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喜啖泡菜是出了名的，据说人均一年要吃掉35公斤泡菜。由于天气原因，前些日子韩国发生了泡菜危机，一棵白菜竟卖到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0元)。差不多同时，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也在不断攀升，什么“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轮番爆炒。经济学者马红漫发现，如何应对这种不正常的价格上涨，中韩两国的方法截然不同。韩国是政府高官与民众共同努力应对，总统带头用其他菜类代替大白菜做泡菜，并取消了以往的进口关税限制，鼓励大量从中国进口白菜以平抑菜价。而中国呢?许多地方只有一个“罚”字。以绿豆为例，调控部门曾在2010年7月初集中处罚了几家涉嫌操纵绿豆价格的交易商。“然而看似强势的监管措施，不仅没有服众(交易商对处罚并不认同)，更没有抑制住价格的上涨。对此，马博士十分纳闷：相比泡菜之于韩国人，绿豆和大蒜并不是中国人饮食的必需品，按说调控起来更容易些，可政府为什么就不知用市场调节的方法，譬如说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鼓励企业从缅甸、泰国、印尼等国大量进口绿豆以增加供给平抑物价,而只会采用行政处罚手段呢?

马博士的疑问其实也是我的疑问。不要说韩国了，回顾解放初，为了反击上海投机商人哄抬米、棉、煤炭价格，中央财经委的陈云和上海市长陈毅密切配合，“一收一抛”，主要运用的就是市场杠杆。先是紧缩银根，然后从全国各大区调拨了大量的米、棉、煤炭，选择适当时机，集中低价抛售，迫使投机商不得不竞相贱价卖出所囤货物，越卖越贱，损失惨重，从而成功地维护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老一辈革命家戎马一生，哪有时间攻读经济学博、硕士学位，何况又是阶级斗争的年月、计划经济的时代，尚知巧妙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如今新时期了，各类“经济学家”多如牛毛，政府又有各种智囊团、智库什么的，且大大小小官员多有各类经、管博、硕士学衔，怎么应对一些并不很棘手的经济问题都力不从心，且方法愈来愈简单、粗暴、笨拙，搞得民怨沸腾呢?怎么一谈到发展经济，就只知道强拆民居，撤村圈地，大搞“土地财政”，还说什么不强拆，就没有知识分子的饭碗，就没有“新中国”呢;怎么一谈到节能减排，就只知道“一刀切”式地对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拉闸限电呢;怎么一进行经济调控，就只知道增加税赋或处罚，千方百计掏老百姓腰包呢……一句话，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执政能力怎么就这么低下呢?

要说组成政府的人员都是笨伯，并不符合事实。我接触过政府的一些官员，发现他们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有人说，那是因为决策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并迷恋于运动式的施政所致。这不错，但架不住再追问一句：改革开放都30年了，科学发展观也喊了一些年头了，决策为何还是这么个水平呢?想来想去，我以为主因恐怕还是相当部分的官员不在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无心踏踏实实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调查问题，因而最后也就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我的一位官员同学曾亲口对我说，现在政府官员能把3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就不错了。虽说他也强调一些类似于“接待也是生产力”的理由，但谁都知道其背后的官场真实生态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执政理念恐怕就已不似当年。罚字当头，潜意识只是为了强化部门利益，至于能不能奏效，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根本就没人考虑;而开征税负的思维，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是以民生为念。其次，官员升迁机制也出了问题。埋头苦干的人没有前途，跑官买官、溜须拍马的人却大行其道，久而久之，谁还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官场上能不劣币驱除良币吗?最后，还有问责制的隔靴搔痒，形同虚设。譬如像媒体报道的600万吨铬渣堆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造成重金属污染这样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即使有关部门早在2005年发过通知要求治理，也难逃失职之嫌。如此重大问题，行政管理部门岂能只是发发通知、文件了事?追踪执法检查了吗?责任落实了吗?显然都没有。以至于给经济作物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后果，也给后面的几代人带来极大的生态困扰。这要在国外，早就引发舆论的汹汹问责了，更会有人为之辞职谢罪甚至担当刑责。但在我们这里呢?只要不立即死人，媒体写段报道，时评家表示点担忧，就算完了。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如果还想实现强国梦的话，官员难在状态的现象该引起高层和各级领导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