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堪称一语中的。鲁迅博大的精神资源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奴隶地位的痛苦体验，和对于奴性的尖锐批评。这种品质当然是殖民地人民最为宝贵的品质，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反抗包括国内强权在内的一切强权的宝贵品质。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成长经历，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始的。1898年，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的那一年，鲁迅17岁，刚刚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进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中，有条件全面了解天下大势和中国境遇。

我的判断是，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前途的绝望，是从变法失败开始的。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生涯，也恰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界所有的绝望体验、沉沦气氛，都在鲁迅的内心沉积下来，成为他日后思考中国文化、寻找民族前途的基调。

大兵压境的时候，谁都会处于反抗侵略的亢奋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绝望与沉沦。殖民压迫和掠夺缓解之后，那一代精英人物发现中国依然自救无门，这才细细思量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觉得果然中肯而准确。

由此更加确信，那能够将我们打败的种族，的确具有物质的、军事的、种族的、心灵的、道德的、文化的种种优势。既然古老的文化不能帮我们收拾残局、重振国威，何不归依处处拥有优势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借助他们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不足，借助他们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

于是，崇洋迷外的心理定势和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就顺势而成。

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免俗。他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对于外国权势和一切其他权势的抵制上，至于文化选择上，他也是崇洋迷外、全盘西化派。他企图将抵制西方权力和崇拜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可是他忽略了一点，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当鲁迅按照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中国的时候，当鲁迅按照《中国人气质》的一个个观点来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时候，这个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这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奴役。

面对手抱《圣经》、胸挂十字架、口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对中国人的种种污蔑与批评，面对带着有色眼镜、趾高气扬地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向中国人的心灵伤口撒盐的恶性，声称睚眦必报的五四精神领袖的鲁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如何辩驳。我们痛苦地发现，无力寻找药方、只求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竟然将这部充满傲慢、偏见与污蔑的《中国人气质》捧为至宝，按图索骥地“创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不自觉地给所有中国人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可惜，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说破这个真相。

崇洋迷外、全盘西化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崛起将是从反抗并改变这种宿命开始的。

GDP的增长只是中国崛起的铺垫，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从摆脱崇洋迷外宿命、挺起精神脊梁开始的。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中丑陋部分的批判都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吗？

可是其中的猫腻在于，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鲁迅如此虔诚地服膺于史密斯的“中国论”，必定会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留下后患。鲁迅身上，一直有一个悖论。他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精神上挺立起来，尽早摆脱西方的奴役，他这方面的急切和炽热是举世罕见的。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上彻底放弃自己，完全归化西方，才能求得国人的精神独立。这是一代五四时贤的共同认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可是，文化本来就是精神的载体，当我们将西方文化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不但无法挺立起来，相反，我们只会按照西方种族对于我们的命名来体验我们的内在生活，甚至只会按照西方种族的意图来安排自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角色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久而久之，我们只会成为真正的洋奴。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要么是胡适的信徒，要么是鲁迅的信徒。

这两个群体在具体的文化观念上不无抵触和对峙，但是，在蔑视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华民族性格、崇拜欧洲白人种族性格方面，他们却基本一致。

他们甚至将五四时贤对于西方文化的无条件崇拜，发展为对于西方国家实体的崇拜。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恶果之一。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比他们更加缺乏文化创造力。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

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这种洋奴相，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鲁迅的作品中，谁若是不接受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那受到的诅咒与今天的爱国贼颇为类似。

鲁迅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一辈子的创作，竟然如此严重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和支配，虽然我们相信他的主观意愿在于激励中国人摆脱外国人的奴役，可是它在效果上也许难免适得其反。

我们有意按照殖民主义者的命名来体验自己，只会越体验越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或主动或无奈地将他们给我们锻造的精神枷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

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

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是何其沉重，由鲁迅的创作可见一斑。

摘自：摩罗 著 《中国站起来》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1月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