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程:批评与学术创新

——对王泽龙的一个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1 次 更新时间:2010-12-21 13:37:43

邓程  

  

  按:此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0年11期

  

  看到王泽龙在《文艺研究》2009年12期发表的《新诗的困惑与选择——评邓程<论新诗的出路>》(以下所引王泽龙语均出自此文),第一反应是很高兴。这是一篇很严肃的学术批评文章,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批评者王泽龙很认真地读过我的著作,理论水平和文学判断力都很强。但是看完文章以后,又深感不 安。新诗的处境一直不佳,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陷入新的困境,危机重重。经历近百年的发展,在新世纪,新诗的名誉和地位更是达到历史最低点。面对新诗 的困境,为了寻找新诗的出路,有识之士纷纷献计献策,其中不乏殚精竭虑之作。我本人为了写这篇博士论文,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我很 高兴它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但王泽龙的批评却充满了误解。如果这种误解仅仅存在于对本人的著作的理解,那倒也问题不大。不过如果这种误解出自维护一种普遍 的流行的观念,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中,任何学术创新都将被既有观念同化或排斥,那么学术创新将失去意义。这将十分不利于新诗理论的建设,不利于新诗出路的 探讨。鉴于王泽龙对我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下面我就王文批评按顺序择要做几点解释,以就正于王泽龙及学术届同仁。

  

  一、关于实与虚的问题

  

  王泽龙一开始就说:“‘虚’与‘实’并非新旧诗歌的区别”,这句话问题非常多。如果我说“新旧诗歌的区别就是‘虚’与‘实’”,那么我的讨论就和信口开河的 研究差不多了。我在书里说过,古诗有一个由实而虚的演变轨迹,在唐代的时候,虚实达到平衡。而且,虚实甚至存在于同一首诗中,古诗中意境的形成就与此相 关。虚实是古代的概念,古代就有虚和实的区别,它怎么可能成为古今之别呢?至于新诗,就其中的现实主义而言,当然是实的,浪漫主义的有我,也可姑且称之为 实,不过说到象征主义,我同意王泽龙的看法,它也是虚的。当然,由于象征主义的虚实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书中没有提。这样看来,古今诗中都有虚实,虚实之 不能成为古今之别,就很显然了。

  王泽龙说:“邓著所论的‘抽象’与‘无我’就是体现‘虚’的两个中心范畴。”这个误解就有点大了。我用抽 象和具象两个概念,是为了区分现实主义诗歌与古典诗歌在多方面的特点,抽象是理性认识世界的方法,对应着现实主义,它从来就不是“虚”的。现实主义使用抽 象的方法认识世界,它同时以关注现实为基本原则。

  王泽龙批评说:“把新诗的历史描述为现实主义的写实历史,这是与近百年中国新诗多元复杂 形态的历史不相符的。”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一个批评。正如王泽龙所看出的,我的论述基本上止于新诗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而到80年代为止,新诗的历史基 本上是三分天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这些我已经在著作里说得非常清楚了,不知王泽龙怎么会认为我把“新诗的历史描述为现实主义的 写实历史”。

  王泽龙认为:“他认为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实践一开始就选择了西方写实主义的传统,导致了与中国古代诗歌以‘虚’为美传统 的背离。以‘虚’为美,脱实向虚大概就是他认为的中国新诗的出路之一。”这也不对。我从来没有认为脱实向虚就是中国新诗的出路之一,相反,我倒认为,新诗 趋于写实,倒是对古诗的一个纠正,古诗到了明清时代,已经严重脱离现实,比宋词还要“虚”,意象和语言都已经陈旧到腐烂的地步了。而且我并不认为实与虚的 问题就是新诗的出路问题。虚与实本来是古典文学的概念,但是新文学的领导者们在引进西方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喜欢以中国概念附会西方理论,虚与实就是一 例。从虚实到写实再到现实主义,这是概念的演变过程。敝著就解释了这个过程。我借这两个概念来辨析新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目的是证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古诗中并没有所谓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还有这样的批评:“他把现实主义的精神特征与具体手法常常混为一谈,正 是因为论者在概念上的含混,他把屈原与李白的诗歌都排除在浪漫主义诗歌之外。”王泽龙在这里说我概念上含混,还说:“他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兴’的问题,或 是‘意象’问题,或是‘意象语言’问题。在他的著作中这几个关键概念是较含混的,虽然有大量引证,但是没有自己的确切定义,也没深入讨论这几个问题之间的 联系。”类似的说法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的准备不够,特别是对转型后的新诗形态特征缺乏认知,大多数分析都显得匆匆忙忙,抽枝大叶,似是而非。再 则,从概念出发,硬套概念,混淆概念,为我所用的选取材料,而不是从文学史、诗歌史的历史形态或基本材料出发,造成了一些论证的片面性或武断性。”这是很 令我惊奇而且叹息的。因为我写这篇博士论文,所做的准备,思考时、写作时的重点,正在概念的辨析上。对关键概念做文学史的、哲学的、审美的条分缕析的分辨 和定义,正是敝著的特点和长处。敝著不是拼凑而成,不是一拍脑袋的产物,而是有严密的体系和周到的思考。至于说我现当代文学史知识不够,那更是让人吃惊。 谁敢说别人某方面知识不够?谁有这个自信?这些都不说了。下面重点谈一谈概念问题。

  首先,精神特征和具体手法是我着重区分的对象。

  我曾经在书里引用过马新国的一个定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它提倡冷静地观察、精确地描绘客观现 实,力求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邓程《论新诗的出路——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以下引文凡出自 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而现实主义的精神特征其实是不好把握的。看看陈独秀、胡适、废名等人的议论便可知道,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精神特征的把握也不是十分准确 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用古典文论的虚实来比附现实主义。为此,我特意拈出“抽象”这个关键词,从具体手法入手,来把握现实主义,这样就准确了。同样,浪漫主 义也一样。对浪漫主义,各种教科书都很宽泛地谈及其精神实质,而我则抓住其宗教的本质和自我中心的核心,这样浪漫主义的精神特征就一目了然了。至于浪漫主 义的写作手法又恰恰是不讲手法,因为浪漫主义本身是蔑视技巧的。象征主义的精神特征和具体手法的区别就更明白了,在我的书里可以说清清楚楚,这里就不多说 了。

  其次,我尤其注重定义的准确性。

  比如“抽象”这个关键词,我先是引用了《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抽象的定义,然后再对抽 象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层层剖析,对定义加以扩展和修正,最后归结为理性的非理性本质。又如“现实主义”。我先是对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最后引用马新国的定义,这样,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便完整而精确地展现出来。还有“崇高”这个概念,我先后引用郎加纳斯的定义,然后分析崇高这个概念的变 化,涉及康德和伯克对于崇高概念的细致而充分的发展,又联系悲剧理论,这样崇高这个概念便立体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再如“浪漫主义”也是一样,都是进行准确 定义,全方位地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美学的分析和探讨。可以说,全书的每一个概念都基本上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如果有哪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没这样做,请告诉 我?

  最后,我特别注意交叉概念、相似概念的辨析,可以说对相似概念的辨析已经到了细若毫厘的地步,任何含混都是敝著防范的对象。这样做, 正是对以往文学研究中概念含混、不加辨析随意使用概念、从概念出发、硬套概念、混淆概念、为我所用选取材料的学风的一个纠正。对概念的辨析甚至是敝著最核 心的内容。

  看看我是怎么辨析王泽龙所说的兴、意象、意象语言这几个“含混”的概念的。先是定义赋、比、兴,当然用的是朱熹的定义。然后从 汉到明清到现代,利用各家有代表性的观点,重点区分比、兴。这样,兴就不可能“含混”了,因为它没有可含混的对象。然后就产生了意象这个概念。我先是对这 个概念进行详尽的考证,联系各家言论,区分易之象与诗之象,然后联系比、兴,考察比喻的形象与兴的形象的区别,得出结论:为区别二者,兴的形象可改为专有 名词“意象”。至于意象语言,就很清楚了,我重点考察了从《诗经》、《楚辞》开始,联系林庚的论述,中国诗歌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的。为了 进一步对以上概念精确定位,我又澄清了用文化人类学的神话思维来类比兴的误解,区分了原型理论的原型与意象的细微差别。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最重要的事情来 了,那就是要区分象征与兴的不同含义,以及阐述其区别在文学上的重要意义。当然附带还有一些也很重要的问题,比如中国古典诗的含蓄与象征造成的含混的区别 等等。再比方说,现代文学研究里,有几个关键性的概念:文言、白话、口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从来都是含混地使用着,没有人追究它们的准确含义。运用语 言学知识,对这几个概念进行细致的清理,敝著应该是第一次。

  可以说,敝著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要把文学研究建立在一种可讨论的基础上,改变 那种文学研究各说各话、各不相干的局面。要使文学研究成为一个专业性的研究,去掉业余性的研究。文学研究应当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而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谁 都可以发表意见。为此就要对概念进行精确定位、深入辨析,同时对概念刨根问底、穷追不舍。对于文学的根本问题要敢于做笛卡尔式的怀疑和追问。文学研究的根 本问题是什么?文学研究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对作品的判断,这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对一个作品的好坏,能不能判断,怎么判断?这是一切文 学研究的基础。任何理论、任何批评都基于此。但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的途径。对此,我做了一点努力。首先,研究应该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应该具有直观性和 明见性。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与鲜明性与否就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对此,我详细分析了理性对事物的简化及其粗糙化、简单化的后果,而任何语言都必然是理性 的概念化的语言。因为任何语言都是概括,概括就必然要舍弃掉特点,这就是尼采所批评的理性的简化作用。能不能有一种语言不是概括?应该说完全不是概括不可 能。不过中国诗由于兴的作用,使得意象独立,它就最大限度地脱离了概括,而成了它自己。由于因此有了意象语言系统,它就区别于普通的语言,从而中国诗具有 最大的丰富性与鲜明性。这就是兴所带来的丰富性与鲜明性,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文学所不能及的。

  王泽龙提出疑问:“我们要问,邓著中讨论的唐 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中的‘人’,与宋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的‘人’在虚指意义上究竟有何区别?” 说到这两个“人”字的区别,是评论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中国古典诗词的由实而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从某一年某一天开始,但也并不是无线索可寻。 我在书里已经说得很清楚,阮籍诗可算是中国诗由实而虚的一大关节。经过南北朝,进入唐代,虚实在唐诗中达到平衡。宋词则不同了,在宋词中,虚实的平衡破坏 了,虚超过了实。我把它看成对文学批评史中著名的“诗词之别”问题的一个解释。至于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中的“人”,与宋词“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的“人”在虚指意义上究竟有何区别,倒并不重要。任何变化都很少突然出现,而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古典诗词这样一种特别注重继承的艺术形式 就更加如此了。当然,这个区别我在书里也已提到,在唐诗里“人”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意象,这和宋词里是不一样的(第20页)。

  王泽龙做出结 论:“用简单划一的‘实’与‘虚’来概括古代诗歌复杂的历史嬗变不合适,用‘写实’对近百年的新诗诗学与实践作概括也只会牵强附会。中国20世纪诗歌与传 统诗歌最具有异质性区别的是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30年代现代派诗人倡导的‘纯诗化’诗潮,把诗歌的朦胧神秘之美、象征暗示之 美作为审美原则;40年代的九叶诗人主张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把中国新诗导向的都不是一条以写实为主的道路。”

  用实与虚来概括 古代诗歌的历史嬗变合不合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的事,如王泽龙感兴趣,可以专文探讨,更欢迎古典文学研究者一起探讨。至于说中国20世纪 诗歌与传统诗歌最具有异质性区别的是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就不对了。我想,我在书里已经详细论证了新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新诗 与古诗的重大区别,它们分别是西方文化中理性和宗教在文学上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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