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反右”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2 次 更新时间:2010-12-17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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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进入专栏)  

社会与主义

在历史上,“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与法语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显然,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本为“众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应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失衡的思想

无论是突破自由底线的极左,还是突破平等底线的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出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2006年,笔者在柬埔寨旅行,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至今未愈的破败以及极端年代留下来的创伤。在首都金边,由于电压不稳,上网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时常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深受法共《人道报》熏陶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必须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它生产矛也生产盾。法国有罗伯斯庇尔,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萨特,也有阿隆。法国从来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谁会相信今日法国人真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国民阵线?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与力量。从这方面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能够自由组织,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语与法语中,“右”还具有“权利”之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的本质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使民众变得无知无为。

对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早期的人类,站起来行走,头顶星空、脚踩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行动者——人这一层面。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人始终如一是出发点。

换言之,“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摘自《重新发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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