看着生气，老是骂他：你作孽！搞的家家都没得吃，还当什么队长？现在翻身了，还吵什么呢？”又引我们笑了一阵。在回来的路上，杨又说：“前四年老孟（前任公社书记孟祥麟）在这个队蹲点，动步就把信用社主任带着来给他们贷款，调公社拖拉机来给他们打水，还发动街上商业人员来帮他们干活，都没有把这个队搞好。我这两年，一见老梁到公社去，头皮都炸，没想到责任到户一年，我们没烦神，他们就翻过来了。”
二、对责任到户的认识
我6月份到肥西参观时，就有人说，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把集体的生产资料定到户，要各户按统一的计划生产、交售、积累，实质上是责任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一种管理形式。但也有不少人说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定会出现“穷的穷，富的富、帮的帮，雇的雇”，一定会出现“两极分化”，“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等等。这一次在肥西，这些议论大大地减少了。现在最反对责任到户的人也只是指责它是上级的文件不许搞的。在还没有搞责任到户的地方，因是从想象出发，指责较多，加起来恐怕有几十项。但最主要的，还是“用牛累死牛”、“用水打破头”、“破坏集体经济”、“影响机械化”等等，并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说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减少了。肥西县政策研究室11月2日打印的《肥西县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情况统计表》中，已经把“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正式列为四种责任制当中的一种。实践证明，肥西县有些区、社搞了一年责任到户，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是有利无害的。肥西县政策研究室主任魏忠说：我们县大多数干部对包产到户认识过程有五个阶段：开始时“反对”；接着是“犹豫”；到夏粮大丰收时就开始“同情”；7月份县里准备收回，大家就很为“留恋”；现在是公开“支持”了。
三、责任到户是怎么产生的
我开始认为，肥西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次了解，在巢湖边上，有些水利条件很好的，他们也强烈要求到户，我感到不理解。有人解释：“中国农民几千年单干，成习惯了，一放松，他们就想搞到户生产。”这个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我在50年代刚办农业合作社时，亲眼看到好多农民未得到批准，就自动的办起“自发社”，他们对旧社会的农业生产那一套，是并不留恋的。还有人说，要求搞到户的，都是些产量搞不上去的后进社、队。但山南区有个向阳生产队，每亩平均产量是1000多斤。去年每个劳动日1元，每人口粮得1000斤，人均收入是187元，一向是全县学大寨的“标兵”队，现在也强烈要求分。我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曾经追根究底。这个队队长王方山说：“是受周围队包产到户的影响。”公社王立恒说：“也不尽然，过去我们抓的太紧了，这个队过去一年只有年三十、年初一两天歇时，其余时间，哨子一响，迟到就罚。”我相信这些理由，但还有疑问，就访问了家住向阳生产队的公社会计卫公兴。他说：“现在我们全队社员都要求到户，要求强烈，看来阻止是不行了。原因是：一、这个队积累太多，分的东西中占40％多一点；二、生产队干部一年拿400多劳日，不干活，把生产队的钱，随意开支，太快活了，社员不服；三、这个队的土地多，田亩面积大，还有潜力，分到户粮食还能多收；四、不在一起绑着干，可以抽出三分之一劳力搞工、副业，收入还能大大增加。”
对于上述理由，我是能够理解的。但到了金寨县后，我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个县55万人口，只有34万亩地，每人只摊到6分地，但那里也有强烈要求到户的问题。10月24日，江城、玛金和我，随县委副书记汪光联来到与河南交界的深山区，到双河区委刚坐下，区委书记就请示汪书记说，有一股要包产到户的风，传染很快，我们顶不住。问怎么办？把个汪书记搞的无法解决。到南溪区时，听说这个区责任到户风更大。有个南湾公社，125个生产队，几天没有抓，一下全分到户了。22、23日，区里在南湾开了两天有300多人参加的大会，“刹”了一下。据说生产队干部答应去收，但汪书记在汽车上指给我们看说：在这样大忙季节，你们看男的在地里打扑克，女的纳鞋底，就是南湾公社的。据说这两个区有一半以上社队，都分到户了。区、社干部在“刹”的时候施加了很大压力，问群众：“你们想造反！”社员说：“我没有拿枪，就算造反啦！”斥责生产队干部：“你们想当保甲长！不要党籍啦。”泗河公社有个生产队长说：“我愿坐班房，不愿收。”在南溪区委会我们从区委附近几个生产队请来十几位干部和老年社员，开座谈会。已责任到户的生产队反映，他们麦子、油菜已种完了。未责任到户的一位队长说：“讲起我的队是个大笑话，到现在板田还未犁！”参加这个会的南溪大队书记洪寿太在会上讲：“关键在于上级，如再不管，今年冬是过不去的。都要分，坚持不住。”在这个红军老根据地里出现这样大的责任到户风，使我深为惊讶！我在会上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受肥西县的影响？”大家说：“我们不知道肥西县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受田里的影响：那一亩田分到户，就能收两亩田的粮食。”一句话使我想起了几句名言：“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当它还有发展余地的生产力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以前，新的生产关系，也决不会出现的。”原来，在各处鼓励社员要求责任到户的，不是什么人的意志，而是客观经济规律在那里进行顽强的斗争。
四、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几个县里，争论是激烈的。反对的人说：“不论包产到户能收多少粮食，中央文件不许搞，我作为一级党委负责人，要不要服从中央？”赞成的人说：“中央号召要我们解放思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包产到户能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符合中央要求，为什么不能搞？”这种意见，霍邱、金寨等县都有，在介绍情况会上，有的同志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现在群众都知道了，不给包产到户，叫我们向群众怎样解释？”有的人一口断定：“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倒退！”反驳的人说：“你在哪里见过生产资料是集体的单干户？责任到户是以户为单位负责管理好集体的耕地，按国家计划生产，向国家提供粮食，为生产队提供积累，这不但不能叫单干，也不是单纯的包产到户，而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听说还有一位老同志，在县里一次三干会上说：从井冈山到现在，就是为的合作化，你们把共产党的田分了，这是方向、路线问题！会后一个反对责任到户的公社书记去吓唬另一个赞成到户的公社书记说：“你听见了没有？分共产党的田，你好大胆！不要党纪国法啦？是钢家伙你就去干！”由于把责任到户问题，说得这样严重，一位管农业的县委书记和我们谈话时说：“包产到户如能搞几年，不但农业可以大翻身，就是我们这些荒山。也可以绿化了。我过去搞责任田，被斗怕了，现在没有文件，不敢冒这个风险。我今年50岁了，只想弄个40分保本，不抠底就算了。”责任到户受到这样大压力，对生产影响很大。想到户的队，硬压着不准到户，社员消极等待；已到户的队，因为怕收，心里不定，也影响生产。万里书记10月中旬在听取六安、巢湖、滁县地委工作汇报时的插话记录，在肥西透露之后，大家认为万里同志在农业问题上这些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的。11月1日，在肥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有人要求县委在会上传达。但有一个区委副书记，竟在这个会上，公开指责这个插话是错误的，因此这个插话记录，在肥西县还没有公开传播。11月8日，我在山南区时，遇见官亭区巨新公社英雄大队书记陈本山，跑了几十里路，来向汤茂林书记打听消息，问万书记的讲话是真是假？当汤书记说是有这个讲话时，陈本山同志非常激动。他告诉我说：“现在放心了，我们大队去年包产到户，今年有70％社员经济收入翻了番。只要再干两年，农民都要富起来了。”他接着又说：“不过有个问题，这样下去，相比之下，干部和工人待遇增加太慢了。”他略停一下又说：“但是党中央会考虑到的，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大队干部能有这样见识、胸襟，使我深为敬佩。他走后我问汤书记，才知道他土改时就当过村长，原是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他的大队过去也是学大寨最积极的，一直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由于生产一直搞不好，去秋他大胆地一下把田地都包到户，今年果然弄个大翻身。他是坚决拥护万里同志的意见的。
五、干部的愿望
我们所到7个县，绝大多数县、区、社、队干部，都迫切希望中央和省委对责任到户问题，早日做个决定。他们认为如果再继续宣传“生产队自主权”、“民主种田”，要求责任到户的社员会越来越多，是无法禁止的。过去受批判“责任田”的影响，以为一旦责任到户，就后患无穷。所以，常常把责任到户说得非常可怕。经过一年实践，凡是责任到户的社、队，除了为国家多贡献了农产品，集体和社员都增加了收入外，并未出什么纸漏。因此肥西县的一位干部提出，希望下次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能在“第三十六条”计酬形式的三个“可以”之后，加上“也可以责任到户”7个字，只要这样。不要国家增加任何投资，每一个字都可以为国家和农业社从自然界里争来许多万吨农产品。并且说，如果上面不准搞，群众又坚持要求搞，“我们夹在中间，工作没法做。”
六、几个具体问题
是不是瓦解了集体经济
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经济，指的是按计划发展生产，为国家提供农产品，为集体提供积累，为社员增加收入。六安地区7个县提供的资料证明，凡是责任到户搞了一年的社、队，都达到了这个要求，是壮大了集体经济，不是瓦解了集体经济。霍山县有个古佛堂公社高佛庵生产队，只有55口人，水旱田地42．5亩，穷得没有人愿当干部。公社替它从外队请过两任队长，也没有搞好。这个队田种荒了，山砍光了，人心散了，大家认为它已没有法救。去年全队一共只收1．8万斤粮。今年责任到户，一下就上升到33617斤，比去年增87％，除交售部分，还提取积累320元，社员口粮，也由去年人均216斤增加到557斤。现在这个队虽然不是集体上工了，但却有人当队长了，集体经济是发展和巩固了。
是否架空了生产队
责任到户的队，社员使用的土地，是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承包的，耕牛、农具是生产队统一交给社员使用的，社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计划生产、上交各种农产品、提取各项积累的，水利也是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的。生产队长并不是无事可干，更没有架空。过去生产队干部可以不干活或少干活拿大工分，可以随意开支、挥霍，甚至有个别人侵吞公共积累，还可以命令社员什么时候上工，什么时候下工，动不动就扣人工分，用强迫手段种田。现在这些事行不通了，架空的是这些东西，实在都是好事。过去有的地方社员编了个歌谣：“队长用钱一句话，会计用钱一笔划，社员用钱求菩萨。”干、群关系不好。现在生产队干部与社员一样干活，干、群关系融洽，生产队这一级组织在社员中威信也提高了。
能否对国家增加贡献
肥西县责任到户的区、社、队，从干部到社员，异口同声说只要到户搞三年，各种农产品都要翻一番。而多收的农产品，绝大部分都要卖给国家。今年6月我在乡下就听农民讲过：“只要让我们责任到户，就不愁粮食，哪要漂洋过海，到外国去买。”根据我这次调查，凡是粮食增产30％的地方，卖给国家的粮就要增加一倍。如果农产品能增产50％，卖给国家的数量就要加几倍。农民对党是拥护、信任的，他们并不想把农产品收藏起来，不交给国家。
积累问题
根据各县的介绍，20多年来，生产队的积累，帐面上年年有，实际是不存在的。只有极个别的学大寨“样板”队，才有公积金、储备粮，这次在肥西县山南、官亭两区，看到他们正在筹划把各个队的公积金存到信用社，把储备粮存到国家仓库，并且还发给社员每户一个 存折，不准生产队随意动用。这个办法很受社员欢迎，都说从此真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积攒基金了。
“五保四属”问题
我在山南特意到敬老院去看望一次，又开了两次“五保四属”的座谈会。大家反映，包产到户，送给五保户的粮，比过去在生产队慢了一些，但并未影响他们的生活。原因是大家都还有粮吃，社员又正忙着秋种，而且有些队分配还未搞。山南公社对五保户照顾标准是：一个人由生产队给600斤粮，60元钱；国家发救济款时，还可以分到。关于四属，一般责任到户收入都增加了。有个别烈、军属，劳力弱，地分多了，有困难。公社正在研究订一制度，统一补助和照顾的标准。烈、军属反映，他们都愿意包产到户。有的军属劳动力强的，今年收入，比过去分的东西，大大增加，非常高兴。至于工、干属，过去每年每户都要向生产队交透支款100元以上。人口多的，要交300多元。据反映，今年的农产品收入，都比去年多50％，甚至一倍，而给生产队的透支款，不要交了。农忙时请人帮忙与买肥料的钱，比交给生产队的钱要节省一半。我问了许多干、工属，他们都积极赞成责任到户，也有极个别人不想分到户的，原因是怕烦神，或者没有干活的习惯，怕出力。
牛与农具问题
今年春季，土地分到户，干部又不敢帮助制订制度，确实有“累死牛”的。山南公社830头力牛中，就死了5头。公社发现后，及时作了处理，有两头是属于新陈代谢的，对3头累死的牛，由几家用户共同赔偿，并向全社广播。从那以后，就没有再死过牛了。现在已经有制度：生产队把牛与农具折出价，交社员使用，一头牛的用户，很自然的成了耕作组。耕作组每年向生产队交折旧费。例如一头牛折价 500元，规定每年交100元折旧费，五年之后，牛就是耕作组几户社员自己的了。如才用到三年就死了，耕作组就要赔款200元，农具也是按此原则类推。
用水问题
今年春季，也确实有因用水打架的。但现在都已有了制度：大的 提水站和灌溉渠是社、队管理的。一口塘或一个涵口，灌溉哪些土地，事先由生产队定下来，由用水户公推一个人，管理蓄水、用水，大家凑钱给他作为报酬，搞的井井有条，没有人再为这些事闹什么纠纷。我问了几个公社，都说现在吵嘴打架的，要比在一起干活时，少一大半。原因是过去常为评分、扣工分、家畜、家禽下田争吵，还有在一块干活，造是非时候多，也是吵嘴打架的原因。现在各干各的矛盾少了。我在肥西时正值秋种紧张季节，看到社员三三两两晚上要干到10点，早晨4点赶月亮头又下地了，哪里有空吵架？肥西芮店公社干部对责任到户概括了几句话道：“工效高，质量好，社员之间少争吵。如果再干三、五年，城里姑娘要往乡下跑。”
工、副业问题
现在还有人说，包产到户能增产粮食，但社、队工、副业搞不起来了。我了解几个公社，凡是摆样子供人参观的工、副业摊子，确实都搞垮了。因为社员不愿意再拿钱出来做这些赔本生意。凡是能增加积累的，今年都比往年搞的更好。官亭公社社办的工、副业，去年产值是80万元，今年要增加到120万元。高庄大队有5台轧米、饲料机，办了两个加工厂，共用5个人。过去每年收入只够修机子花费，5个人一年825元工资，还要大队摊到生产队里出。今年把产值包给这5个人，超奖减赔，结果还上交大队纯收入3100元，由亏转盈了。
致富之道问题
农村如何才能富裕起来？这是我向基层干部与群众请教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将来彻底改变农村面貌，当然要靠机械化、现代化。按目前的条件，尤其是低产和多种经营上不去的地区，大家以为只有把土地责任到户，让田地多收些农产品，让绑在一起的劳动力腾出一部分，搞工、副业才有希望。
已经搞了一年责任到户的山南区区委汤书记说：要把农村搞富，光靠粮食富不起来，靠提价也不行。重要的是要搞多种经营，以定额管理、按件记工的方法，使工、商业与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才行。汤对山南区作了个估计：如责任到户能搞几年，粮食产量可由多年徘徊在一亿斤以内增加到两亿斤。但更重要的是在粮食翻番的同时，能抽出30％的劳力搞多种经营，这样就能很快富起来了。
七、分配问题
以上几个具体问题，在不准责任到户的地方，把它说成“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在肥西的山南、官亭两区，已经无人谈论，因为实际上已经都经过社员讨论，有了解决的办法。在责任到户比较多的肥西县，现在倒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分配，这件事目前在肥西议论纷纷，从县、区、社、队干部直至责任到户社员，都赞成大包干式的分配方法，就是每一户社员，按承包合同，向生产队拿出七大缴（一、征购、超产、储备粮；二、油料；三、棉花；四、肥猪；五、公积金；六、公益金；七、生产队提留），其余都分给社员。这种办法简单易行，分配时，生产队只要一份表，每个社员家里，不要搞“一年早知道”，他也能知道自己一年能收入多少东西。据说这种办法上级不同意，说这样搞怕人家说“象单干”，面子上不好看。要按定产量、定工分、定生产成本、定口粮标准等一户一户、一项一项算好收入，及应得的工分、口粮等等，然后再放到一起分配。这样一来，每个生产队要填四、五张表，每户社员也要填几张表，算来算去，其结果与大包干分配，没有多大差别，费时伤财，就是为了追求在一起分配这个形式。大家反映：这样搞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目前肥西县正准备调3000名大队以上干部来干这件事。金牛公社有个副书记向我说：“我在农村干这些年，给这样一算都算糊涂了。实际上对每户的收入、支出以及他们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在责任到户时，已经考虑过了，在分配上何必又搞这个形式？”
八、几点意见
我与江城、玛金同志三个人这次六安之行，都长了不少见识。虽然中途玛金同志赴京开会，江城同志因事返肥。但我们一起走过了大部分行程，一致以为：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下，安徽这两年农业还能稳定地向前发展，集市贸易繁荣，人民生活改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7个县的同志们，在主观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好。但从整个农村经济的实力以及少数干部的思想倾向来看，又使我们产生一个“大病初愈，余热未清”的感觉。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我们认为：
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农村中还要深入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以扫除极“左”路线在某些同志头脑中遗留的严重影响。只有这样，干部思想才能彻底解放，才能从实际出发，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现在不从经济实效出发，还在抽象地谈论方向、路线，从概念出发，等着上级指示办事的人，仍不乏其人，对生产发展影响很大。
二、省委关于农业经济政策的《六项规定》，对落实生产队自主权以及按劳分配原则，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一些地方，至今还认识不足，对社员的正当要求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仍然采取硬压的办法，甚至造成大量减产也在所不惜。我们希望在贯彻三中、四中全会农业文件的同时，要强调一下上述两项原则，对那些违背生产队自主权、违背按劳分配原则，造成损失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负经济责任。
三、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一样对待。我省今年夏粮增产百分之二、三十的社、队，都受到表扬、鼓励，但是责任到户的地方，有的区、社、队增长两、三倍，却没有人敢表扬。肥西县山南区，是六安地区今年农业增产最突出的尖子，应当说，山南区委是对农业发展速度的严重性、紧迫性，理解得比较深刻的一级组织，但受不到应有的鼓励。区委书记汤茂林每次到县里开会，总是不敢吭声，低着头听人家冷嘲热讽，这是很不正常的。请省委调查这个问题，予有功者以应得的奖励，以促进农业生产加速前进。
我没有搞过农业，知识也极有限。为了对四个现代化尽匹夫之责，竭诚上报。因是走马观花，错误和不当之处，更加难免，请批评指示。
① 此份报告是上书中央的第三份报告，于1979年11月26日写成后直寄中共中央，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加按语全文印发。之后，新华社安徽分社根据郭崇毅自1979年7～11月4个月内三次上书党中央的报告摘编成文，以《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为题，刊载于1980年4月19日《新华通讯社文稿》第99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